人性与党性
「我的父亲罗孚」除了孝子替老父喊冤,一般香港人,看了可以了解一点点特区香港的最高统治者:当今的中国。
这部书,讲的是「人性」与「党性」的冲突。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共产党员比一般人多了一重「党性」。党性是什么?是对组织的绝对服从。组织今天由毛泽东称王,下面的人,要毫无保留的赞颂「毛主席万岁」,服从毛泽东思想交付下来的任务:即使是斗争、破坏、暴力,也不得异议。
明天,毛泽东没有了,换了另一个强人,路线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昨天是黑,今天变成白,党性的要求,是不得质疑,不准抗命,也是一样的服从。
这本书里的人物,都是民国过来的知识份子,他们有温情,也有理想。人性与生俱来:亲情、友谊、诚信,加上一点点是非分辨的常识。「人性」那只风筝,在天上自由飞舞,但「党性」那根透明的玻璃暗线,还牢牢抓在操控线轴的那个人手上。
别看那只漂亮的风筝,像蝴蝶,像大鹰,像一条龙,舞姿甚为轻盈,其实有一根线扯住。「人性」的风筝,想好风凭借力,「党性」的线轴马上收紧,不听话,真的以为天空任鸟飞?哈哈,你错了。
罗孚先生最初把大儿子送进大陆,是党性纪律的遵从。后来,觉得不对,把年幼的子女送去英国和美国读书,则是人性的挣扎。喜爱书画文学,尊敬知识份子的朋友,这份人情,是真的;但「党」要他统战,「多交朋友」,为了组织的利益和目的,此一党性的要求,偏偏又是冷酷无情的。
「我的父亲罗孚」讲的不止是一个父亲,而是一代民国善良而天真的知识份子,即使他们走出了大陆,也走不出心中的一座牢笼。读者认识的不止是一位父亲,而是一代悲剧,而且悲剧或换了角色,情节剧本依旧,还远远没有落幕。
罗海星逝世，往事涌上心头/林保华
罗海星因为参与“黄雀行动”，营救六四领袖时被捕，判刑5年。图为2009年6月4日于香港举行的六四追思会。
元月14日，网上看到罗海星病逝的消息，吃了一惊，他才61岁，怎么比我早走了？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有接触，也有共同的命运，因此在深表哀悼时，也必须为他写些什么，以志纪念。 (阿波罗网 www.aboluowang.com)
参与黄雀行动 罗海星被捕
最近“80后”成为香港极为热门的话题，香港年轻人虽因为支联会的“不想回忆，未敢忘记”而传承六四历史。但是作为六四一个插曲的罗海星事件，年轻人知道的恐怕噎不多了。因为这个敏感问题，连当事人都不想多提了，尤其在现在环境之下。而我现在作为中国的“化外之民”，不妨写一下。
海星是因为参与六四后香港的“黄雀行动”（编注：六四发生，营救六四领袖行动的代称），营救王军涛与陈子明时被捕，判刑5年。后来中国为打破外交孤立，邀请英国首相马卓安访问中国时，作为“礼物”，提前3年假释。当时为营救王军涛被捕的，还有刘丹红。刘到美国后，着有《情义无价》，讲述她所知道的情况。这是后话。
海星的父亲罗孚（罗承勋）是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党员，公开职务是《大公报》副总编辑与《新晚报》总编辑（两报一家，都是中共党报）。罗孚是中共在香港的统战老手，因为统战的需要，身段很软，与各界“资产阶级”人士多有交往，甚至美国驻港机构。但也因此惹祸上身，1982年被北京骗回广州政协开会时，以“美国间谍”为名将他逮捕。类似故事在文革期间太多了，所以现在搞统战必须“宁左勿右”，才可以保住自己。
党内倾轧 罗孚被冤
罗孚被捕后，我曾经在《星岛晚报》写了一篇文章，感叹为他仗义执言的反而是香港的右派文人，左派文人则噤声。而根据报社内朋友传出来的消息，当时揭发罗孚最积极的，是罗孚一手培养的接班人，现在出任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的曾德成（与立法会主席曾钰成是兄弟土共），使他们非常寒心。当时主持罗孚案的是负责华侨与港澳事务的廖承志（国民党左派元老廖仲恺、何香凝之子）。后来大概发现是一场冤假错案，然而当时处在中国要收回香港的敏感时刻，对港人信心会有很大冲击，所以判他10年徒刑，却在判刑一年后对他“假释”出狱，但又不让他回香港而待在北京，避免与香港人接触。
我与罗海星第一次见面，是在1988年9月21日。那时我陪同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傅利曼（Milton Friedman，中国译弗里德曼，香港译佛利民）与张五常教授访问中国，住在钓鱼台国宾馆；那天下午，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刚接见完我们。晚饭后回到宾馆，张教授接到电话，对我说，我们（不包括傅利曼夫妇）现在去见方励之。当时方励之噎是中共监管对象，钓鱼台宾馆电话肯定被监听，我有顾虑，然而老板（编注：指张五常，当时林保华先生在他研究室任职）兴致很高，我只好答应陪他同去。
来宾馆接我们去的，就是罗海星。当时他是香港贸易发展局驻北京首席代表，不过见面时，他并没有自我介绍，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他开了一部休旅车接我们去。到方励之住处，是夜里9点半后，电梯噎停开，我们徒步上楼，记得方励之住在11楼。到那里之后，才发现罗孚也在场。
宁可错杀 中共绝不认错
当时苏联著名的异议人士是核物理学家萨哈洛夫，1987年1月，我在《信报》“人在香港”专栏，把香港思想比较开明的左派人士称为“香港的‘萨哈罗孚’”，文中也提到当时刚被邓小平痛骂的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罗海星的单位，在北京可以看到《信报》，所以他把这篇文章传给他们看了。我一到，他们就知道“萨哈罗孚”的作者来了。
第2年六四屠杀，北京市长陈希同的报告中，这次赵紫阳接见傅利曼，成为分裂党中央的罪行之一。不久罗海星被捕。这段经历我就一直让它尘封，避免被无限上纲成为“反革命集团”而“一网打尽”。海星获释后，我曾问他，审讯时，有没有问他这段经历，他说没有。看来这与“现行”比较，还是小case也。
回到香港后，海星的生活一直处于不安定状态，因为被捕的纪录，他无法从事他熟悉的中港贸易；而最糟糕的，是几乎没有一个机构敢聘用他，因为担心得罪中共。1997前，《明报》一度聘用他，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但是可能受到香港新华社（中共在香港的权力中心）的压力，在他上班后，《明报》居然一直没有安排他的具体工作，他也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因此他不想让《明报》为难，而自动辞职。他也曾在报刊写评论文章，但是后来一位报刊编辑私下告诉他，新华社负责人打电话给报社，于是报社停用他的稿子。共产党声称对“阶级敌人”也是“给出路”政策，然而对这位红色家庭出身的罗海星，则是对他“宜将剩勇追穷寇”似地赶尽杀绝。
报复红色家庭 党不手软
随着“97大限”的临近，1996年1月2日的香港《苹果日报》头版刊出两则新闻，一则是“‘六四’曾入狱已没参与政治罗海星不获发回乡证”，一则是“专栏作家文章触怒‘某些人’凌锋两被没收回乡证”。凌锋者，鄙人。97前夕，美国接受罗孚、罗海星父子移民美国。他比我早几个月离开香港；我到97年初才决定移民加拿大，因为来不及办手续，于是在共军进驻香港前两天的6月28日才离开香港，先到美国纽约。然而在纽约很快以杰出人才身分获批定居美国，遂放弃加拿大的申请。在美国，到过罗孚在旧金山的住家，见过海星。但是因为在美国谋生不易，也太寂寞，而香港要“一国两制”垂范台湾，还没有抓异议人士，所以后来他们都回到香港。
前几年回到香港，曾经在自由亚洲电台的香港分部见到海星，因为也只有美国老板才敢用他。哪里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见面了。我不得不说出他的遭遇，大家可以从中认识共产党是什么东西！
看 双周刊 作者: 林保华 2010年1月28日第5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