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一篇文章，但《环球时报》发表时进行了一些修改，尤其是将我的结论“当务之急是果断停止计划生育”修改为“当务之急是果断调整独生子女政策，放宽生二胎的限制”，这一修改就等于我自己狠狠地打了自己一巴掌，因为我一直是呼吁停止计划生育，而反对仅仅放开二胎，我在《大国空巢》中就批评了二胎方案，2009年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二胎方案是错误的》。今后媒体采访，请不要篡改我的结论。
我的原文：
计划生育政策不能无视失独家庭的壮大
易富贤
中国在1973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1980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独生子女家庭数量在不断增加。北京大学人口所穆光宗教授一直坚持认为，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风险性就在于唯一性。
2012年5月9日《广州日报》刊发的有关失去独生子女家庭的报道，图文并茂，失独家庭的悲惨遭遇，极大地震撼着城市读者的心灵，因为他们也只有一个孩子。
其实2004年杨晓升的报告文学《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就引起非常大的轰动，但由于国家计生委的干预，该书未能广为传播。
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1975年到1979年出生人口中独生子女就已经占了15.6%；1980年到1989年由于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还稳定在2.4，独生子女比例也稳定在19.3%左右。1990年之后生育率急剧下降，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1996年到201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4左右；独生子女比例也不断提高到1995年的35.1%、2000年的49.5%、2005年的64%。假设2006年到2010年独生子女比例也是64%，那么1975年到2010年共产生了2.18亿个独生子女家庭，其中70%是产生于1991年之后，50%产生于1998年之后，也就是说独生子女家庭在加速增加。
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年龄别死亡率（最近10年变化不大）计算，每出生1万人，有360人在10岁之前夭折，有463人在25岁之前死亡，760人在44岁之前死亡。假设母亲平均在26岁生孩子的话，那么这2.18亿独生子女家庭的母亲到51岁的时候有一千万已经失去了独生子女，到70岁的时候有1656万已经没有了孩子。现在正常人群就有1/8家庭不孕不育了；妇女生育能力在27岁就开始下降，而人们普遍晚育，孩子10岁以后夭折，母亲补生的机会非常渺茫。
新陈代谢是生命现象的最基本特征，哈耶克认为“生命只有在能够维持自身的延续时才存在”。对人类来说，后代不仅仅是血脉的延续，也是精神的寄托、价值观和文明的延续。在古代，“断子绝孙”是最恶毒的咒语，但是在独生子女政策下，中国却将有上千万个“断子绝孙”的家庭，世代相传的生命链在他们身上嘎然而止，不但传统的“养儿防老，养子送终”变得不可能了，甚至连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都变得是奢求了，有些甚至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当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宣传说是“舍小家，为大家”，失独家庭小家是舍了，大家也完了！
《广州日报》的文章也揭示了另外一个现象， 生育对女人尤为重要。很多失独家庭的妇女在失去了孩子之后，丈夫也离她们而去。妇女平均比男人长寿几岁，而妻子通常又比丈夫年轻几岁。丈夫去世后，失独的妇女还将行尸走肉般地生活十多年，面临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困境，更有精神上的孤独。
儒家强调：“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是建立在健全的家庭结构基础上的，考虑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为了自己子孙后代，有利于国家的持续发展。对部分失独家庭来说，既然无法“慎终”，也就无从“追远”，他们可能破罐子破摔，甚至威胁社会稳定。
目前还只有上百万失独家庭，比例还非常低，如果能够妥善处理，给这些家庭以物质上的帮助、精神上的慰藉，还是能够让他们安度晚年的。
但是今后却有上千万失独家庭的存在，即便由于成功补生，上述失独家庭数量减少一半，但相对于目前上百万的失独家庭来说，仍然是数量级的差别，对社会的震撼力将是非常巨大。而其他家庭也大多只有独生子女，这些独生子女照顾自己的父母都已经是自顾不暇，更是无力照顾失独家庭。
因此，失独家庭的加速增长，不仅仅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更是对人口政策提出了重大挑战。当务之急是果断停止计划生育，一方面可以遏制独生子女家庭增长的势头，减少今后失独家庭的数量；一方面可以增强社会应对失独危机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