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春亭：加拿大医生罗明远不辞艰辛在中国行医25年，他的父亲为中国病患服务了50年，而白求恩在中国只工作了18个月。他们在中国大陆的知名度判若云泥。原因是毛的一篇《纪念白求恩》把白求恩捧上天，洗过脑的愚民把他尊为神。
一个远离祖国的单身医生，有嫖娼之类的行为，可以理解，亦不算太恶劣。然而，宣扬他“毫不利己、专门为人”的“高尚”精神，把他塑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就值得商榷了。
白求恩爱女人是出了名的。据加拿大人迈克尔•彼得罗在《MacLean’s》杂志上披露，1937年初，一位美艳惊人，自称卡莎的瑞典记者到输血队总部，要求采访白求恩。据白求恩的年轻助手特德•阿伦回忆，两人见面不久就双双消失，在一间卧室中共度了两日。特德不小心曾撞见两位裸裎床笫；白求恩间或出门露面，对人说该记者正对他进行深入访谈。
1936年，西班牙爆发内战。在西方青年人眼里，这是一场善恶之战，拔刀相助，义不容辞。美国作家海明威去了，白求恩也去了。但战场的要求是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这和白求恩的狂放不羁不能兼容。医院不予收留。但狂徒自有狂才。他见很多失血过多的伤员，在抬往医院的途中死亡，便创立“流动输血站”，变“伤员找血源”为“血源找伤员”，此一改革，救了不少人的命。只是他的酒色毛病不改，常常酩酊大醉，人们看在他“医才难得”上，加以宽待。但当发现他与一个瑞典女记者拍拖，而这个女记者又有间谍嫌疑的时候，就事关重大了。他被西班牙共产党要求立即离开战场。
白求恩来到中国后，领导曾想给他介绍一个中国妻子，被他拒绝，理由很简单，语言不通，习惯不同，在一起也不会幸福，所以，坚决不娶。
2006年，又一秘密曝光，曝光者是一位在延安工作过的老革命沈容的作品《红色记忆》。她在书中披露了令人难以理解的“临时夫人”现象。有两位在延安工作的苏联人，要求组织给他们找两位“临时夫人”，只限他们在延安期间有效。他们竟然如愿以偿的办到了！每人得到了一位夫人。他们回国时，就给每位夫人发了“复员费”。而这“复员费”竟然成了沈容同伴们打秋风的对象。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就写到毛泽东曾经问他是否需要一个“伴侣”。连日本共产党鼎鼎大名的野板参三先生在延安时也找了一位“临时夫人”。对这些“临时夫人”来说，这也许可以算是她们为革命作出的牺牲吧。
一个是号称洁身自好的人民领袖的日共主席，一个是喜好寻花问柳的普通的加拿大共产党员，在“中国妻子”的诱惑面前，两个人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野板参三在组织的关怀下包了中国“二奶”。白求恩呢？正相反，“二奶”不包咱去嫖！
像白求恩这样的医学人才，在国民党方面，并不奇缺，而对共产党来说，无异神医天降。八路军派专人护送他去延安。大家高高兴兴去往“革命圣地”。让人没有料到的是，在等船渡黄河的时候，他跑掉了。白求恩真的跑掉了，但不是开小差，去嫖。
大家苦苦寻找，没有结果，正好被一位正在农村行医的加拿大牧师举报。他的名字叫罗明远。罗明远不负重托，很快就从一家娼寮中把白大医生架了回来。原来白求恩已经喝了好几天酒，醉倒在女人身边。
罗明远是白求恩的老乡，都来自加拿大的安大略省，都是苏格兰人后裔，都有基督教长老会背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乡举报老乡，白求恩心里能不憋的慌。
罗明远的父亲早在清朝末年就在河南北部行医。五岁时，罗明远随父亲回到了河南卫辉。他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因此，罗明远能讲一口标准的河南土话。后来，罗明远回到加拿大求学。他父亲一直留在中国行医和教书（齐鲁大学医学院）。罗明远从医学院毕业后，经过了一年的外科训练就来到了河南行医。此时正是军阀混战的年代。在中国罗明远做了大量的医疗工作，并逐步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农村医疗系统。抗战爆发后，罗明远就任了国际红十字会驻华总管的职位。并在郑州前线一带组织救援工作。
罗明远举报并将白求恩交给了护送部队，两人就此分道扬镳了。一年后白求恩大夫在晋察冀牺牲了。罗明远大夫也随国民政府转战到了大西南。他们俩都为中国的抗战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不同的是，白求恩是毛泽东的座上客，罗明远是蒋委员长的堂上宾。中共建政后，两人在中国的地位和知名度就立刻因一篇著名的文章而分出了高下。
和白求恩一样，罗明远也有着传奇的一生。他深深地爱着中国。一直把中国当成自己的第二祖国。罗明远1948年返回加拿大后。充沛的精力和坚强的信念驱使他继续踏上为人类解除病痛的征程。他的足迹遍及印度、婆罗洲、埃及、加沙地带、秘鲁、加勒比海和扎伊尔等地区。由于他的丰富经历和卓越贡献，1968年他被选为加拿大联合教会的主持人。1971年他更被授予加拿大勋章。一直到年近古稀，他还非常活跃，一个月中起码要出外演讲十五次。他幽默地以自己的人生经验总结了一个公式：服务大于收入等于满足感。
1981年，八十高龄的罗明远大夫首次重返中国，回到自己成长、工作和生活过的安阳。1984年他还兴致勃勃地带领一批朋友重踏二战中的中缅公路。
罗明远于1991年去世。她的外孙女卡茜常常不无自豪地说：“白求恩在中国十八个月，我的外祖父在中国二十五年；曾外祖父在中国五十年。”其实时间长短并不重要。我们在这些医生身上看到的是一条传承已久、极其可贵的加拿大人文精神和道德的普世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