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我的记忆力很好，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政治局的讨论，我是参加了的。我们把意见告诉了斯大林。
彭真：不对，我们确实同斯大林说过。
赫鲁晓夫：他是不听别人意见的，他已经把自己变成了偶像。
彭真：我们对斯大林是不满意的。我们有委屈……
朝鲜战争到底是怎样爆发的，中国究竟为什么非要出兵不可，几十年来这始终是一个困扰着各国学者，甚至困扰着当政者的一个极大的谜团。包括主要当事国中国和苏联当年的大多数领导人，多半也是不甚了了。朝鲜战争是1950年6月爆发的，仅仅过了十年之后，即到了1960年6月的时候，即使是在这个问题上参与过某些决策讨论的亲历者，对战争爆发的原因，和中国出兵的背景，就已经说不清楚了。当时，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与中共代表团在6月22日举行了正式会谈。会谈中双方在许多问题上互相指责，发动朝鲜战争的责任问题也被赫鲁晓夫翻了出来用以指责毛泽东，自然，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对此完全否认，且寸步不让。
让我们看看他们双方当时围绕着这个话题是怎么争吵的，各自的说法又是什么：
赫鲁晓夫：我们在这个小范围里，可以讲，朝鲜战争是北朝鲜发动的，是苏中两国都同意了的。
彭真：不对，我们没有同意。我参加了政治局的讨论，这个问题我是知道的。
赫鲁晓夫：我们也看到了文件，毛泽东是同意了的。
彭真：有两点必须说明：一、发动朝鲜战争，我们事先不知道;二、战争打起之后，你们派大使找我们中央，说苏联出兵不妥，斯大林想要我们来出兵。
赫鲁晓夫：那个时候如果是我们这些人担任领导，而不是斯大林的话，这场仗就打不起来了。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也是不会那样做的。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决定后才发动的。
彭真：你说得不对，毛泽东同志是反对打的。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就同斯大林说过，如果战争打起来，那就不是南朝鲜的问题，而是美帝国主义的问题了。即不是南朝鲜能否拿到手的问题，而是北朝鲜能否保住的问题。这样的意见，毛泽东同志也向金日成同志谈起过。朝鲜战争打起来以后，斯大林说，如果苏联出兵，就意味着世界大战，因此才请中国出兵。因此我们才同意出兵的。我当时参加了政治局会议的讨论。
赫鲁晓夫：你说的是战争打起来以后的事，问题是发动战争斯大林和毛泽东是批准了的。
彭真：你说的不是事实，是造谣。我参加了讨论。我们始终认为是斯大林同志同意了。金日成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
赫鲁晓夫：你比我小吧，今年多大岁数?
彭真：五十八岁。
赫鲁晓夫：你比我年轻，但是记忆力却不如我。
彭真：我的记忆力很好，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政治局的讨论，我是参加了的。我们把意见告诉了斯大林。
赫鲁晓夫：事后诸葛亮，中国人就喜欢这样。
彭真：不对，我们确实同斯大林说过。
赫鲁晓夫：他是不听别人意见的，他已经把自己变成了偶像。
彭真：我们对斯大林是不满意的。我们有委屈……
赫鲁晓夫：(再说一遍)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个人共同决定的。
彭真：完全不对。毛泽东同志提了意见。这一点，你可以问问当时参加过讨论的其他同志，那样你就会明白了。
赫鲁晓夫：我们不要谈死人了。我说，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过错。
彭真：根本不对。你们有人也参与了这件事，应该可以作证。我再一次声明，你说的根本不对。〔1〕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年，中苏两党领导人在内部都不回避战争是北朝鲜首先越过三八线这一行动的事实。他们争论的关键仅仅在于，到底是谁批准或者说决定发动这一进攻的。赫鲁晓夫坚持说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批准或决定的;而彭真则坚信毛泽东是不同意的，甚至是反对的，强调中方对战争的发动事先并不知情。
对此，《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做了相当清晰的回答。它指出，第一，从战争最初的策划，到最后的实施，都是在斯大林与金日成，即苏联和朝鲜之间秘密进行的，中方既未被告知，更未参与其间。因此，赫鲁晓夫关于这场战争是得到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个人批准或由他们两个人共同决定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第二，毛泽东并非不知道金日成有此计划，斯大林也并非没有就此与毛泽东通过气。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访问北京，就是在斯大林的要求下，就战争一事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的。在毛泽东托周恩来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斯大林了解其真实意图时，斯大林也明白无误地告诉毛泽东：尽管他已同意了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但是，“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2〕。毫无疑问，在斯大林已经同意了朝鲜人的计划之后，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也没有反对。因此，赫鲁晓夫说“如果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也是不会那样做的”的说法，也并非就是捕风捉影。
那么我的问题是：解密档案显示彭真所说的“毛泽东同志是反对打的”这句话不是事实。对此原因似乎有两种可能。
一是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没有向同仁们说实话。他希望造成对这件天大事情的决策不是他自己的意思，而是执行社会主义阵营的首脑——苏联的意思。中国对朝鲜战争的介入将以承担阵营内国际主义义务的面目执行。从这可以推断出，在当时的会议上反对的声音一定是很强烈的，而毛泽东当时也还没有后来的“一言九鼎”、“一句顶一万句”的威力。他还要借助苏联的牌子行事(在“一边倒”的年代里，苏联的话就是圣旨。一顶“反苏”的帽子可以让你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二是彭真没有说实话，在上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决裂的战斗中，他要把“我们有委屈”的责任放到苏联人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