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披露，中国正当债务缠身的金融体系陷入紧绷的危机时，两个最高金融监管机构间却也展开了激烈的权势之争，阻碍政策的协调与改革。
英国《金融时报》驻北京记者吉密欧(Jamil Anderlini)发表一篇名为《中国银行监管机构陷入地盘争夺战》(China bank regulators caught in turf war)，指称中国庞杂官僚体系间的恶意争斗常常延误政策，由此引出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CBRC,简称银监会)与中国央行人民银行间的“内斗”。
报导先举了两者分歧的例证：去年8月成立、由央行牵头和主要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组成有关金融稳定的联席会(Financial Stability Council)，至今只开过一次会。
该报导说：该联席会议之所以开不成会，是由于中国银监会强烈不满央行越权行为。而该负起整体金融稳定责任的中国央行，近几周也责难银监会不愿意或没有能力管束银行表外资产(即影子银行)的蔓延，也未能控制中小银行不良贷款的规模。
文中引述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中国现在金融改革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中国央行不认为银监会有意愿或有能力处理改革相关的风险，像是存户保险、利率自由化、影子银行等改革。而这些改革议题又都遭到国有银行的强烈反对。
而银监会认为，这些风险是由央行制造出来的，他们近几年来一直提出警告。被指责没管理好风险很不公平。
中国央行可以通过“视窗指导”告诉银行发放贷款的规模，告诉它们每年、每季度可以发放多少贷款。
银监会在2008年金融危机曾警告其中的风险。他们认为央行要求银行大举放贷，然后鼓励金融创新导致影子银行泛滥。那时经济刺激政策中央行透过各大商银放出了四万亿(兆)人民币。
中国债务占GDP的比重在短短五年间，就从2008年的130%飙升至220%。中国第一例公司债违约出现后，部份行业的信贷风险暴露出来。
大型国有银行从中作梗
《华尔街日报》此前也报导，由于银监会不愿意对影子银行进行过于严格的监管，央行努力控制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表外业务受到阻力。
银监会原计划于11月出台9号文，旨在对影子银行进行严厉监管，限制银行的表外借贷行为。但在10月底银监会总部的会议之后，银监会大幅缩减了原定计划。
原因是在此次会议上，与会的大型国有金融机构代表抱怨新规则将大幅降低其资本水平和利润。
央行官员担心，银监会过度保护银行，从而导致最终缺乏对银行足够的监管。所以，央行寻求收回下放给银监会的部份监管权力。于是就有了上面提到的联席会议。但很显然，这一尝试并未达到最初的目的。
钱荒的引爆点
中国央行并没有直接控制影子银行的手段。相反，从去年6月开始，央行坐观银行间利率升高，希望以此警告表外借贷行为。中国央行本想藉由银行间市场制造一场“钱荒”，以切断高风险产品的资金来源。
但钱荒的发生却破坏了市场对金融体系的信心，央行很快被迫恢复流动性。事后，中共领导人告诫央行不要危及金融稳定。两家监管机构关系更趋恶化。
最早就中国影子银行业风险发出警告的前惠誉(Fitch)分析师朱夏莲(Charlene Chu)2010年估计，那时中国经济新增信贷可能有多达一半来自表外的影子银行操作。她那时表示;市场正在利用监管机构在认知现实方面动作迟缓的特点牟利。当时中国多达一半的信贷流量是不受监管的。
有业内人士说，银监会2003年脱离央行开始，就可预见这种对立。部份问题在于管辖权重叠。央行负责确保金融稳定，而银监会的职责是监管银行运作。
花旗银行分析师樊荣超早在2005年即提到，两机构都会按照对己方有利的方向来解释相关的监管法律;另一方面，一旦确定为风险，将面临采取特别措施以及动用大量资源，两机构可能会出现严重分歧，甚至回避应该承担的责任。
依现有的中共体制的运作，似乎怎么做都如困兽之斗，都面临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英国《金融时报》与美国的《华尔街日报》齐名，该篇报导已引起国际广泛关注，迫使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发文反驳，称对他们的声誉造成恶劣影响。大纪元
分析：央行与银监会分歧危及市场信心
中国两家最重要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分歧并不是特别罕见，但由于人们担心中国可能面临自己的“雷曼时刻”(Lehman moment)，这种分歧现在更加事关重大。
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担心爆发一场金融危机（尤其是在巨大的“影子银行业”），中国银监会(CBRC)和中国央行(PBoC)之间的关系才变得如此糟糕。
多名知情人士表示，两家机构之间的关系在去年6月变得特别差——当时，中国央行曾对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枯竭坐视不管。这导致短期利率飙升，投资者面临中国发生十年里首场金融危机的前景。
参与那件事的人表示，央行之所以要人为制造一场流动性紧缺，就是因为对银监会未能遏制影子银行业活动感到失望。
在一些极端的案例中，影子银行业活动包括由不受监管的信托公司向苦苦挣扎的钢企和房地产开发商发放为期多年的高息贷款，然后将此类贷款重新打包成短期投资产品，通过银行卖给中国普通投资者。
由于这些信托产品承诺提供比3.3%的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高得多的回报，它们一直颇受欢迎。一些政府研究人员估计，未偿还信托产品总额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合1.6万亿美元），而5年前几乎不存在此类产品。
在2010年最早就中国影子银行业风险发出警告的前惠誉(Fitch)分析师朱夏莲(Charlene Chu)估计，去年中国经济新增信贷可能有多达一半来自表外的影子银行操作。
“市场正在利用监管机构在认知现实方面动作迟缓的特点牟利，目前中国多达一半的信贷流量是不受监管的，”她表示。
通过在银行间市场制造一场“钱荒”，中国央行的本意是切断这些风险较高产品的资金来源。然而，这种做法破坏了人们对整个体系的信心，央行很快被迫恢复流动性。事后，中共领导人告诫央行不要危及金融稳定。从那以后，两家监管机构之间的对立恶化。不过，自2003年银监会脱离央行的那一天开始，这种对立就一直很令人头疼。问题部分在于管辖权重叠。央行负责确保中国的金融稳定，而银监会的职责应该是确保银行的健康和正常运作。
早在2005年，花旗银行(Citibank)的樊荣超等分析师就警告，两者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他们预测，双方都会试图从对方手里夺取监管控制权，但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都会试图逃避责任。
中国央行一直向国内商业银行直接发出“窗口指导”，告诉它们每年、每季度可以发放多少贷款，尽管负责确保这些贷款质量的是银监会。
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继而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央行命令各银行大举放贷，以求支撑不断放缓的中国经济增长。
在这场争端中，个人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现年66岁的央行行长周小川(见右图)是“太子党”，即老一代党内高官之子。去年，他尽管过了退休年龄，但仍被重视他经济建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留用。
“周小川能够向最高领导层进言，银监会对这一点很不高兴，”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2011年被任命为中国银监会主席的尚福林，此前执掌中国证监会(CSRC)，那个职务是他在2002年从周小川手中接过的。他在执掌证监会期间，中国股市出现了史上最大的泡沫，后来又发生泡沫破裂。
监管机构之间的争斗，受到更高层的精英政治的影响。中国国务院理应是监管机构之间的仲裁者，但在一年前上任后，习近平已把所有事项的决策权揽在自己手里。
这使得周小川的地位变得更强，但也使国务院更难迫使双方达成妥协。
译者/何黎
“监管机构内耗阻碍中国金融改革”
中国银监会(CBRC)和中国央行(PBoC)的官员们透露，这两大金融监督机构之间激烈的地盘之争，正在阻碍中国金融行业的改革和应对风险的努力。
在外人看来，中国的体制往往看上去像是一个铁板一块的结构，但官僚体制的不同分支往往爆发激烈的机构争斗，从而延缓甚至挫败政策。
突显分歧已变得多么严重的一个例子是，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由央行牵头、参与者包括主要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自去年8月成立以来只开了一次会。这场争端发酵之际，近几周来中国发生了数起令人瞩目的违约事件，包括近期历史上国内债券的首次公开违约，华东一家小银行还遭遇挤兑。
该联席会议之所以开不成会，是由于中国银监会强烈反对它眼中的央行越权行为。
最近几周，对中国整体金融稳定负有责任的央行，对银监会不愿或无力抑制国有控股银行体系的表外活动表示了失望；此类活动近年来猛增。
中国央行还觉得银监会同国有银行过于密切，而且未能把握中小型银行问题贷款的规模。
“中国金融改革现在面临的最大路障之一是，央行不认为银监会有能力处置与改革有关的风险，”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最紧迫的改革举措包括一个拖延已久的计划，其目的是引入存款保险，并放开利率，后者在所谓的“影子银行业”已成为现实。
银监会官员认为，他们受到了不公平的指责，即称他们没有管好由央行造成、而他们已提醒了多年的风险。
中国央行拒绝置评，中国银监会则表示，两家机构保持着合作关系。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