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中共军队强行挺进天安门广场，以武力镇压了一场由民主渴望激发的和平抗议运动。我当时是路透社(Reuters)驻北京的记者，正在报道中共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1989年4月中旬去世后爆发的抗议活动。那时我到北京已有一年左右，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亲身经历了中国历史上一起重要的、也是悲剧性的事件。
在六周的时间里，在北京部分大学爆发的一场抗议活动延伸到了天安门广场，之后又蔓延到全国多个城市。中共领导人当时将抗议活动定性为一场阴谋，目的是制造社会动乱。他们将抗议活动视为对中共统治的挑战;由于当时正值时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对中国进行一次重要访问，因此中共领导人也将抗议活动视为对此次访问的破坏。天安门广场是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
在当时的校园和天安门广场上，大家都在热烈讨论中国急需进行的政治改革以及消除腐败的最佳办法。不过，大部分时间里，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帐篷堆里，经常会出现反主流文化活动常常会有的欢乐气氛，即使是在举行绝食活动的情况下。当时既有学生和流行歌星们的吉他弹唱，也有男女结对起舞，更有卡式录音机里大声播放的摇滚乐。不过这些都是在1989年6月3日-4日的流血事件发生前，这两天，北京迅速从一个欢乐的群众大聚会变成了战场。
当时，学生们利用短波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对抗议活动的相关报道，并将报道内容记下来，通过手抄的方式传播，以这种方式了解抗议活动的最新情况。学生们都非常渴望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消息，以及有关中共领导人可能对他们所提要求作出反应的迹象，因此外国记者会很快吸引众多学生围拢过来，这经常会妨碍记者的报道工作。在抗议人群中，也混杂着告密者，还有身着便衣的政府安全人员一边观察、一边做记录和拍照。
我偶尔会和其他外国记者与学生们一起在天安门广场上待到凌晨，目的是看中共政府最终会在什么时候失去耐心。
学生领袖们显然也享受着媒体的关注，不愿返回校园，尽管一些较年长的学术人士一再恳求他们回校。但5月底前，示威者人数开始减少，很多观察人士认为抗议活动可能会逐渐自行停息。
6月2日夜里，熟睡中的我被一通电话吵醒。电话另一头的人说，士兵们正在前往天安门的路上。我急忙赶过去，刚好看到一队队毫无经验的年轻士兵，大部分人没有携带武器，穿着运动鞋，他们是从北京市东边赶过来的。士兵们疲惫不堪、缺乏指挥，被学生们拦了回去，学生们拒绝让部队通过。士兵们混乱撤退之际，他们的配给散落在路上。
第二天下午，我看到一队卡车载着年纪更大、更强悍的士兵，他们的行进被人群阻挡，人们告诫解放军不要把枪口对准自己的人民。
当天夜里，轮到我在分社当班。那时流血事件开始了。我的同事们在全市各地用公用电话打来电话，背景中的枪声不时打断他们的陈述。
部队使用实弹的消息迅速传开。愤怒的市民用石头、瓶子、棍棒和能找到的其他任何东西试图减缓部队的挺进，但没有成功。我认识的住在北京胡同里的一个退休人员后来对我说，她刚刚买了一批蜂窝煤，准备冬天时用来取暖。当时距离冬天还有半年时间。蜂窝煤堆在她家门外，一晚上就不见了，人们拿蜂窝煤去扔部队了，当时部队正奋力沿着长安街朝着天安门广场行进。
新设置的白色路障被放置到路上，拦在运兵车经过的路中，有时会有一些效果。公共汽车被点燃，烧焦的残骸被用来挡住十字路口。
在较为安全的分社办公室，我们晚上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电话，给医院和所有能够接触到的联系人打电话，试图拼凑出镇压行动的大概情况。
我们最担心的是路透社同事罗奇(Andrew Roche)，他当天晚上失踪，被困在市中心附近的安全筛查中。据罗奇回忆，他被蒙上眼睛，手枪顶在鼻孔。抓捕他的人明确表示手枪并不是摆设。罗奇第二天获释，受到惊吓但没有受伤。
外国人并不是主要打击目标，但也在军方的视线之内。广场清空三天后，士兵朝建国门外的外交人员和记者居住区部分房间开枪，我就住在那里。
时任美国驻华使馆助理陆军武官伍尔泽(Larry Wortzel)后来回忆到，前一天他在中国军队的联系人打电话警告他，第二天要远离他在建国门外的住所。打电话的人是伍尔泽认识的一名年轻军官，他对伍尔泽强调说，如果一定要呆在附近，不要去二楼以上。当子弹飞向伍尔泽的房间和其他一些房间时，他并不在屋里，幸好没有人受伤。他最近回忆说，枪击是自动、零散的。他在房间里发现了穿甲弹。当被问到向他发出警告的那位军官的情况时，伍尔泽说，他后来再没见到过这名军官，也没有收到过他的消息。
次日，我妻子奥德丽(Audrey)以及部分路透社员工被撤离。他们驾车来到机场，一路上马路非常空旷。家属们已经在机场露宿，等待飞机接他们离开中国。奥德丽没有事先预订，手上也没有任何机票，但她成功登上了瑞士航空(Swissair)一班飞机。这趟飞机被转航到北京，帮助人们离开。奥德丽很高兴可以登上飞机，无论它的目的地是哪里。后来这架飞机抵达曼谷。
后来媒体刊登了关于最新拘捕情况的报道，并向那些抵制政府铁拳政策的人发出警告。这已成为媒体的例行公事。官方照片显示，年轻人被聚在一起，双手抱头，屈膝下蹲。有一张照片显示，一名男子被铐在一颗树上，看上去孤独无助。朋友们提到，他们在工作单位接受大量的政治学习课程，并被迫发言、表达对执政党的支持。
后来我离开中国休息了一段时间，7月份又返回中国。我回到了同一间外交公寓。六四事件后，那片地区变得像一个鬼镇，而整个北京阴霾笼罩，丧气之极。之后的几周也一直是这个氛围，我动身前往北戴河，那里是中共领导人的传统避暑地。
我坐了四个小时的火车，火车上非常安静，大人们保持警惕，没有眼神交流也不交谈，因为他们不确定是否有人在监视或监听。只有小孩会说会笑，没有感觉到政治动荡的氛围。
在北京的大学校园里，仍在念书的大学生们穿着印有“别惹我”字样的T恤，私下表达抗议。苦涩的国民情绪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