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李相朝在苏联时任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协助下到了韩国。
据联合早报网报道朝鲜劳动党4月曾发出通告，狠批中共是恶邻，站在美国一边，批评我们的核自卫能力。到了6月5日，朝鲜已故领导人金日成的父亲金亨稷逝世30周年时，《劳动新闻》发表了《在全国掀起白头山之风的历史壮举》一文，重提1956年的“8月宗派事件”。似乎是在提示朝鲜人民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中国一贯干涉朝鲜内政，反对“白头山血统”，靠不住。
所谓“8月宗派事件”是指1956年8月30日期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内部一些高级官员试图在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8月中央全会废除时任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并取得对政府的控制，然最终未遂的一场政变。政变的领导人包括北朝鲜内阁副首相、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建设部长、商业部长和职业总同盟委员会委员长等，均为劳动党内的改革派成员。他们反对金日成进行个人崇拜，又认为他所推行的经济政策和路线出现严重的问题。此次政变仅在短短半天内便被瓦解，金日成的权力不但未有受到挑战，反而逐步巩固起来，更间接奠定了金氏家族对北朝鲜长久的独裁统治，也影响到该国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故此，这政变被历史学家视为是对北朝鲜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之一。
在会上首先发言的是商业部长尹公钦，他批评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已达到不可药救的地步，又认为劳动党主席不应由像金日成般不负责任的人来担任。尹的言论并未能得到各委员会成员的认同，反引来大量的骂声，他更被指为“反党份子”。随后，崔昌益试图为尹辩护，并继续把矛头指向金日成，他质疑金过度发展重工业，并反对把从苏联得来的经济援助用于发展经济，而是改善民生之用。崔的意见很快就遭到金日成的反对，他反驳劳动党不能只靠援助过著朝不保夕的日子，唯有发展经济才是改善民生的方法，并声称人民也不会支持崔的说法。有见崔昌益失败，朝鲜职业总同盟委员长徐辉接着发言，他对党凌驾于工会显得非常不满，又认为工会的会员数目既然比劳动党多，就应该让工会独立运作，才对工会有利，但他的主张也不获得委员会成员的支持。此后，会议的对立情绪变得更为紧张，建材部长李弼奎和朴昌玉在发言时也被四起的骂声和嘘声打断，几乎无法完成其演辞。不久后，二人也被金日成的支持者视为反党份子。
见大势已去，改革派成员于午膳期间逃离会场。尹公钦驾车到苏联大使馆试图寻求庇护，但未有人应门。随后，他离开当地，并返回家中。当晚，他又与徐辉、李弼奎和另一名延安派成员金刚会合，并驾车一直北上。在路途上，他们通过赂贿的方式以确保不会遭到逮捕。翌日，他们乘渔船越过图们江来到中国的安东市，再到北京，其它的改革派人则选择继续留在朝鲜。
会议的第二天，即8月31日，所有的改革派成员已不知所踪。金日成把日前有份反对他的人也列为反革命和反党份子，并彻销他们所有的职务。当中，尹公钦、徐辉和李弼奎更失去党籍。
1956年9月3日，朝鲜要求中共外交部遣返叛逃到中国的徐辉、李弼奎和尹公钦三人，但遭到中共拒绝。同年9月18日，毛泽东对金日成清洗反对者的行为表达非常不满，又称金日成是在搞斯大林的那一套。1957年，中国与朝鲜的关系缓和，毛泽东等人改变了事件的看法，他们称改革派成员为“反党宗派”，随后更宣称“不愿干涉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对于逃亡到中国的前朝鲜官员，中共也向平壤承诺不会给予他们任何官职。此后，中国再没有对政变改变立场。从此徐辉、李弼奎和尹公钦等三人远离尘世，泥牛入海无消息。
“8月宗派事件”时，身在苏联的朝鲜驻苏大使亲华派李相朝拒绝回国，并在赫鲁晓夫的默许下得以滞留该国。1989年，李相朝在苏联时任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协助下到了韩国。1992年，当时已身处韩国的李相朝在美国、日本和韩国的支持下成立协助脱北者的组织朝鲜民主统一救国战线。1998年，李相朝因病逝世。李相朝去世时，韩国媒体纷纷报道。笔者开玩笑地说，比起跑到中国那“老哥三”幸福多了。碰到了“二夫”，先是赫鲁晓夫收留，再遇戈尔巴乔夫照顾。否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连长什么样的照片都见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