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丁学良谈邓小平镇压六四民运的错误决策，以及六四后他的反省和他阻止中国后退的努力。
今年8月22日是已故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110周年诞辰。在中共最中心的政治舞台上“三起三落”的邓小平是一位备受争议的政治人物，但尽管人们对他的功过有极大的分歧，几乎公认的评价是：他是一个非凡的人。
无论在对外还是对内事务上，邓小平的手段和决策都可以称得上非常高超，而他的失误也异乎寻常。BBC中文网记者嵇伟电话采访了专门研究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在香港的著名学者丁学良教授，分两集谈邓小平在对内和对外事务方面的功过。
邓小平一生被公认的最大政绩是他发起的中国经济改革，这一改革的直接结果是大幅提高了老百姓生活水平，并为中国一跃而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打下不可或缺的基础；而邓小平在国内事务上的最大失误就是动用军队对六四和平示威的血腥镇压。
但是邓小平在掌错了舵、做出了如此严重的错误决策之后没有翻船，而且还以经济改革的方式收拢民心，让中国社会得到10多年的稳定，用以大力发展经济，邓小平的这一做法受到很多不同的评价。
在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中国大陆推出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以示纪念，但该剧演到1980年代末就不再演下去了，按照丁学良教授的说法，就是为了回避中国公众和全世界都关注的六四问题。
丁学良教授对BBC中文网说，1989年邓小平决定动用军队来镇压参加和平示威的学生和普通市民，是中共当局无论如何都无法抹煞的历史事实。
但是丁学良教授认为，在否定和批判邓小平在六四镇压中扮演的角色的同时，应该作两个重要方面的对比，来全面评价邓小平与六四镇压和六四之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
两次天安门事件
丁学良教授所作的两个重要对比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两次天安门镇压的对比、邓小平关于镇压的错误决策与他从1989年到他去世的1997年期间的行为的参照。
在“六·四”血腥镇压之后，许多批评者指出，在1976年4月5日发生的纪念中国前总理周恩来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中，即便是被称为“暴君”的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也不敢动用军队来镇压和平示威运动。
但是丁学良教授问道，如果把邓小平与他同时代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作比较的话，如果假设在1989年民运时期毛泽东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话，事情会是什么样子？如果假设毛泽东在1976年时身体健康，之后仍然活了十年、二十年，中国的发展又会是怎样的？
把1976年的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最开放活跃、最具理性主义的1980年代相比，丁学良教授认为，毛泽东在1976年根本不需要动用军队，用民兵就能镇压天安门广场的和平示威运动。
而如果毛泽东在镇压了天安门事件之后再活了十年或者二十年，丁学良教授肯定的说，那么无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中国会变得更黑暗、更闭塞、更落后，因为在当时就已经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和光亮。
“他一定有过反省”
丁学良教授的第二个重要方面的对比，是把邓小平在1989年6月所作的镇压决策，与他在从1989年到他去世的1997年的8年间所作的事情作比较参照。
丁学良教授首先提到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香港和美国回答记者关于如何看待六四事件时的回答：“那是个悲剧。”这句话在后来人们研究邓小平的功与过时，被认为至关重要。
尽管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第一手资料证明邓小平对当年的镇压决策有过很大的反省，但是丁学良教授认为，从邓榕的“那是个悲剧”这句话看，邓家，包括邓小平本身，一定对这个问题作过多次讨论和反省。
在丁学良教授看来，这解释了为什么六四以后尽管有党内高层的巨大反对力量，包括1992年他的南巡讲话的来龙去脉，邓小平仍然坚定不移的推行改革开放。
邓小平当时说，虽然发生了这次重大的六四风波，中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不变，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十三大报告是由同情六四民运的前中共总理赵紫阳在会上念的。邓小平在遇到党内阻力后还讲了一句更狠的话：“谁不改革谁下台！”
丁学良教授对BBC中文网说，如果不是邓小平的这句话，六四镇压后，中国也许会回到第一次天安门镇压后的状况，变得更落后、更黑暗、更封闭。但是邓小平在他的晚年用一切办法阻止了中国重复1976年的状况。
邓小平当年会见英国首相萨切尔夫人，谈判香港回归中国大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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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22日是已故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110周年诞辰。在中共最中心的政治舞台上“三起三落”的邓小平是一位备受争议的政治人物。尽管人们对他的功过有极大的分歧，几乎公认的评价是：他是一个非凡的人。
无论在对外还是对内事务上，邓小平的手段和决策都可以称得上非常高超，而他的失误也异乎寻常。BBC中文网记者嵇伟电话采访了专门研究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在香港的著名学者丁学良教授，分两集谈邓小平在对内和对外事务方面的功过。
许多评论人士认为，邓小平执政时期和他在幕后掌控中国政坛的时期，他的对外政策为中国和全世界都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丁学良教授也持这一观点，他认为，邓小平对外政策方面最大的成功是强调了美国在中国对外开放中的重要性，以及推动中国在介入世界人才、观念和价值观方面的流动。而邓小平对外决策的失误则是他没有让中国在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人权方面更接近世界主流。
对美开放的重要性
中国的对外开放远在邓小平的最后一次复出之前，而且是对很多国家开放，尤其是亚非拉国家，但是客观事实是，即使在对许多国家开放的情况下，中国并没有因此产生根本性的和大规模的变化。
丁学良教授回忆说，邓小平在他第三次上台后不久就多次强调，中国对外开放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向美国开放，而这也是邓小平与其他老一代中共领导人最大的一个不同之处。
邓小平曾把亚太地区一些最贫困的国家在二战后找到脱贫机会、从落后的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的例子作过高度总结，他得出的结论是，只要进入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资本主义市场，那就算是在脱贫、工业化和介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找到了一条可靠的道路。
在丁学良教授看来，现在中美之间的经济实力有了巨大的变化，很大原因就是由于邓小平当初得出的这一结论，以及据此而制订的决策方针。
介入精神物流
纵观中国近代200年历史，每一次促进中国国内改革、维新和革命的最重要的刺激因素都来自外部世界，而不是来自中国本身。早年留学法国的邓小平自己也是构成和促进这种外部刺激因素的成员。
丁学良教授说，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最先做的两件事之一，就是把大量中国年轻人派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留学。
邓小平当时看得很清楚，所谓的对外开放，除了要介入世界物流之外，更重要的是必须介入世界的人才、观念和价值观方面的流动。
丁学良教授把邓小平派出大量年轻人去西方留学之举称为“晚清以来最大规模的中国介入全球人才、观念和精神的流动”。
他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当年拍板，让如此大规模的中国年轻人去西方国家学习，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也不会有明天、后天的现代化中国。
最大的对外政策过失
邓小平在与美国和西方国家打交道时很清楚的意识到，在经济基础、人才培养和教育方面，中国和西方要尽可能的接近。
在苏联解体之前、对中国的军事和安全威胁较大的一段时间，邓小平甚至表示，在安全和军事方面也必须与西方有良好的合作关系。
邓小平还曾对美国前总统卡特说过，“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的地图和现在的地图是不一样的”，他的意思就是，从前蒙古和远东许多地区都在中国的版图上，丧失这么多国土，都是因为俄罗斯的侵占。
即便邓小平当年曾有这样的认识，但是丁学良教授遗憾的指出，他在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人权等方面本来应该跟西方走得更近，但他却没有这样做。
丁学良教授认为，这是邓小平在对外决策方面的最大失误，邓小平仅仅功利地看到了中国需要在技术、人才交流、教育、武器和安全方面向西方学习，但他却没有意识到，中国在政治和法律方面的进步，也应该与西方世界的大方向一致。
关于香港的政治遗产
在评论邓小平的对外政策时，绝不能忘记香港回归大陆的问题。当年邓小平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就香港问题谈判时，态度极其强硬，最著名的就是他说的“主权问题不能商量”。
邓小平坚持回收香港的决策，受到香港绝大部分自由主义者的批评，尤其是来自英国人培养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批评。
但是在香港回归中国大陆近20年后，令人惊讶的是，邓小平的回归政策却成为了香港泛民主派现在强烈呼吁要继承的遗产。
丁学良教授把这一现象称为“历史的吊诡”，他说，香港泛民主派之所以要保护邓小平当年承诺的“一国两制”和“五十年不变”，是因为他们找不到任何比邓小平这一政治遗产更重要的政治理由、政治依据和政治原则，来为他们想争取的民主和普选作辩护。
所以丁学良教授认为，如果没有邓小平当年拍板的“一国两制”和“五十年不变”的准则，香港的情况会比现在糟糕得多。
他还指出，如果邓之后的中共领导人有足够的历史视野和世界视野的话，是可以在邓小平留下的香港基本原则的框架下，作出更开通、更开明、更得人心、更能使香港的信心得到可持续支撑的具体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