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对邓的评价，有人说应三七开，有人说应七三开，又有人说应五五开或四六开。我对这种评价方式很不以为然。英国保守党政论家塞西尔(Hugh Cecil)讲得好：“没有什么道德的储蓄银行，让人们可以在那里积存好事，以便在适当的时候提取相当数目去抵消他所做的不公道的事情。”因为对人的评价不同于对事的评价。人一辈子做很多事。对具体的事而言，我们可以评价说哪些是好事，哪些是坏事;我们也可以开出一列清单，看一看在他所作的各种事中，好事占几成，坏事占几成。但对人的评价则不同。对人的评价涉及一条道德底线。这条底线决定了我们对此人的整体评价。一个医生借行医之名害死了病人，那么他就是杀人犯，他就必须受到惩处。这和他是否还治好过别的病人毫不相干。所谓坏人，并不是指在他生平所做的一切事中，坏事的比例超过了好事，而是指他做出了违犯道德底线的事。否则天下就差不多没有还能称得上坏人的人了。如果那位医生在法庭上高呼冤枉，说：“我治好过一百个病人，只害死了十个病人。我做的好事比坏事多十倍，对我至少应该九一开。怎么能说我是坏人呢?”通吗?
必须指出，所谓三七开一类评价方法，本是毛泽东的发明。当年苏共批判斯大林，毛泽东为之辩护，提出对斯大林要七三开。后来邓小平也说对毛泽东要七三开。一个医生做了十场手术，成功了七次，失败了三次。你可以称之为七三开。但手术失败是一回事，蓄意杀人是另一回事。七三开之说的要害是混淆错误与罪恶的原则界限，混淆犯错误与犯罪的原则界限。其实，这条界限在毛、邓那里还是很清楚的。在毛、邓那里，七三开一类方法主要是用于评价“自己人”。譬如说，他们对希特勒并不“三七开”，甚至对林彪、江青“四人帮”们也不“三七开”。林彪集团里的黄永胜，当年是解放军的一员猛将，为中共打江山立下汗马功劳;文革中投靠林彪。林彪坠机身亡后，中共将黄永胜逮捕判刑，定为反革命集团主犯，关入监狱。照中共看来，不管你黄永胜在过去为革命作过多少贡献，现在你成了反革命，性质变了，你就必须受到惩罚。充其量，在量刑轻重时，考虑到你过去立过大功，或许可以判得轻一点，但是，你犯了反革命罪，你成了反革命的罪人，这一定性的判决则是不可更改的。由此可见，在毛、邓那里，犯错误和犯罪这两码事还是分得清清楚楚的。只不过他们对何谓错误、何谓罪恶的定义与我们大不相同。
回到评价邓小平的问题上来，关键在于，六四屠杀是犯罪行为，抑或仅仅是“犯错误”?有些人也承认六四屠杀是犯罪，但奇怪的是，他们同时却又不承认那个犯罪者是罪犯、是罪人。理由是这个人还做了许多好事。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呢?这是道德储蓄银行的逻辑。这是治好了一百个人就可以抵消害死十个人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中，人类行为的道德底线被抹杀了，区分无罪者与罪人的基本界限被抹杀了。至于说到我的观点，那实在是卑之无甚高论。我无非是坚持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把罪恶看作罪恶，把罪人看作罪人。
批判不能改变过去，但它有可能影响未来。这就是我为什么始终对“六四”元凶坚持严厉批判立场的原因。如果一个人杀了人还不认罪，我们还要称颂他在其他方面的种种成就，对他实行什么功过几几开，让他在历史上还有个正面地位，他干什么还要去认那个罪呢?更严重的是，后人遇到类似的情况，凭什么不照此办理呢?对过去的罪恶辩解，就是对未来的罪恶纵容。除非我们坚持这样一种标准，造成这样一种舆论，让人们都知道，有些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一旦做了。不管你以前或以后还做过多少好事，你都永远洗刷不了历史罪人的耻辱。否则，我们便无异于认可了这种罪行的合法性，并为以后此类罪行的再次发生提供了危险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