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长子自杀死状凄惨：碾碎半个头颅

初识刘允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和刘少奇长子刘允斌同在北京西南郊的“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是我国最早的核科研机构。

刘允斌是1957年到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比我早一年多，开始时不认识，但工作时间一长，又在同一大楼，交往的机会也多起来了。

我第一次见到刘允斌是很偶然的。

那天，我和几个同事从草坪旁边的小路走过，有人忽然轻声跟我说：“喏，那就是刘少奇的儿子。”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看见一位男同志和一位戴眼镜的矮个子女同志在另一条小路边谈论什么。那位男同志就是刘允赋，他和刘少奇长得很像，宽阔的前额，高高的鼻子，所不同的只是多了一副眼镜，个子略矮一些，衣着相当朴素，而且显得有些陈旧。他烟瘾很大，一支接着一支地抽。他静静地倾听那女同志的讲话，直到她把话讲完，才发表自己的意见。刘允斌那时是核化学研究室的室主任，估计那位女同志是他室里的一位科技人员，有事情找他，“狭路”相逢，就把他拦住了。后来听他同一研究室的人讲，这是刘允斌的一贯作风：当有人和他研究问题时，从不把别人的话打断，总是仔细地听着，对方把话讲完，才发表自己的意见、想法。所以他在室里声望很高、人人称赞。

刘允斌从苏联初回北京时，刘少奇在门口迎接，看到儿子，第一句话就是：“允斌，你回来了!”这是一句含义丰富的赞美词，儿子相当争气，做父亲的怎会不感到高兴呢!

刘允斌是1939年14岁时从延安出发到苏联去的，18年以后32岁时才正式回到祖国，所以他对北京很陌生。他在北京全城转了一圈，走马观花地游览了一下名胜古迹，感到没有多少兴致。他是抛妻别子回来工作的，他在苏联时就立志要把所学的知识──祖国急需的核化学知识贡献给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于是他对父亲讲：“我希望马上工作。”

刘少奇考虑到他所学的专业，写了一封亲笔信，让他到最需要用人的二机部去报到。二机部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相当于美国的“原子能委员会”，全国所有核事业单位和人事调配全由它统一管理。

刘允斌来研究所时才三十岁出头，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候，不仅年纪轻、心态也年轻，很快就和室内年轻大学生打成一片，工作时他带头攻关，处处走在前面，休息时，他不是找这个下围棋，就是找那个打乒乓球。联欢会上，他也非常活跃，一首普希金《纪念碑》的诗歌朗诵和俄语歌曲《三套车》、《伏尔加船夫曲》很受大家欢迎。他跳的“华尔兹”也很优雅。很快，室里的年轻人就喜欢上了这位初来乍到的核专家。

可是过了不久，刘允斌的身影就从年轻人中消失了。早上他匆匆赶到食堂，片刻后又钻进了试验室。中午食堂快关门了，他才急急忙忙地买了一盒饭，连晚饭都在内了。晚上也是最后一个离开试验室，有时就和衣躺一下，又起来继续工作。原来，当时核燃料──原子弹炸药正处在试验阶段，他要在最短时间内拿出报告。

刘允斌作为核化学研究室的一室之长、核化学专家，担子是很重的，他也经常组织大家轮流讲课，讲核放射化学、核辐射防护等。我国的核科学技术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在这么短时间内研制成功原子弹、氢弹，和这套以老带新的学习方法是分不开的。

苦难的童年

别人总以为刘允斌出身高官门第，是国家主席的儿子，他一定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其实不然，刘允斌童年的经历可用“历经坎坷”四个字来加以概括。

刘允斌的生母何葆贞1923年与刘少奇在安源结婚，1925年生下了刘允斌，不久刘少奇就奉命南下工作。因环境险恶，四海为家，刘少奇觉得带着儿子很不方便，而且十分危险，想把儿子寄养在一矿工家里。这时正巧刘允斌的六伯刘云庭来到安源，他认为孩子毕竟是刘家的后代，与其送人不如由他带回宁乡炭子冲老家。

第二年何葆贞单独到宁乡炭子冲看望不满二岁的刘允斌，这次见面，母子就成永别。刘少奇则在十多年以后才见到儿子。

刘云庭把刘允斌带回炭子冲以后，将他寄养在大哥家中。刘家家境不好，对刘允斌的到来他们并不欢迎，因为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巴。除六伯之外，其他几个伯父也避而远之。懂事的刘允斌只好逆来顺受。

五岁的时候，刘允斌就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天刚有些发白，他就拿起牛鞭、背着箩筐、带着镰刀，一个人上山放牛，一边照顾比他高出一个半头的大水牛，一边割草，晚上背回来喂羊。中午也不能回家，坐在石墩上取出怀里带的山芋，就着几口山泉水，就算是中饭了。下午不到天黑不敢把牛赶回家，早了会挨骂。到家也没人问一声累不累，饿不饿，他只好自己摸黑来到灶间，盛碗稀饭什么的，有时连这个也吃不上，就饿着肚子躺到乱草堆上过夜。他在这个家里成了个多余的人。

到了七、八岁，家里把他当成了长工，除了放牛割草，还要背犁种地。因为人小，一不小心，手脚常常划破。有次被野狗追着撕咬，鲜血直流，他的哭声惊动了附近干活的人，他们打跑了野狗，把他背回家，后来伤口化脓，他依旧天天外出，放牛割草。

刘允斌长到九岁，在外干活的六伯回来了，不知他通过什么门路居然把刘允斌送进了学校。

1938年，六伯给刘允斌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父亲要接他去延安，连路费都寄来了。

这年7月，在六伯的护送下，刘允斌到达延安，父子终于相见。

苏联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中共把一批烈士遗孤和高干子女送到苏联去学习。

1939年，周恩来去中央党校讲课，从马上摔下来，右臂骨折，中央让他去苏联就医，就由他带领一批高干子女乘蒋介石的私人飞机，从延安出发，经兰州、过迪北(今乌鲁木齐市)前往苏联，刘允斌就是这批学员中的一员。

1945年夏天，刘允斌高中毕业了，这时苏联红军已经攻入德国境内，苏联国内恢复了和平生活，各大学相继复课。刘允斌进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学习。由于学习勤奋，他各课成绩在班上均名列前茅，使苏联教师惊叹不已。

他在莫斯科钢铁学院学习了一年之后，决定离开这所大学，重新报考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因为化学系有一个核放射化学专业，它直接与原子能有关，将来也可为原子能事业服务。刘允斌如愿以偿地进入了这个专业学习。

跨国婚姻的悲剧

刘允斌第一次婚姻是跨国联姻，尽管他们夫妻感情和瑟，并养育了一对可爱的子女。但由于当时政治因素的影响，他们不得不分居在自己的祖国。

刘允斌的妻子玛拉是他在莫斯科大学化学系的同学，也是一个好学上进的姑娘，她父亲是个红军老战士，母亲是教师，她是家中的独养女儿，家道堪称小康。

刘允斌对这场跨国婚姻并不是盲目的。考虑到他和玛拉结合将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将来自己是要回国的，玛拉能跟自己回去吗?她父母会不会拖她的后腿，还有玛拉在中国生活会习惯吗?

他决定趁暑假带玛拉回国一趟，让她体验一下中国的生活，他把这个意见写信告诉父亲，父亲很快来了回信，对玛拉来中国表示欢迎。就这样，1950年刘允斌在离开祖国11个年头以后，第一次带着玛拉踏上回国探亲之路。

刘少奇和王光美见到了久别的儿子和未来的媳妇感到很高兴，破例举行家宴招待他们。席上刘少奇语重心长地向刘允斌提出：你将来学成之后是要回国来的，不是家中需要你，而是祖国需要你。并说，玛拉初到中国，会感到不适应，你从现在起就应该在各方面帮助她适应。

于是刘允斌就带玛拉买了裤子，换下裙子，陪她一起逛街，吃中餐。这一切都容易学、容易改变。最大的难题是语言障碍，玛拉成天听着汉语，犹如坠人云里雾里，还有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的差异，一个土生土长的苏联姑娘，要适应中国的生活，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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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刘允斌以优异的成绩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毕业，不久就和玛拉结婚了，婚后生活十分美满幸福，双方都继续学习，刘允斌考上了莫斯科大学核放射化学专业的研究生。

第二年，刘允斌夫妇养了一个女儿，取名索尼娅，再过两年又养了一个儿子，叫做阿廖沙，他们小家庭和和爱爱，生活十分美满。

1955年刘允斌毕业，获副博士学位，到莫斯科大学化学研究所工作，担任高级研究员。玛拉也取得莫斯科大学候补博士的学位，并且担任了一个教研室的主任，两人收入相当可观，生活十分富裕。

这时刘允斌接到父亲的来信。说祖国很需要留学生回来服务，刘允斌一直想回来报效祖国，但这时他不能不想到爱人和孩子，这是一个多么温馨的小家庭啊!刘允斌试探性地问过玛拉，愿不愿意到中国去?玛拉摇摇头，“现在我们情况不同了，我们有了孩子，有了稳定而称心的工作，如果到了中国，年迈的父母谁来照顾，谁能帮助我们照顾孩子、教育孩子，我在人地两生的中国，能够生活得下来吗?”

1957年10月刘允斌回到了祖国。之后出差连探亲回过苏联几次，每次回去，两个孩子围绕膝前，左一个爸爸，右一个爸爸，使刘允斌感到无比辛酸。他拼命帮家里干活，好像要把今后的家务全部干完似的。玛拉知道：刘允斌所以如此，因为他内心实在太痛苦了，想借此减轻一些痛苦。

刘允斌和玛拉一直保持通讯联系，他一直争取玛拉来中国。无奈中苏关系日益恶化，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刘允斌和玛拉的关系也就难以维继了。

1958年，玛拉最后一次携子女来到中国，回苏联后不久，这段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核燃料研究工作

自从和玛拉分手以后，刘允斌更把全部身心倾注在工作上，有时晚上也不回南区宿舍，在试验室里加班，累了就和衣躺一下，醒来再继续工作，他用这种方法来解脱自己的痛苦。就在这段时间，他学会了抽烟。

研究所里不少好心人很关心他的个人生活，组织上也为他着急，当时他才35岁，怎么能一个人过日子呢?后来一位好姑娘走进了他原已枯萎的心田。她是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叫李妙秀，也是苏联回来的留学生，上海人。她有着南方人的温柔、文静、体贴，她能体谅刘允斌的苦衷，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她又挑起了全部家务，使刘允斌能全身心投入工作。

1962年8月，关键的钸分离工厂尚未设计，苏联就撤走全部专家，带走全部资料。周恩来总理指示要“自己动手，从头摸起”。中央决定在内蒙建立一座核燃料工厂，这就是后来人们常称的包头202厂。

202厂初具规模以后，二机部刘伟部长调刘允斌到包头工作，原子能研究所的整个核燃料工艺室并入该厂，成为第二研究室，并把同位素分离课题组的全套人马全部调去。

刘允斌自杀之谜

“文革”风暴一来，刘允斌就首当其冲，成为革命的对象。因为他在厂里是领导干部、技术权威，又是苏联培养出来的“修”字号人物。

造反派对他大声叱喝：过去你们高高在上，今天老老实实下来劳动。刘允斌不明白自己过去在实验室里搞科研工作为什么不算劳动。但有一点他很清楚：劳动最光荣，劳动是第一需要。他下去劳动了。打扫卫生时，他不改认真负责的本色，对每个角落都不放过，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挖阴沟时，别人偷着休息，他一个人弓着腰，挥汗如雨地把淤泥一勺一勺地掏得清清爽爽。

自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出台以后，刘少奇成了资产阶级的“黑司令”。这样一来，202厂就像炸开了锅，造反派林立，闹得鸡犬不宁。刘允斌就成了替罪羊，各派无不以揪斗刘允斌为荣，批斗得愈狠，愈独具匠心。北京城里二机部的造反派也闻风而动，连夜来厂抢人，把刘允斌揪到北京去批斗。

在这些日子里刘允斌和李妙秀夫妻俩过着孤立无援的日子，一些同情他们的好心人，也爱莫能助，唯一剩下的就是一对从山东来的，开始时帮他们做饭、后来帮他们领两个小孩的王老伯伯和王老奶奶。造反派要他们检举揭发刘允斌，但他们心地善良，回答很干脆：我们只帮他们做饭带小孩，其他事情一概不管。造反派见没有油水可捞，就把他们赶出家门，封了房子。弄得两位老人无家可归，只好投奔也在202厂工作的儿子家中。在艰苦的日子里，他们仍然把刘允斌的两个孩子带在身边。

1967年11月21日晚上九时许，刘允斌被批斗了一整天之后，拖着疲乏不堪的身体、带着满身的伤痕，一步一拐地回到家里。刘允斌草草地洗了一把脸，就和衣躺在床上，喃喃地说：我的一生没有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地方。唯一对不起感到内疚的就是同甘共苦了这么多年，受尽委屈的妻子，希望李妙秀把两个孩子拉扯大。

当晚刘允斌讲了许多话，李妙秀以为他白天受了委屈，心中痛苦有感而发，并未引起注意。屋外的风雪越来越大了。李妙秀感到分外疲乏，就沉沉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李妙秀在睡梦中惊醒，发现丈夫不在了，急忙冲出家门，四处寻找。一直找到东方发白，才在家属区西北方向的路轨上找到了刘允斌的尸体。他横卧在铁轨上，半个头颅已经碾碎

就这样，这位放弃国外优越生活，不远万里回到祖国、成绩斐然的核专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43岁。唯一留给妻子李妙秀的是他深夜离家前整齐摆放在写字台上的手表和钢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