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后，陈小鲁还回忆起这样一个插曲。1966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作为“积极分子”之一，陈小鲁也到了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会议，“而且离主席台特别近”。当时，毛泽东本来没有出席大会。可是在刘少奇讲话中间，他突然从后台走了出来。陈小鲁注意到了一个细节：毛泽东经过刘少奇身边时，刘少奇转身想跟他打招呼，可是毛泽东并没有理会他，“可以说看都没有看刘少奇一眼，就过去了”。毕竟是那种家庭长大的孩子，有政治敏感性，“不是说党中央很团结吗？”陈小鲁当时就隐约觉得有些异样。
陈毅之子陈小鲁（图源：VCG）
67岁的陈小鲁原本一直安安静静地生活在北京一个幽长胡同的四合院子里，这里是他的岳父粟裕将军的住所。“为‘文革’道歉”的消息一出，他一时成了新闻人物。最近一段时间，他频频接到各路媒体打来的电话，有国内，也有境外的，出入院子里的记者也多了许多。坊间反响这么热烈，这大大出乎陈小鲁的意料。“就这么件事，你们真的觉得那么值得做吗？”他略有不解地反问要求采访的记者们。
陈小鲁是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会长。今年5月，陈小鲁的一个同学去看望当年教他们生物的赵老师。“赵老师说当年校领导在‘文化大革命’受到很大冲击，现在年纪都大了，你们应该去看一看，不然就来不及了。这个同学回来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应该去看他们，我们应该去道歉。’我们应该这样做，因为我们没有正式地道歉。”由衷感慨“再不道歉就来不及”的陈小鲁，也在开始思考以什么时间、什么方式来表达这种歉意更为妥当。
8月18日这一天，陈小鲁又收到了同学会秘书长黄坚发来的一封邮件，“里面是一组照片，全部是1966年八中校领导被当作黑帮批斗和劳改时的情景”。邮件里，黄坚还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历史上需要道歉的人很多，但是我们今天——一个历史上特殊的日子，可否从我做起，勇敢地向老师们说一声：对不起您了，我们真诚地道歉！”黄坚所说的“特殊的日子”，陈小鲁不需多花一秒一时来揣测——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
这组照片还是陈小鲁第一次看到。虽然已时隔47年，影像也略显模糊，但它对陈小鲁内心深处的冲击仍是清晰而巨大的。“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陈小鲁后来这样形容。他很快给黄坚回了邮件，上面写：“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第二天，这段话被放在“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用作内部交流的博客上。陈小鲁还写了这样一段话：“八中老三届同学会正在安排一次与老校领导和老师的聚会，我希望能代表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的老三届校友向他们郑重道歉，不知道校友们是否授权我做这样一个道歉？”
按陈小鲁和八中同学会原来的计划，他们原想准备一个200人的大会，同学们谁愿意来就来，当年的老师们“能来就来”。“这段历史我们都知道了，可是八中后面的学生知道吗？八中的老师知道吗？所以我们希望能在八中举行这个会，有八中现在的校领导和老师代表参加，因为除了我们道歉这一行为之外，它对现在的学生也是一个教育行为。”可是他没有想到，几天后，一篇名为《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中批斗学校领导发道歉信》的文章开始在网上流传，一下子引起高度关注。“媒体一报道之后，我们不敢搞了，学校也不敢沾边了。”陈小鲁笑着说，也有些许无奈。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同学会决定，“小范围交流更自如一点”。
10月7日，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在八中附近的一个茶室里，8位当年的八中老师，和16个学生，围坐一起。当年血气方刚的中学生们，已经青丝霜染，更别提那些老师们。陈小鲁站起来第一个发言：“‘文革’之后，老师对我们的冒犯宽容大度，我想代表八中当年伤害过你们的校友，向你们真挚地道歉！”“道歉会”持续了3个小时，但实际上，老师生更愿意回忆与交流的，是那个时代绽放的人性的温暖。
“道歉”新闻出来之后，网上也有人质疑甚至指责陈小鲁们的道歉来得太晚。“其实这是一个误解。”陈小鲁坦然面对。“‘文革’结束之后，等我们风流云散、走到全国各地，再回到学校已经是1988年了。”这一年，陈小鲁和同学们成立了一个同学会，主旨之一是“联络感情”。陈小鲁说，由于当时的“阶级论”以及诸如“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尽管我们反对对联，但它在当时还是盛行一时，对我们出身不好的一些同学就形成了一定的压力，尽管你没斗他，但这种天然形成的、无形的隔阂一直在那儿存在。”成立同学会也正是为了弥合当年因为出身造成的裂痕。
从1991年起，同学会开始向八中的老师颁发了一笔“奖教金”，虽然数额并不大，但其实也是向当年受冲击的老师表达愧疚之情的一个心意。“毕业这么多年，同学们也经常和老师们见面，我们每见到老师都会表达一下歉意，特别是对那些挨过斗的。但是当时那种场合人很多，有时一句话带过去了，它是私下的，也显得不那么正式。不光是我，很多同学都做过这个事儿，同学之间也有互相道歉的。但这一次我们以同学会的形式，有一个公开的道歉方式。而且这个道歉并不是突然的，只不过是现在凭借了网络力量，其影响一下子就扩散开来。”
回忆起来更让陈小鲁感动的是老师们的宽容，他们反复讲：“你们用不着道歉，你们不必这么道歉。”当年任团委书记的张老师也坦承自己当年“把阶级斗争搞得过分了”。“我们把正面的、反面的、正确的、错误的都灌输给你们。‘文革’极左高潮一来，不但你们分不清，我们这些老师、党员干部也迷失了，不知所措了。所以对同学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做的一些事，我也有责任。”
在那天的师生见面会上，一位老师提出，希望能从学生的角度把八中“文革”的历史整理出来，这个提议得到师生的共同认可。“所以我们准备搞个‘八中文化革命大事记’——八中是一个好学校，它有辉煌的一面，也有黑暗的篇章。那么往往这个错误失败比成功辉煌更让人得到启发。”陈小鲁和同学们的下一个计划是做这个大事记。“因为很多事情我们自己也记不清楚，毕竟47年过去了。现在有同学慢慢开始回忆这方面的事情，我们准备把它放到网上，然后大家来填空改错。计划从1966年6月1日到1969年‘九大’之前，我们这些老三届的人离开学校、都上山下乡和当兵了为止。”陈小鲁说。
“红八月”
“道歉”上了新闻不久，作为“红二代”之一，陈小鲁参加了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活动。这样的场合似乎有点微妙。“中国是人情大于政治的社会，我的观点已经亮开，也无所谓。”陈小鲁不但继承了父亲的相貌，也继承父亲的坦荡。他说在这个“红二代”的聚会上，有些人对他的举动表示赞同，但也有人告之，“你这个举动不错，但是不要成风”，还有人提醒他不要“被人利用”。不过，来自民间一种意见也许更具代表性：对那个疯狂的年代，个人要负多少责任？就像在那天的道歉会上一位老师说的那样：“你们没有必要站出来道歉，你们也是受害者。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谁不拥护？”
陈小鲁对此的回答显然也已经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一段思考。“我道歉就是两条：一个是我初期造反，第二个是我组织了那个批判大会。初期造反是破坏了学校秩序，组织大会是会上发生了武斗，影响恶劣。我可以不组织批判大会，我也找过四中和六中的人，但为什么最终是我挑头、而不是其他人？这还是我自己的选择，那么我要为我自己的选择负责。不能说这话毛主席讲的，所以责任不在我。那毛主席讲了以后那么多人都没有动，为什么偏偏是你？”
1946年，时为山东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迎来了第三个儿子，取孔子“登东山而小鲁”之句，他为这个小生命取名为小鲁，也蕴含了全取山东的雄心。陈小鲁笑称，他小时候，父亲曾认为这个小儿子比较“迟钝”。没想到，有朝一日，他成了叱咤一时的中学生领袖。
1963年，陈小鲁进入北京八中上学。他后来形容那时的自己“开始真正关心政治了”。而此时，中国政治开始进入动荡的序幕。陈小鲁后来回忆起来，1965年，中国开始搞“四清运动”，“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这些政治概念也开始渐渐渗透到校园中来。在此期间，毛泽东有一个与王海容和毛远新之间的谈话，谈到学校时，毛泽东批评了当时的教育制度，还称学校已经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这个谈话的文字版被有意无意地传到社会上。而最高领袖对学校领导的定性，正符合处于叛逆期的这些高中生的心理。统治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谁？当然是校领导和老师。于是，陈小鲁在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写的是：“让阶级斗争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
转眼到了1966年，陈小鲁也上了“高三”。外面世界的政治火药味越来越浓。先是批判“三家村”，很快又批判“四家店”，气氛也越来越诡异。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与另外6位教师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被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这张大字报，从而点燃了自下而上冲击领导的群众运动的烈火。
那时的陈小鲁已经结束了高中的毕业考试，本来要准备升大学的考试，但是原有的秩序一下子被打乱，教育系统宣布停课，国家宣布取消高考，参加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来。“一宣布不高考了，全班同学都高兴得不得了，把书都扔了。”这一群血气正盛的年轻学生索性彻底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当中。各个学校大都模仿巴黎公社原则成立校“革委会”并选举了“革委会”主任。在这次“民选”当中，陈小鲁获得1100多票，只差20票就满票通过。
当时，绝大多数人不会意识到，这仅仅是日后持续十年动荡的一个序幕。不过那些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革命们还是嗅出了一些不寻常的味道。陈小鲁还记得有一天回家，父亲在吃饭的时候和几个孩子们有过一次谈话。当时陈毅先是感慨了一句“文化革命来势汹汹啊”，然后问陈小鲁学校怎么样。听说学校停课之后，陈毅叮嘱说：这个斗争很复杂，你们要把握住自己。然后又语重心长地说了句：“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你学校的事，我也管不了，你也不要跟我说。”这一番话有点“划清界限”的意识，自此以后，他没再向父亲提学校的事，父亲也再从来没有问过他什么。
大约是6月8日左右，工作组开始进驻学校。此时，八中校内已经开始了批斗校领导的风潮，不过在陈小鲁们当时的政治意识中，学校领导和老师是属于性质不同的两个范畴。“那时候在我们看来，老师是属于人民内部范围内的，而校领导是犯了严重错误的‘黑线人物’”，陈小鲁回忆。“文革”一开始，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因为彭真是‘反党集团’的首要人物，所以他下面的党组织都属于‘一条黑线’，到了一个学校领导、基层党支部书记，那就是‘黑线人物’，群众已经开始揪斗他们了”。
6月9日，八中有一张大字报，揭发说学校的一个工友因生活艰难而卖血。“那在当时是非常‘煽情’的。大家觉得学校领导不关心工人的死活，没有一点阶级感情，完全是资产阶级！”于是学生自发地召开大会，学生们把校领导揪到水泥台上批斗，会场上，学生们都非常激动。
当天，团中央的工作组进驻学校控制了局面。陈小鲁和另外两个同学被吸收成为工作组成员，并宣布校领导靠边站，检讨。“我从一开始就是个学生领袖，还专门给老师们训过话。”陈小鲁坦然面对既往。在全校教师大会上，他代表学生讲话：“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
“西纠”的诞生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并且再次表示支持红卫兵运动。
“当时，我觉得搞运动，总要找个事情搞一搞。”陈小鲁很快组织了一场“北京市教育系统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会，矛头实指北京市教育局主管教育的党委书记、彭真的内弟张文松和教育局局长李晨。批斗会会场定在中山公园里的音乐堂，主要是由“四、六、八”中的学生组成的，三所学校的校领导也被揪来参加批斗会。
作为批判会的组织者，陈小鲁坐在主席台上。“不过我不是主持人。”他说。批判会就是组织人发言，临近结束时，突然一群学生冲上主席台，开始痛打那些书记，打得他们头破血流。陈小鲁后来回忆，他见情况有些失控，赶快说：“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然后就举起红卫兵的旗子、喊口号，以阻止学生们的身体攻击，可是这些都很难阻止。
若干年后，陈小鲁不止一次，也毫无回避地承认他对这一次批斗应该负主要责任。“这个会议不是我主持的，但是由我组织的，当时会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武斗。我主持开会批判北京市主管教育的领导肯定是错误的。我想象的就是批判一下，大不了喊喊口号，但是我控制不住这个局面，学生直接拿皮带打人、完全失控。”这次批斗会给陈小鲁的感觉也并不好，“决心以后再不挑头搞这种事了”。
批判会后不久，北京八中的党支部书记华锦因不堪学生虐待而自杀。这也引起陈小鲁的反思，不过以当时的政治认识程度，他当然不会反思到诸如“无政府主义”、“暴力”这些问题，而只是直觉地认为“红卫兵这种不讲政策的行为出格了”。
放眼望去，这一年的8月也“天下大乱”。当时北京小街桥附近的苏联使馆，门口有条路叫“扬威路”。“文革”一起，小将们都觉得这个名字不好，“苏修大使馆有个‘扬威路’，给谁扬威啊？所以就给它改成了‘反修路’”。不仅如此，一段时间内人群就像潮水一样，动辄就有十几万红卫兵到“反修路”上高喊口号大游行，抗议“苏修”。每天十几万人通过“苏修”使馆，总得有人维持秩序，因为示威归示威，但如果让革命群众冲进使馆打砸一番就会造成国际事端，可是公安们又不敢管，因为红卫兵小将碰不得，所以红卫兵们就自己成立了一个联络站。“活动结束之后，因为它牵扯到外交，所以周总理就派国务院办公室的人直接跟联络站联系。八中也有人参加，他们回来告诉我说，总理的意思是，中学红卫兵是一盘散沙，不知道谁是头儿，找不着头儿，也管不起来，有些精神也传不下去。所以主持这次‘更名’活动的红卫兵联络站不能解散，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常设机构？八中的红卫兵就说，‘我们做不了主，我们学校有头儿’。他们回来就告诉我了。”
陈小鲁当时并没有参加这个活动，听了八中同学的转述。“从这个信息里，我觉得，现在太乱了，中央找不到头绪，也着急。”他觉得周恩来总理有一点态度很明确：中学生应该有一个可以把大家联络起来的组织，而中央则希望能和中学生建立直接的联系。
结合之前感觉到的“红卫兵存在很多不讲政策的行为、不理性的行为”，陈小鲁感觉到，“中央的想法和我们的想法契合在一起了”。下一步该怎么办？还是要回到“最高指示”那里寻找现实解决方案。而在当时，最高指示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陈小鲁在《十六条》里找到了这一条：“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结合之前感觉到的“红卫兵不讲政策”的行为，陈小鲁觉得“现在到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时间了”。
“红卫兵自身的缺点、错误，也要有人来管。别人管不了，但我们应该自己管自己。”于是，陈小鲁找到四中、六中的朋友商量，提出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每个学校红卫兵组织，抽出十几个优秀的人，做纠察队队员，管理好自己的学校，再组成一个联合的指挥部，来统一调度。当时其他学校对红卫兵的失控行为也深有同感，所以对此提议十分响应，马上就召开了一个西城区各校红卫兵组织都参加的会。因为四、六、八中都是在西城区，所以取名“西城纠察队”，这便是后来一度大名鼎鼎的“西纠”的由来。
1966年8月25日，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宣告成立，它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陈小鲁回忆，最初西城区有31个学校加入，最终整个西城区的学校都加入进来。
陈小鲁在“西纠”的第一天，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有个红卫兵把西单商场的糖果店给封了，原来它们当时卖一种特别有名的米老鼠大白兔奶糖，可是米老鼠是美国迪斯尼的，是典型的“封资修”，于是红卫兵小将贴了个封条不允许他们再卖米老鼠奶糖。商场方面也不敢揭这个封条，于是来找陈小鲁。“人家央求说，红卫兵小将，现在是8月份，天气这么热，糖果再卖不出去就化了，国家就要遭受损失。我说：那你们换包装啊！他说：‘那怎么换啊？这个糖果都是由生产线自动一块块包装的，怎么能一块块地换掉呢？’我想了一下说：‘那好吧，你们把封条撕掉——就说我们“西纠”大队把它撕掉的；我给你们发个布告，宣布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你们可以把现有的存货卖掉。但是以后不要再卖了。’因为我们授权了，他才敢去把那个封条撕掉。”
在当时的北京，“西纠”的名气和权力也一度不容小视。陈小鲁后来还回忆了这样一件事。1966年国庆期间，“西纠”总部的人来找陈小鲁，要在国庆期间在金水桥前组织红卫兵纠察队，维持秩序。“西纠”于是从西城区50多所中学调动了500多人，编成了5个方队。然后陈小鲁带队来到公安部的一个礼堂，和卫戍区的一个师长联合调度。师长先讲话，政治动员，提要求。“他讲了45分钟，大家听得都不耐烦了。然后，让我讲话。我就喊了三个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这帮学生‘轰’地一下情绪就起来了，热烈鼓掌。那个师长没想到，动员就这么简单，一下就把大家调动起来了，直说‘向红卫兵小将学习’。”陈小鲁带着队伍来到金水桥前，任务完成得很圆满。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红卫兵，陈小鲁也是这汹涌的红色浪潮中的一员。因为上天安门大家都穿“制式服装”，他没有，只好借来一套军装穿上。陈小鲁后来回忆，他还弄了几个编有号码的“西纠”臂章，“1号准备给毛主席，2号给林彪，我这个发起人自己戴了个3号，没给总理准备”。
可是那一天他刚上了天安门，下面就出事了。“那一次，毛主席先坐车到广场转一圈，然后回到天安门城楼。回到金水桥的时候，一个鞍山的学生，要见毛主席，就扑倒在毛主席车下。一下子就把车队逼停了，群众都向毛主席的车挤去，很危险。不知道谁说，‘你们红卫兵还不赶快去维持秩序啊？’一帮‘西纠’的人就解下皮带，当着毛主席的面就打挤上来的学生。据说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当时陈小鲁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目睹了“西纠”用皮带抽人的一幕。事后回忆起来，陈小鲁也揣测“那件事的结果，让毛主席对‘西纠’印象很不好”。“后来还有不少红卫兵，有‘西纠’的，在天安门底下闹，说要‘揪黑手’，说卫戍区的有关人员失职，把毛主席困在金水桥上了。这么一闹，大会组织者控制不住局面了，让我下去做工作。结果我在天安门上根本就没见到毛主席。”
反思
在北京当时的中学中，很难说哪所学校的红卫兵运动是最厉害的，四、六、八中比较有名。另一所“名声大振”的学校是北师大女附中，1966年8月5日，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的卞仲耘被批斗致死，副校长胡志涛受重伤。卞仲耘为北京市第一个死于“文革”批斗的教育工作者。对那个丧失秩序与理性的时代，我们今天是难以理解的。“当时有一条政策叫‘公安局不进学校’，也就是说，学校出了任何事情都不用查，死了人就死了——今天想起来确实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就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你可以以革命名义杀掉任何人，而不用负责。”
其实，“西纠”走向“辉煌”之际，也是陈小鲁产生怀疑甚至反思的开始。
若干年后，陈小鲁还回忆起这样一个插曲。1966年7月29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作为“积极分子”之一，陈小鲁也到了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会议，“而且离主席台特别近”。当时，毛泽东本来没有出席大会。可是在刘少奇讲话中间，他突然从后台走了出来。陈小鲁注意到了一个细节：毛泽东经过刘少奇身边时，刘少奇转身想跟他打招呼，可是毛泽东并没有理会他，“可以说看都没有看刘少奇一眼，就过去了”。毕竟是那种家庭长大的孩子，有政治敏感性，“不是说党中央很团结吗？”陈小鲁当时就隐约觉得有些异样。
陈小鲁后来还听说，有些干部子女还跑到彭真家去造反，斗彭真，并让张洁清阿姨在地上爬，他听了心里特别难受。“文化革命，‘造反’就是这样吗？他们都是长辈啊！过去我家和彭真这些人家里的关系也是挺好的，见面都要叫他们‘叔叔、阿姨’的。我就觉得心里非常难受，不理解。我真的没法理解。”
“我们的反思其实是在当年8月份就开始有了，这也是当年为什么要成立‘纠察队’的原因。当然它不是道歉，实际上是质疑社会上一些行为。”陈小鲁说，成立“西纠”最初的思想根源还在于反对革命中出现的暴力行为和极右思想；另外，“它不是一个金字塔式、组织非常严密的机构，而是一个扁平化的跨校组织。只有总部和学校，有行动时就集中，无行动则分散在各校，它不同于后来出现的一些组织严密的红卫兵团体。”他特地强调，他个人参加过“西纠”两次比较大的行动。“我们都是维持秩序，没有发生暴力行为。”现在有很多文章涉及到这一段历史，陈小鲁表示：“对‘西纠’的解读和评价有脸谱化和标签化倾向，这一次他也愿意直面媒体，澄清或回应外界关于‘西纠’的一些质疑或看法。”后来很多人在评价“西纠”的历史时，把他们成立这一组织的目的，理解成了保护自己父母的一种结果，这是一种误读。“为什么叫‘纠察队’，就是要‘纠偏’的意思，纠正非正常的不讲政策的行为。”陈小鲁特地解释说，虽然“西纠”的通令带有了强烈的时代色彩，“杀气腾腾的”，“但你看它具体的规定，不准打人不准吵架，也是试图控制一下当时的局势”。
“西纠”的“辉煌”其实只持续了三个多月。到了10月，革命的矛头开始对准这些干部子弟出身的红卫兵的父母。反对中央“文革”的“西纠”，也被视为“保爹保妈”的“保皇派”。他们开始受到冲击。为了躲避政治风暴，陈小鲁在周恩来的刻意安排下，隐姓埋名，到外地当兵，临走时甚至被要求“做好再也不回中南海的准备”。
在陈小鲁看来，怎么解读以及评价“文革”是个人的自由，“最主要的也不是追究某个人的责任”，而是“如何从制度上反思造成‘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陈小鲁看来，以往反思“文革”的文章过多地集中于“路线斗争”这个点上，如今他特别提到了“文革”的根本性质是“违反宪法”。“‘文革’有一条叫‘造反有理’，这就破坏了国家制度。比如刘少奇是国家主席，还经过人大代表选举的，无论是罢免还是逮捕，都应该是经过‘人大’开会。这样随便一句话就把一个人打倒，置‘人大’于何处？这就在根本上破坏了‘宪法的国家制度’这一章，那么剥夺刘少奇的人身自由，违反的是‘公民权利’的那一章。”
这也是陈小鲁后来在道歉信里加了一段话的深意：“如果我们当年进行了法律教育、宪法的教育，进行了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教育，进行了人道主义的教育，我们就至少能够减少我们的错误、减少校领导的死亡悲剧……”
陈小鲁利用各种采访机会苦心孤诣地强调“尊重宪法”。“‘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教训就是违宪，所以我们现在要加强宪法教育，树立宪法的权威。我的观点是，现在还有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陈小鲁看来，另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一点是，根植于我们民族性当中的暴戾之气，并没有随着“文革”结束而消亡。“我把这个暴戾之气归结为‘文革’的基因。暴力革命本身就是暴力基因，就是要用我的强力迫使改变现状。”2011年西安反日游行的一幕让陈小鲁想起来也忧心不已。“他打人的行动本身就不对，更可怕的还是它并不是发生在一个僻静的角落，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人群当中，竟然没有人制止。我认为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民族的进步很大的威胁就在这个暴戾之气。我说‘文革’离我们从来不远，为什么？就是这个基因如果消除不了，人性之恶、暴戾之气得不到抑制，那下一场灾难随时有可能发生，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文革”初期的红卫兵领袖可谓叱咤风云，有出身干部家庭的，也有平民子弟，他们后来各自的命运也迥然有异。陈小鲁谨慎地回避掉其他人的名字，他也不希望自己的道歉行为发生后，对他人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他只是一再平静地说：“那个时代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而我要为我的选择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