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直接卷入政治斗争是文革的一大特色。而这正是毛泽东的刻意安排。军中高层人士在文革中或被重用、或被迫靠边站，还有的被打倒，如走马灯般在这个大舞台上扮演着各自的角色，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方面的原因，军中一些高层人士在文革中的活动被大大地打了折扣，正面人物个个都是“高大全”，他们在文革中的错误也被掩盖、淡化，甚至根本就从正史上消失了，似乎他们从来都是文革中正确路线的代表，是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英勇斗争的典范。这显然不是真实的。笔者读罢邱会作的口述回忆，觉得有必要将这些人的文革言行作一番梳理，将那些被官方刻意掩盖的史实展示出来，这对研究那段历史不无助益。
（三）杨成武
在文革初期军队内部，杨成武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人物，其重要性大约仅次于叶剑英。对于文革初期的活动，杨成武在自己的《自述》里竟然付之阕如（《杨成武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８月版）。另一本《百战将星－－杨成武》对此也是一笔带过，根本没有任何具体的交代或描述（董保存《百战将星－－杨成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月版）。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时期有关杨成武的情况，杨成武本人和其传记作者竟然讳莫如深，不愿涉及？其中的难言之隐可想而知。细读邱会作的回忆，人们应可了解杨成武文革初期的真实面目。
有关杨成武的研究现已有几篇很有分量的文章问世。读者不妨参阅余汝信先生的《试论杨成武与罗瑞卿倒台之关系》（载华夏文摘增刊，第四七一期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和《是谁要打倒张爱萍？――〈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试解读》（载华夏文摘增刊第六七二期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两文。笔者这里亦梳理一下被官方掩盖了的历史。
第一，杨成武是打倒罗瑞卿的急先锋。
邱会作回忆说：“杨成武在全国解放后，基本上就接替了聂荣臻在华北的地位。他不仅成了华北地区的领导人物，也成了全军的实权人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杨的地位突然高了起来，他对华北地区的发言权高于聂荣臻，是能够掌握华北局势的人物，他对军队的发言权仅次于林彪。”“杨成武同罗瑞卿的个人关系也是很密切的，但罗始终没有把他拉过去。杨成武不仅在思想上、工作上同林彪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就是在对待贺、罗的拉拢上，同样保持和林彪这个‘病号’革命同志的关系。罗对杨的一举一动，杨都及时向林彪报告。例如，罗瑞卿把杨的爱人从地方上调来做杨的办公室主任，罗指定杨住元帅的房子，罗亲自交代为杨配备专用护士等等，杨都是先得到林彪的同意才办的。凡是与贺、罗阵营有关系的大问题，杨都设法回避。例如，对大比武，杨成武连总参党委会和军委办公会议都借故不参加。”“刘亚楼、杨成武、萧华三人在林彪阵营中，起作用最大的是杨成武，其次是刘亚楼，萧华起的作用很小，在两个阵营的斗争中，如果没有杨成武的积极活动，不仅斗争会发生困难，而且可能发生难于预料的混乱现象。”（《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页３７６－３７７）
事实上，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向毛泽东告罗瑞卿状的人，不仅有叶群，更有杨成武、萧华、刘志坚等军内重要人物。在倒罗的过程中，杨成武是出了大力的。事后杨成武成为代总参谋长。１９６６年４月杨成武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发言中说：“罗瑞卿的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不是偶然性质的错误，不是个别问题的错误，不是盲目性质的错误，而是路线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阴谋篡军，阴谋搞颠覆的严重罪行。他妄想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们军队，他企图通过各种阴谋手法，达到篡军反党的目的。我们和他的斗争，是党内、军内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革命不革命的斗争，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同时附有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的四个主要发言，以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由此可见，杨成武在倒罗事件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不亚于叶剑英。
第二，杨成武在文革初期参与党内高层的政治斗争，整了一些人，其中不仅有彭罗陆杨，还有军内其他老干部，如贺龙、张爱萍等人。杨成武作为军队代表参与了１９６６年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杨成武在会上表示强烈的义愤，杨说：“听了严慰冰搞的这些特务活动，真是气人啊！我对陆定一讲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我边讲边站起来走到陆定一跟前，把拳头伸到他眼皮下说：‘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页４４０）杨成武作为代总参谋长积极配合了毛泽东“防政变”的部署，调动两个野战师充实北京卫戍区，实际上也是向毛泽东表了忠心。另外，首都工作工作组则是叶剑英总负责，杨成武作具体工作。后来发生了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和贺龙办公室的一些人搞了“炮打杨成武”事件，但由于有林彪和周恩来的大力支持，杨成武的地位不仅未受影响，反而更形稳固。杨成武成为军内仅次于林彪的高级将领。
第三，杨成武与江青关系甚好。这一点也是官史中所刻意隐匿不提的。吴法宪的回忆对此已有阐述，邱会作的回忆更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邱说：“我觉得有两件事影响了杨成武。一是１９６６年７月毛主席给江青写过一封长信，原信只有周恩来、王任重等极少数人看过，杨成武也知道内容。二是毛主席１９６７年夏天到南方巡视由杨成武陪同，他们朝夕相处了两个多月。杨成武从接触中对毛主席和江青的关系有了自己的认识。”（页１６５）“他（杨成武）在军委办事组曾得意地说过：“你们都没有到过江青同志家里吧，江青同志请我到她家里，给我讲她青少年时的苦难，她说是第一次向外人透露。江青同志一边讲一边哭，我一直陪她流泪……”（页１６８）此外杨成武还替江青作了很多私事，包括到上海抄一些文人的家，把上海一些知道江青底细的江沪浙一带的公安领导人抓到北京等等。（《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页５７９－５８０）
第四，杨成武出面组织的几件事：（１）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全军参加“支左”部队团以上干部轮训一遍；（２）领导解放军报的出版工作，杨成武个人署名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政论文章《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批判贺龙、罗瑞卿反革命罪行》，军委办事组召开全军电话会议，要求组织部队及时收听、阅读、收集反映等。然而此文发表后不久就受到毛的批评，（３）组织编写“党史纲要”，杨成武亲自挂帅，通篇只有毛泽东、林彪和江青，此事后来不了了之，（４）在军事博物馆举办“红太阳展览”，更加突出江青个人。该展览请江青审查两次，江青很是满意。由于邱会作对此不仅不感兴趣，甚至还很反感这样突出江青，为此，杨成武还特地与邱会作个别谈过，说“我们将要为中央文革做很多事情。这是为九大做准备的。我们的眼光应放大一些。”（页１６９－１７１）
有关杨成武为什么倒台，笔者在另一篇文章《真实而沉重的历史回顾－－〈邱会作回忆录〉述评》予以论述，此处不赘。
综上所述，杨成武原本就是军内一重要将领，罗瑞卿倒台后，杨成武的地位仅次于叶剑英。在文革初起时，杨成武积极配合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在倒罗事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因而得到毛泽东的重用。叶剑英因为“二月逆流”的问题而靠边站，杨成武遂成为军内第二号实权人物，地位仅次于林彪。可以说，杨成武是林彪最为倚重的干部。但是，杨成武随着地位的提高，与江青的关系走得密切，颇有脚踩两只船的味道，犯了林彪的大忌。林彪坚决不允许江青把手伸进军队，不允许军队内部有江青的代理人，杨成武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没有把握好，因而铸下了自己下台的命运。然而，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杨成武１９６８年的倒台使他逃过了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的打击，否则，军委办事组被打倒的就不是“黄吴李邱”，而是“杨吴李邱”了。令人遗憾的是，杨成武晚年的回忆没说几句真话，不仅完全回避了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甚至还推诿卸责，一副自己无辜受害的模样。这就不是简单的是非不明的问题了。通读邱会作的回忆，相信人们对杨成武的文革作为自有公正、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