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背景
众所周知，拉萨和北京于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签署所谓「十七条和平协议」，但到了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共政府公开宣佈取代西藏政府。同年四月十八日，十四世达赖喇嘛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宣佈不承认「十七条协议」，并声明「十七条协议」是在压力下中国和西藏之间签订的，其中没有命名西藏社会制度，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言不惭地向西藏政府承诺──「四，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拉萨发生藏人抗暴大起义之后，中共政府借机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让人感到不合乎逻辑。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所谓「关于西藏问题决议」中第一次公开提出，「西藏现在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极其落后的农奴制度，农奴主对于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残害的残酷程度是世界上少有的，甚至那些口口声声『同情』西藏叛匪的人，也说不出他们为什么硬要热心于支持这种落后制度的理由。西藏人民久已坚决要求改革自己的社会制度，许多上中层开明人士也认识到，如不改革，西藏民族断无繁荣昌盛的可能。……」由此可见，中共对待西藏制度的态度前后不一，又没有说明为何前九年（一九五一──一九五九）支持这种制度的确切理由，明显地违反了常理，且有斗争的需要而改变宣传策略的嫌疑，假借「解放」之名，行「殖民」之实。
西藏是农奴制度吗？
从历史本身上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大部分亚洲国家的制度停留于落后的状态，西藏作为亚洲的一部分也不例外，但是，西藏也和其他地方一样具备逐步改革社会弊端的潜能。
当时，西藏社会制度有两大弊端，「政教合一」和特权阶级所发放的高利贷泛滥。但是，这个现象是否「农奴制度」仍有商榷之处，连毛泽东都说过，「我看西藏是个农奴制度，就是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奴隶不是奴隶，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中共在解释所谓「西藏农奴制度」时，中文裡做了很多手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农奴阶层」全都是藏文音译，如「差巴」、「堆穷」、「郎生」等。为何这些名词不敢「意译」？其实，藏语中的「差巴」（khral-wa）是「纳税人」，「堆穷」（dud-chuh）是「小户农工」，「郎生」（nah-zan）是「家裡僱工」，他们有机会成为管家或代理贵族。藏文中「奴隶」叫「优波」（gyog-po），因此，从读音中可以辨别出以上阶层中没有「奴隶」一词。
西藏的前世今生
据中共调查资料，「一九五九年以前，噶厦系统共有贵族一百九十七户，其中大贵族二十五户，中等贵族二十六户，小贵族一百四十六户。……农奴由『差巴』、『堆穷』等阶层组成。佔农奴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差巴』，是给农奴主支差的人。『堆穷』约佔农奴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朗生』，意为『家裡养的』，是奴隶，佔西藏总人口的百分之五。」由此可见，纳税人和农工佔西藏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只有「家裡僱工」佔百分之五。
从社会阶层的比例上很难给西藏社会贴上「农奴制度」的标签，苛捐杂费和高利贷横行是一种寻求利润的经济掠夺行为，利益集团借着僱佣或劳动的手段以生产工具创造利润，其实施过程中发生的过激行为和不合理的地方，与社会普遍处于落后状态有直接关係。但是，比起中共对全中国实行的「无人身自由，无生活资料，无偿劳役」的所谓「人民公社」制度，则以往整个西藏社会生活处于相对不错的状态，至少有吃的，没有发生过饥荒。再比如，西藏的赋税类似土地税，交多少税由纳税人（中共称「农奴」）能从领主手上分到多少生产资料（土地、耕畜）来决定，剩馀的作物统统归自己所有，一些差地较多的纳税人其实家庭条件相当不错。
藏东（康区和安多）牧区的富裕人家，一般在夏季僱佣挤奶的女人，而且，三个月挤奶的费用为一头母牛。如果僱佣剃羊毛的男人，工时大约两天或三天，费用为一隻大公羊。其馀，长期僱佣放牧人的费用更好，至少一年有几十隻羊或几头牛。这些僱佣者叫「拉巴」（gla-wa），意即有偿僱工。因此，这种社会现象几乎与当今社会没有多少区别，也许某些方面更好。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所谓「西藏自治区」的富裕藏人甚至被划到「中农、富农」之列，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共政府才反应过来这种划分否定了自己对藏人社会制度的主张，因此，发文宣佈「『民主改革前的旧西藏是个封建农奴社会，不存在富农经济和富农阶级』，要求『全区纠正划分富农（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