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5月5日，许世友司令员(左)在“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大会上授旗
一、南京城内的“倒许”风潮
地处长江下游的南京城号称中国“四大火炉”之一，凡是在夏天到过南京的人，一定会对那里的酷热天气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在1967年夏天，由激进造反派组织“红总”发起的“倒许”风潮以及“红总”与“八·二七”两派之间的武斗高潮，使得自然界的高温相形见绌。
南京的“倒许”风潮是由武汉事件和《人民日报》社论引发的。
7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对武汉“七·二○事件”作出了如下描述和定性：
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公检法”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严重的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陆海空三军的强大反对。……制造这一严重事件的罪魁祸首，陷入了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武汉地区的这次严重的政治事件，对全国革命群众，是一次最生动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是最深刻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教育，它必将广泛地动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把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该社论最后还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
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高涨开始了。
让我们伸开双手，迎接阶级斗争的新的大风暴吧!
胜利一定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第二天，即8月1日，“红总”方面在南京街头贴出了《告全省人民书》，指责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阴谋在南京搞兵变。
8月2日，南京出现了“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口诛笔伐许世友”的大字报。
8月3日，在“红总”的动员下，许多造反派组织共同向三牌楼南京军区所在地发起冲击，占领了南京军区政治部大楼，威逼南京军区政委、江苏省军管会负责人杜平交出许世友。
8月4日，分属“红总”和“八·二七”的两派群众组织在城北迈皋桥附近的南京砖瓦厂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9人死亡，130多人受伤。
8月8日，在“红总”的武力进攻威胁下，南京城内的“八·二七”主力宣布撤退至下关地区和大桥工地，南京城成为“红总”的天下。
南京局势的骤然紧张震动了中央高层。8月11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负责人紧急召见首都红代会代表(北京“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等组织与南京“红总”之间有着紧密联系)，指出：“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武装，是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的重要支柱。所以毛主席把“三军”、“两支”的任务交给了解放军。……事实上证明解放军是胜任的。不要以为武汉军队出了个陈再道，青海出了赵永夫，内蒙出了王逸伦，就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了怀疑。……解放军思想有些保守，军队支左也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但跟刘邓那个时期不一样。一般的讲，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数是需要教育，可以教育的。
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都要一分为二，好的还是多数。现在到处抓陈再道，就象前些时期到处抓谭震林一样，这是不对的。”1第二天，周恩来等人又紧急召见“红总”方面驻北京的代表，做出了三点指示：(1)要吸取一·二六的教训。(2)对待南京“八·二七”不能像武汉对待“百匪”那样，捉“八·二七”是不对的，今后不要再捉了。(3)打、砸、抢、抓、抄的歪风要剎住，否则要走向反面。2另一方面，中央于8月15日派出了以刘锦平为首的调查组，赶赴南京等地制止武斗。
但是中央的上述干预似乎并没有遏制事态的发展。
8月15日，“红总”方面在鼓楼广场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会议期间高呼“打倒许世友”的口号。同日，许世友和杜平的家被造反派查抄。
8月16日，退守下关和大桥工地的“八·二七”以庆祝南京长江大桥钢架胜利合拢的名义举行游行，试图从中山北路进入南京市区，结果在3503厂附近遭到“红总”方面的阻截。由于中央调查组和解放军驻军的干预，双方的冲突没有造成重大伤亡，不过“八·二七”方面有10多人被抓，30多人被打伤，游行被迫中断。
8月26日，“红总”方面在南京大学大操场召开“打倒许世友，打倒江渭清，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同日，“揪许火线指挥部”宣告成立，并向许世友发出“勒令书”，勒令其在9月2日以前交出“认罪书”。
8月27日，“八·二七”以纪念该组织成立一周年的名义在南京大学大操场举行集会。中央调查组、江苏省军管会派人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八·二七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产物。”会后，与会的“八·二七”群众在市内举行了一个小规模游行。“红总”方面对此没有做出过激反应。不过当下关和大桥工地的“八?二七”试图游行进入市区的时候，再次在3503厂附近遭到“红总”方面的阻截，被打伤8人，抓走8人。
8月28日，“揪许火线指挥部”在南京军区大院门前安营扎寨，宣称“不打倒许世友决不收兵!”从三牌楼到鼓楼，近3公里的大街两边贴满了不同群众组织支持“倒许”的大标语、大字报，“倒许”风潮达到顶点。
8月30日，“红总”方面向据守四女中的“八·二七”一部发起进攻，省军管会派出部队试图制止武斗，结果“红总”方面有人驾车冲向军队，造成3名战士伤亡。3
最后由于毛泽东的亲自干预，失控的事态才受到遏制。
毛泽东本来是支持中央文革关于武汉事件的处理意见的。但是该事件所引发的全国性连锁反应引起他的高度重视。经过反复权衡，他于8月10日在林彪送审的一份准备下发部队的文件上划掉了“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其后，他于8月18日在上海秘密召见许世友，明确向他交底：许世友打不倒，南京军区党委打不倒，南京军区打不倒。(必须指出，这个“最新指示”之所以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乃是因为许世友心中有底后，并没有立即对外界公布这个消息。许世友显然是想借此机会考察军区各级干部的立场和态度)。4随后，毛泽东又于8月25日作出了“拥军爱民”的指示。根据这个最新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其中申明“人民解放军和所拥有的各种武器、装备和物资，是不能侵犯的。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是不容许外部的人进驻的。……除紧急情况，经过中央特许的以外，所有群众组织现有的武器和军用物资一律立即封存，或者上交。……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严防坏人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对于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必须采取专政措施。”5
8月29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发出《学习中央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的通知》，对“8?25指示”作了广泛的传达。另一方面，周恩来通过电话责令“红总”头头撤除“打许联络站”，不准冲击军区和省军管会。他还说：“许世友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中央对许世友同志是要保护的。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如果有人要揪许世友的话，我一小时内赶到南京去!”6
9月4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负责人接见首都高校负责人，通报了中央文革成员、《红旗》编辑部工作人员林杰等人被清洗的消息。这实际上等于公开否定了7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
9月5日，康生、江青接见安徽两派代表团，进一步明确指出：“前一段有错误的口号，叫抓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另外提，那不科学”。7
同日，中央又发布了一个“九·五命令”，该命令的前半部分复述了“8·25指示”的主要精神，后半部分则强调：“此命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今后如有违犯此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当地驻军在执行上述命令时，首先要耐心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讲清道理，进行劝阻。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在劝阻和警告仍然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行为是反革命行动，并采取措施对其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这些人拒捕和抵抗时，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8
在中央的强烈干预和军方的武力威胁之下，“红总”方面不得不实行战略退却。原定于9月2日举行的“10万人批斗许世友大会”流产。9月4日，“红总”和“八·二七”达成了《关于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至此，“红总”发起的“倒许”风潮以及“红总”与“八·二七”之间的武斗暂时告一段落。
二、“红总”与军方矛盾的由来
如前所述，1967年夏天南京的“倒许”风潮是武汉“七·二○事件”的一个连锁反应。不过如果我们的考察仅仅到此为止，就未免显得过于肤浅和单一。毛泽东曾经说过，事物的发展变化是由内因决定的，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这个论断对于我们考察南京“倒许”风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那么南京“倒许”风潮的内因是什么?“红总”与军方的矛盾冲突是如何发生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对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战略部署和1967年8月以前南京地区的“文革”发展状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简单说来，“文革”是“大跃进”失败以后(特别是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以后)中共党内高层认识分歧的产物。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是要将刘少奇及其党内追随者清除出党。毛的这个战略意图可以从《五·一六通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十六条》以及他同斯诺的谈话中明显地看出。不过毛泽东在酝酿发动“文革”的时候，并未意识到可能发生的复杂变数和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
依据延安整风和庐山会议的历史经验，毛泽东似乎乐观地认为，只要他明确表示出打倒刘少奇的意向，党内绝大多数同志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他这一边，然后将刘少奇开除出党，“文革”运动便可以胜利地宣告结束。然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结果大出毛泽东意料之外。尽管他在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结果并没有达到彻底打倒刘少奇的战略目标。
于是毛不得不调整其战略部署，将主攻目标转移到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身上。其如意算盘是借助群众性的“造反”、“夺权”运动，冲垮现有的政治体制和权力格局，打倒那些对“文革”“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中央和地方高级领导干部，然后重新任命一批“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用“无产阶级司令部”二号人物林彪的话讲，就是“今后我们的干部政策应该是，谁反对毛主席，就罢谁的官”，“要通过这次运动，全面地审查干部”，9“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10从而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将刘少奇彻底打倒。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66年8月以后各地群众的“造反”运动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并从1967年初开始进入全面“夺权”阶段。
然而毛泽东并非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群众运动不过是他进行党内斗争的一个工具。因此，尽管毛泽东在“文革”运动初期十分强调“大民主”的积极意义，强调群众运动的自发性、自主性和天然的合法性，但是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放松对群众运动的干预和控制，一直试图将群众运动限制在他所设定的轨道之内。
例如，毛泽东在1966年7月对中央负责人的讲话中曾经指出，“给群众运动定框框不行”，要“把一切框框打的稀巴烂”。11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指示林彪等人部署驻京部队对红卫兵实行政治军事训练，重点是“学习政治、学习解放军，学习林彪同志和周总理的讲话，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12意在加强红卫兵的组织纪律观念。他还操纵当时的舆论宣传，提出所谓“两个司令部”的概念，强调群众的革命造反运动必须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之下进行。这实际上就为群众性的“造反”、“夺权”划定了一个最大的框框。
其次，对于各地“夺权”以后过渡性临时权力机构的组建和人员构成，中央多次以明文规定的方式加以干预和控制。比如2月1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导问题的通知》申明：“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夺权斗争的临时权力机构，叫什么名称?是不是真正做到三结合?今后要先报告中央，经中央批准后，再在当地报纸上发表。”13其后中央于3月17日再次发布通知，指出：“各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夺权，在采取行动之前，应事先取得中央同意派代表来京同中央商量。没有经过中央同意，不要成立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不要在地方报纸上报导和广播电台上广播夺权。”14
林彪的“三·二○讲话”和“八·九讲话”曾作为中央重要文件下发。毛泽东之所以特别看重这两个讲话，乃是因为它们特别突出了“紧跟中央”、“服从中央”的主题。比如在“八·九讲话”中，林彪曾经告诫曾思玉、刘丰：要想在政治上不垮台，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请示报告，……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报告。”他还说：“报告请示中央批准了再办，这是毛主席一贯的工作作风。”15
以上的这些引证，在在显示出“文革”要强化“中央权威”(实际上就是强化毛泽东个人的权威)的导向。而从实际情况看，那些“不听招呼”、“自行其是”的人，不管是“中央首长”、省委书记，还是群众造反组织领袖，还是参加“三支两军”的军队将领，最终都难逃被清洗的命运。由此可见，与国内外“新左派”诸公的乐观估计不同，“文革”运动本质上是一个“集权”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放权”的过程，“文革”期间的所谓“民众政治参与”本质上是“运动群众”而非“群众运动”。
1967年初紧随“夺权”运动而来的“三支两军”，是毛泽东对群众运动实施干预和控制的主要组织手段。关于“军管”的基本性质和具体内涵，在1967年3月召开的“军级以上干部会议”的有关文件中有如下明确说明：“……革命造反派(小将)有天生的弱点，即政治上不成熟，虽然干劲大，但是缺乏组织性”，因此要通过“军管”实现三个过渡：即(1)把权过渡到解放军手里;(2)从解放军手里把权过渡到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手里;(3)从三结合那里过渡到巴黎公社那样通过全面选举出来的权力机构。16就笔者所知，“文革”自始至终都没有实施过所谓“巴黎公社”那样的“全面选举”。因此上文所引的第三条内容不过是一纸空文，是毛泽东积极致力于个人集权和独裁的一个漂亮点缀。“三支两军”的真正目的，是给带有自发、自主倾向的群众运动套上笼头，用当时的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话讲，就是要加强造反派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
如果我们对上述背景有所了解的话，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央关于“支左”的指示发出以后，各地造反派会与军方发生如此严重的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讲，以南京“倒许”风潮为代表的造反派的“反军”活动，是毛泽东个人思想深处“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观念相互抵牾的产物，是毛泽东“发动群众运动、操纵群众运动、消解群众运动”“三步走”战略部署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一个不和谐的插曲，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与造反派群众组织之间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
以下让我们结合有关事实，具体地考察一下南京地区“红总”、“八·二七”和南京部队这三者之间矛盾的形成过程。
“红总”和“八·二七”这两大群众组织在其成立之初，都属于广义的“造反派”，从1966年8月南京地区群众性“造反”运动兴起，到1967年“一·二六”造反派向江苏省委“夺权”以前，这两个组织在同广义的“保守派”组织──南京大学“红旗战斗队”和南京工人“赤卫队”──的斗争中存在一种松散的联盟关系。但是在旧省委和依附于旧省委的保守派垮台之后，“红总”和“八·二七”便因为政治权力分配问题产生了分歧。“红总”领导人认为自己在“一?二六夺权”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功劳较大，因而在权力分配时当仁不让，组成了以自己为核心的过渡性权力机构“夺权委员会筹备会”，实际上控制了过去掌握在旧省委手中的主要政治资源，包括《新华日报》和省市电台。“八·二七”领导人对于“红总”的专权严重不满，便挑起了关于“一·二六夺权”正确与否的论战，最终演化成两派在诸多问题上的严重对立。
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红总”虽然在“夺权”问题上占了先机，但是权力独占却带来了始料不及的后果。派性斗争的大面积迅速蔓延，直接威胁到南京乃至整个江苏地区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的稳定，这引起中央(特别是负责处理中央和地方政务的周恩来)的强烈不满。其次，“红总”方面另一个更为致命的错误，是其领导人片面理解了毛泽东在运动初期关于群众运动的那些言论，在“一·二六夺权”以后得意忘形，竟然忽略了“报告请示中央批准了再办”这个重要原则。
基于上述两点原因，中央迟迟没有对江苏的“一·二六夺权”表态支持。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八·二七”方面的分庭抗礼活动，两派的对立愈演愈烈。等到“红总”方面意识到自己的失误，派出代表团赴北京向中央表示效忠的时候，“八·二七”方面也派出了一个“赴京控告团”，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出面处理江苏问题的周恩来等人起初试图促成两派的联合，迅速组建一个包括若干旧省委二、三线干部在内的“三结合”领导班子，将江苏的局势稳定下来。但是“红总”和“八·二七”两派成见已深，在诸多问题上争论不休，根本没有实现“大联合”的可能。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中央领导层便顺水推舟，于3月5日宣布由南京军区对江苏各地实施军管。以南京军区政委杜平等人为首的“江苏省军管会”随后成立，全面介入江苏的政务。
中央的上述举措，实际上否定了“红总”方面主导的“一·二六夺权”，江苏的政治权力也从“红总”的控制之下转移到南京军区和省军管会手中。这理所当然地招致“红总”方面的不满。而“八·二七”在“一·二六夺权”中没有得到多少实惠，因而其领导人此时便抱着幸灾乐祸的心理，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坚决拥护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军管会的领导。由此，“红总”与“八·二七”两派的斗争焦点便由“夺权”问题转移到“拥军”问题上。与此同时，“红总”与军方的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
三、通向对抗的道路
如果中央的态度是明确的、坚定的和一贯的，那么南京地区的政治局势也有可能在“三·五指示”以后逐步趋于稳定。然而不幸的是，后来事态的发展并非如此。
由于毛泽东对于以群众运动方式展开的“文革”的复杂变数和严重后果缺乏足够的预料，所以当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出现的时候，他的许多决策事起仓促之间，缺乏周详的通盘考量。加之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各地运动的开展步调不一，因而在上海“一月风暴”以后到武汉“七·二○事件”之前的大半年时间里，中央发出的指示和制定的政策，总体上显现出一种含糊其辞、前后矛盾、左右摇摆的态势。这一方面造成各地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难度，另一方面也为卷入矛盾的各方根据自己的需要、实用主义地解释中央指示精神、在行动中自行其是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说到中央指示的“含糊其辞”，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如前所述，派出军队“支左”是毛泽东干预各地“文革”的一个重要举措，但是通过检索当时的文献资料不难发现，在1月份中央发出关于“支左”指示以后，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中央文件具体地阐释过所谓“左派”概念的内涵。一直到3月份召开的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在各地军方“支左”人员的强烈要求下，中央才出台了一个衡量“左派”的标准：
(1)看大方向是否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否对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党和毛主席的态度。
(2)组织纯否，首先是领导成员，如果是地、富、反、坏就不行，是否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后台。
(3)群众对这个组织的看法。
(4)衡量一个组织要用政治原则去衡量，不能带宗派情绪。……对没有群众基础的，没有经过整风成立的，不承认，被推翻的保皇组织及改头换面的反动组织一律取缔……。对民族性的组织也要一律取缔。17
必须指出，这个貌似正确、全面的“左派”划分标准实际上并不具有多少实质内涵和可操作性。大概其中唯一带有客观性的标准是所谓“组织纯否”，即看其“领导成员”是不是“地、富、反、坏”分子。不过就笔者所知，“文革”期间群众造反组织成立的时候，对于领导层的家庭成分和个人政治背景一向是十分重视的，“地、富、反、坏”分子及其子女根本不可能成为群众组织的领袖。所以这个唯一带有客观性的标准在具体的实践中也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如何认定“左派”群众组织，始终是各地介入“支左”的军方人员所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
其次，在地方两派群众组织尖锐对立的情况下，毛泽东关于“支“左”不支派”的指示也无可避免地沦为空谈。因为从派性观点出发，军方的“作为”和“不作为”都可能引发一部分群众组织的不满。事实上，由于军方在群众派性斗争中“不作为”而招致一派群众组织不满的情况并不少见。
大量的个案研究显示，各地“左派”组织的最终认定，要么来自中央领导人的裁决，要么取决于地方“支左”人员的主观好恶，并没有一个客观公正的标准。所以就造反派方面而言，要想使自己的组织成为“左派”，一个最简洁、最有效的方式当然是寻找“通天”的渠道。但是这样的渠道毕竟十分有限。因此对于那些没有中央靠山的群众组织而言，就只有以制造大规模流血冲突的方式，引起中央高层对本地群众运动的关注和同情，从而在中央的直接干预下取得与军方平等对话的机会，最终由中央对双方的争端作出裁决。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中央支援的理论概率是50%，事实上各地也有一些成功的例证。
由此可见，由于政策界限的极度含浑和中央非制度性干预的存在，“三支两军”工作从一开始就潜伏着种种危机，必然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
说到中央政策的“前后矛盾”和“左右摇摆”，这是由毛泽东对“三支两军”措施的主观预期和“三支两军”实施后的实际效果之间的强烈反差引发的。如前所述，毛泽东派出军队“三支两军”的主要政治诉求就是对群众运动和派性斗争进行有效约束，实现地方权力的平稳过渡。他的乐观估计是，“……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18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他不得不首先树立军方的权威。于是中央在宣布“三支两军”后不久，便发布了一个《军委八条命令》，赋予军方对不服从命令的群众组织实施镇压的权力。但是各地造反派并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台，便以毛泽东先前赋予群众运动合法性的言论为依据，与军方展开激烈对抗，这便引发了2月份内蒙的“柳青事件”和青海的“赵永夫事件”。另一方面，各地军方在遭到造反派的抵抗之后，普遍采取了“分而治之”、“支一派打一派”的策略。因而“三支两军”实施之后，地方的群众性武斗不但没有受到遏制，反而大有愈演愈烈、逐步升级之势，连原本处于超然地位的军方也深深卷入了地方派性斗争而不能自拔。
毛泽东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种混乱局面的形成，原本是中央“支左”政策不明晰和久已存在的政治权力高度一元化的必然结果，没有对自己的“文革”理念作出反思和调整，反而对军队的忠诚和能力发生怀疑。再加上几个老帅在所谓“二月逆流”中表现出对“文革”运动“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使毛泽东非常不满。于是毛泽东的感情天平一度发生了倾斜，对各地军方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和质疑。
例如他在4月1日发布的《中央处理安徽问题的决定》中加写了以下一段话：“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查，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19随后，大概在5月份，他又在一份文件上作出了如下批语：“江西军区与群众对立情绪为什么越来越激烈?江西军区某些负责同志对群众的态度是否正确，值得研究。此外，还有XX、XX、XX三个省军区对待群众的态度是否对，也值得研究。”20
在上述背景下，《人民日报》于4月2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4月6日，中央又发布了一个《军委十条命令》，其中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215月3日，中央军委又发布了《关于捕人许可权和处理错捕、取缔的群众组织问题的两个文件》，其中规定：“凡是错误地给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戴上反革命分子，反动分子，坏分子等政治帽子的一律平反”，“凡是错误地把革命群众组织宣布为非法组织，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强行取缔和解散的，一律宣布无效，一律平反”。22上述举措实际上是对军方权力作出了一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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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看来，4月份的《军委十条》和1月份的《军委八条》，分别体现了“爱民”和“拥军”的主题，两者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互补的而非对立的。但是由于《军委十条》和“两报一刊”社论对这个文件的阐释，从深层次上讲没有涉及导致权力冲突的制度性根源，没有提出一个合理有效地分配政治权力的制度框架，从浅层次上讲没有进一步明晰某些政策概念的含混之处，没有厘清中央和地方两级的责权范围，而仅仅寄希望于造反派和军方的相互制衡和相互忍让，凸现中央(实际上是毛泽东个人)的政治权威，因此，这类文件和规定的出台，除了加剧各地的政治动荡意外，不可能取得其他任何积极的效果。事实上，各地造反派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一般倾向于将《军委十条》等文件诠释为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反的表征，从而掀起了新一轮“反军”浪潮。而各地军方则由于这个最新指示的束缚，处于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不得不采取消极防御的态势。也有的军区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继续暗中扶植“拥军”的一派，打击和削弱“反军”的一派，藉以保持军方对地方的控制。这实际上意味着，军方无论“作为”和“不作为”，地方的派性斗争都不会终结。
毛泽东似乎始终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在他看来“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造反派和军方之间，会形成如此尖锐的对立?在百思不得其解的重要关头，“阶级斗争”的幽灵再次浮现在毛泽东面前。“走资派残余势力”向军方的渗透引发军队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成为毛泽东“阶级斗争”习惯思维模式下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因此，到武汉事件爆发前夕，他似乎大有让军队“开门整风”的意思。他说：“支左有很大好处，就是使军队本身受到教育，他们会从实际斗争中体会到这个问题。支左不仅支革命群众，支左派组织，不但看到社会各方面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同时也能看到军队里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要看到阶级斗争也反映到军队里边，军队通过支左，把问题暴露在社会上，从而更加提高我们军队的思想水平，这才是辩证唯物主义。”23
基于毛泽东的上述认知，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中央迅速作出反映，一方面认可了陈再道、锺汉华的倒台，另一方面为受到武汉军方压制的“工总”、“二司”、“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群众组织平反。这对各地那些受到军方压制的造反派组织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由此，各地造反派的“反军”浪潮进入一个快速上升通道。
南京地区的情况是各地局势发展的一个缩影。通过解剖这个个案，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造反派和军方之间的对抗，是如何在中央态度的前后矛盾、左右摇摆中不断加强的。
还是让我们从中央的“三·五指示”发出后开始。
由于“一·二六夺权”问题的影响和两派对中央“三?五指示”的不同态度，中央在处理江苏问题时，对“红总”和“八·二七”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是不一样的。中央的态度无疑左右了军方态度。于是宣布军管以后，江苏省军管会立即采取了大规模取缔所谓“反动组织”的举措，其中涉及南京地区的举措包括：
3月9日，宣布取缔金陵造船厂“红纵”、延安区土建大队、“八·三○指挥部”、红卫林场“红卫军指挥部”、大厂镇“工农红总”浦口区浦镇土石方大队“东方红红色造反队”等五个“反革命组织”。
3月13日，又宣布取缔“省红总”朝阳区总部、新华玻璃纤维厂“红色造反队”等“反革命组织”。
3月14日，又宣布取缔南京铁路工人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铁道兵”及其所属南京机务段革命造反总部“铁道兵”、南京和平门车站革命造反总部“铁道兵”和南京铁道医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又称“红卫军”)、遵义区“工人红色造反总部”及其直属纠察队、南京市“工农学革命串联总部”及其所属“飞虎队”。此外，南京市统战系统“革命串联会”也被取缔。24
这种高压政策虽然暂时遏制的“红总”的气焰，但是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解决，“红总”方面对军方的抵触情绪有增无减。这可以从4月初“红总”下属“心中想念毛主席革命战斗队”贴出的大字报中表现出来。这个大字报借用当时的意识形态话语，将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描绘成“旧省委残余势力”压制群众运动、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25此外，“红总”领导人还多次发表谈话，指责“军管会执行了一条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使得“造反派瘪气，中间派泄气，保守派吐气，黑当权派神气”。26
《军委十条》公开发布以后，军方的权力受到限制，“红总”方面的活动又开始趋向活跃。不过慑于中央权威和军方武力，“红总”此时尚不敢公开对抗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军管会，而是通过挑动与“八?二七”之间的流血冲突，给军方制造麻烦、施加压力。
有关资料显示，在5月14日至5月24日期间，南京地区共发生武斗37起。5月下旬到6月上旬，平均每天发生武斗18起。较为严重的武斗事件，一次是5月27日发生在南京林业学校的武斗，造成一名学生(林校“八·二七”负责人)蔡应厚的死亡。27另外一次是6月27日发生在南京机电学校的武斗，这次武斗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机电学校的一栋教学大楼被烧毁。28值得注意的是，在“机校纵火案”发生的时候，南京军区政委、省军管会主任杜平因为《军委十条》的困扰，竟没有及时做出反应。最后还是在得到“林办”的明确指示以后，才派出军队加以干预的。
在军方进退失据、不知所措的时候，“红总”的气焰更加嚣张。6月2日，数百“红总”下属组织成员杀向南京铁路公安处，冲砸了在那里举办的“铁道兵总指挥部反革命集团罪行展览”，提出为“铁道兵”组织平反的要求。296月19日，“红总”方面组织300多人冲进已经实施军管的江苏省公安厅，抢走档案资料60余件。24日，数千名“红总”群众再次包围省公安厅大院，试图武力进入。7月6日，“红总”负责人文凤来、张建山不顾军管会首长的劝阻，指使4名随从强行绑架到军管会出席会议的“八·二七”勤务祖成员韦万家，然后扬长而去。307月11日，“红总”负责人在内部会议上发布了一个“十二点指示”，其中谈到“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武装夺取政权，目前对南京是非常适合的”，“对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华水革联要各个击破，周边一个一个吃掉”，“对南大、南工、华水要大干一场，政治上不能一下子压垮，先从组织上打垮，打瘫痪”，“公安联总是一个钉子，……要全力把它搬掉”，31其踌躇满志、跃跃欲试的情绪溢于言表。
武汉“七·二○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康生、江青、陈伯达出面接见河南造反派群众组织代表。他们不但对武汉打倒陈再道的举动作出充分肯定，而且江青还特别肯定了河南造反派组织提出的“文攻武卫”口号。这对南京的“红总”无疑是又一个强烈的刺激。“红总”的一位负责人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关于“文攻武卫”问题，这点我在北京了解了很多单位的情况，特别了解了江西的情况，我感觉江西爆发前的情况与目前江苏情况十分相似，……革命派占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南昌的革命派夺了枪进行自卫，没有被打垮，这是南昌的手段。南京不一定采取这种手段，但是这种文攻武卫的精神，我们无论如何要掌握住的。……各单位应立即行动起来，进行武卫，进行联防，一发生情况，对方敢打进攻，我们敢于消灭”。32
7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公开发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8月1日出版的《红旗》第12期又加以转载。由此，“红总”方面认为公开“反军”的时机已经成熟，最终掀起了本文开头所述的“倒许”风潮。
由于“红总”发动的“倒许”风潮选择了恰当的时机，有《人民日报》和《红旗》社论为后盾，因而一时之间赢得了许多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回应和支持，形成一股巨大的社会声势，对军方和“八·二七”均产生了巨大的压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倒许”风潮不断高涨期间，“八·二七”一方面努力捍卫自己的实际利益，另一方面也在宣传上一度努力试图撇清自己与军方的关系。《八·二七战报》至少有两次发表文章，采用了“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红总”方面则得寸进尺、步步进逼，不但不把省军管会和“八·二七”放在眼里，而且对于中央的指示和干预也阳奉阴违。例如在刘锦平调查组来宁之后，“红总”负责人曾在内部扬言：(1)(如果调查组认定)红总是造反派，八·二七是老保，我们就把他们吃掉。(2)(如果调查组认定)双方都是造反派，我们就把他们打垮。(3)(如果调查组认定)他们是造反派，我们是老保，就干一场走路。33
这种破釜沉舟的决绝姿态，一方面为“红总”赢得了“造反坚决”的声誉，另一方面也为其最终的消亡买下了祸根。在“全国河山一片红”以后，毛泽东下令收拾造反派，南京的“红总”首当其冲，最先沦为被镇压的对象。
四、军内矛盾与“倒许”风潮
出于突出重点和叙述连贯的考虑，本文的以上论述没有涉及军方内部矛盾对群众运动的消极影响。其实南京的情况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如果没有军方内部矛盾的存在，群众组织与军方的对抗决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毛泽东派军队“三支两军”的决策，显然是基于军队系统对其个人的效忠。不过他对“人治”政治模式下必然产生的军队内部的门阀派系斗争的严重程度似乎估计不足。诚然，相对于“地方党政系统”和“群众造反派组织”等概念而言，“军队”的确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概念。其次，相对于前两个群体而言，军队内部的统属关系更明晰，组织纪律性更强，更容易指挥调度，这也是事实。第三，经过对高层的反复清洗和对底层的长期灌输，军队作为一个整体，对毛泽东个人的高度敬畏和高度忠诚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军队是“铁板一块”。高级将领之间个人关系的亲疏、各支部队的历史渊源、军队内部各部门各军种之间的利益冲突等因素，使得军队内部的“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和相互倾轧长期存在。此外在“文革”期间，由于中央关于“指左”的指示大多缺乏明晰的界定和明确的指向，因而在如何理解和贯彻这些指示的问题上，很容易造成军队干部之间的认识分歧。以上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使得军队内部的派性斗争并不比地方上的派性斗争来的逊色。
择要说来，“文革”期间军队内部的矛盾冲突，首先突出地表现为林彪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一直积极致力于在军队内部扩张自己的势力，大力培植重用“四野”出身的干部，排斥和打击其他军内山头。而毛泽东对林彪的倚重和对诸老帅“二月逆流”的反感，为林彪的上述图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二月逆流”发生之后，由老帅们组成的“中央军委”实际上陷于瘫痪，取而代之的是由林彪的少数亲信如叶群、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为主要成员的“军委办事小组”。林彪通过他们控制了军委各主要部门和空军、海军。此后林彪转而将矛头指向各大军区，攻击的重点是一些红四方面军出身的高级将领，其中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首当其冲，其他几个大军区(包括南京军区)紧随其后。34而林彪颠覆各大军区的具体方法，一是利用各大军区管辖下的军事院校、文艺团体和军队医院等系统内部的“军内造反派”制造混乱，二是利用空军系统在各大军区内部制造高层分裂，三是利用社会上造反派组织与军方的尖锐对立，策动大规模流血冲突，然后嫁祸于军区主要领导，对其进行指责和清洗。从武汉“七·二○事件”来看，林彪的上述策略是相当成功的。
南京的情况与武汉十分相似。如果不是由于毛泽东在8月中旬幡然醒悟，批示停止使用“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紧急部署保护许世友，南京的“倒许”风潮必将演化为第二个武汉“七·二○事件”。
有关资料显示，南京地区的军内矛盾，最初表现为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之一杜方平与军区首长许世友等人之间的离心离德。不过“文革”期间各方对杜方平的诸多指责是有失公允的。他在“文革”期间政治立场的抉择，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出于其个人的主观意愿。因而其最终遭到清洗，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文革”运动的荒谬和诡异。
杜方平“文革”前是南京军区后勤部下属的一个二级部长，“文革”初期刘邓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他曾经作为“江苏省委工作队”成员进驻南京大学。到1966年年底，以江渭清为首的江苏省委的垮台已成定局。在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支持下，省委工作队内部的军方人员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向工作队领导和江苏省委反戈一击，成为名噪一时的军方造反英雄。不过据了解内情的人说，梁、杜、吴三人各方面能力十分有限，当时使他们成为“造反英雄”的表态文章，实际上是南大“红色造反队”(该组织是后来江苏“红总”的核心组织)秀才的手笔。35由于有着这样一种渊源，所以在“一?二六夺权”前后，杜方平与“红总”方面一直保持着联系。
依据杜方平自己的供述36和笔者对一些南大“文革”亲历者的访谈，笔者认为他在“红总”与“八·二七”这两大群众组织之间的抉择主要依据以下两点理由：第一，1966年8月南大“红色造反队”和“八?二七革命串联会”刚成立的时候，“红色造反队”的组织成分更纯，造反态度更坚决。而“八·二七”成员的社会构成相对复杂，其领导者的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也更加明显。第二，南大“红色造反队”是较早与南京地区工人造反派发生关系的红卫兵组织。由他们主导发起的“红总”组织，是一个以南京地区大型国有企业和军工企业工人造反派为主体的横向联合组织。而“八·二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是一个单位内部的群众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南大的学生和青年教师(该组织向工厂和农村的渗透扩张主要发生在“一?二六夺权”以后)。在当时的政治观念与政治话语谱系中，“工人阶级”与“臭知识份子”这两种社会身份的高下是不言而喻的。
由此可见，杜方平对两派群众组织的不同态度，实际上完全基于那些长期以来约定俗成、或者是在当时得到强调的“政治正确”指标，如组织成员是否“红五类”、是否有较多的党团员、是否“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造反态度是否坚决等等。相对于杜方平而言，许世友的高明之处在于，在中央对两派的态度没有明朗以前，他采取了与两派组织同时接触、平分秋色的策略，尽管他在内心深处始终认为“造反派没有好东西”。37
各方对杜方平的指责始于“一·二六夺权”。事实上，“一·二六”造反派组织联合向江苏省委“夺权”，南京军区事先是知道内情的，并曾派出军队协助维持秩序。客观地讲，当时各方对“夺权”以后的事态发展都缺乏足够的估计。后来中央召见南京两派代表商议“大联合”事宜，周恩来、康生等人在批评指责“红总”的同时，也对杜方平进行了点名批评。这个时候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为了推卸责任，纷纷表态与杜方平划清界限。这样就给外界造成了杜方平是“红总”黑后台的错误印象。因此杜方平对出面处理江苏问题的中央领导人和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有所不满是可以理解的。
杜方平在职期间的一个主要错误，是在7月27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过一篇署名梁、杜、吴的文章《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其中多次使用了“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据查，此举乃是因为杜方平从他的老部下、时任中央文革成员和《红旗》杂志编辑的林杰那里，提前获知了《人民日报》7月31日社论的主要内容。这篇文章对于南京“倒许”风潮的鼓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在8月中旬周恩来对南京“倒许”事件做出指示以后，杜方平又多次找“红总”负责人谈话，强调要服从中央的指示精神，避免重新犯错误。由此可见，杜方平至多是一个没有多少个人主见、对上级指示唯命是从的糊涂虫，而非一个具有强烈政治野心的人物。
杜方平个人悲剧的发生，还与“红总”方面的一些做法有关。事实上“红总”领袖从来没有将杜方平看作自己的“太上皇”，他们对他的指示只有在符合自己利益的情况下才肯听从。但是在对外宣传上，他们又一直紧紧拉住杜方平不放。因为杜方平是省军管会的负责人之一，他的存在为“红总”方面的“反军”活动披上了一件“政治正确”的外衣。无论在什么时候，公开声明反对解放军都是不明智的。因此“红总”在其舆论宣传中一直试图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即江苏省军管会内部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杜方平是“正确路线的代表”。“红总”要反对的并不是毛泽东的“三支两军”指示和省军管会，而是军管会内部“一小撮”没有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换言之，着力将杜方平塑造成“军方正确路线的代表”，可以为“红总”方面“打着红旗反红旗”提供一个充分必要条件。
由此可见，杜方平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中央领导人的轻率断言和各方的片面宣传绑在“红总”战车上的。当然从一个更宏观的背景看，他最终又是毛泽东“文革”理念内在冲突和中央政策左右摇摆的牺牲品。
如果说杜方平主观上并没有挑战中央指示和南京军区主要领导人权威的意向和胆识，那么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几个主要负责人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南空政委江腾蛟、副政委王绍渊和政治部副主任高浩平等人，都是十分自觉地依附于林彪山头、积极充当林彪在军队内部扩张势力、排斥异己的政治打手的。
江腾蛟是湖北黄安人，与林彪有同乡之谊，又是林彪在“四野”的老部下，“文革”前任南京军区所属空4军政委。他利用叶群在苏州浏河搞“四清”的机会，与林彪、叶群拉上关系，1966年10前后升任南京军区空军政委。1967年初，他在林彪的支援怂恿下，首先在南京军区空军系统内部大搞派性斗争，打倒深得许世友信任的南空司令聂凤智，夺得了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大权。武汉“七·二○”事件之后，江腾蛟、王绍渊、高浩平等人利用其对空军的控制，紧跟林彪的战略部署，在南京军区内部煽风点火，制造分裂，成为策动南京“倒许”风潮的重要幕后力量。其具体活动包括：
7月21日，杨成武、余立金跟随毛泽东从武汉到上海。第二天高浩平飞往上海。3天后王绍渊也飞往上海。他们显然从余立金(原南京军区空军政委，后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委)那里探听到中央高层对武汉事件的态度。
7月27日，南京军区召开“声援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大会期间，王绍渊就利用军区主要负责人安排聂凤智上主席台的问题，先后三次向杜平发难。
8月初，高浩平在空军454医院造反派集会上，针对“八·二七”指责“红总”的“打砸抢”问题发表讲话说：“打砸抢不是本质问题，本质问题是“红总”反许世友、杜平，大方向是正确的。”
8月5日，王绍渊、高浩平召集南空司、政、后各大部长会议，高浩平在会上说：“从浙江、安徽的问题看，根子在南京军区。”王绍渊与他一唱一和，指责许世友在延安时就反对过毛主席。
8月8日，高浩平接见空字009“红旗兵团”勤务组成员，对他们说：“军区问题很严重，许世友是聂凤智的黑后台，……打不倒许世友就打不倒聂风智。”他还说：“军区实力派是许世友，杜平是被推到第一线的。八·二七保许世友保到什么程度?许世友操纵八·二七操纵到什么程度?我们正在调查”，“八·二七现在揪杜方平……杜方平是最早起来造江渭清反的，是中央肯定的，现在他们(指“八·二七”)揪杜方平，就是他们在政治上陷入被动，……武汉事件发生后，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一个转捩点，《红旗》十二期社论吹响了冲锋号”，“你们打倒许世友，打倒聂凤智，我们支持，许世友、杜平是有问题的。”
8月9日，王绍渊、高浩平召见南空政治部文工团“革筹会”的几个头头，说：“现在已由揪党内一小撮转为揪军内一小撮，你们可以杀向社会锻炼锻炼”，“南空党委同意你们杀向社会，许世友的问题很多都是纲上的，你们要我表态，越早越好。我们不好出面，你们表态，实际上就是我们表态。”就在这次接见的当天，南空政治部文工团“革筹会”就发布了一个“打倒聂凤智”、“打倒许世友”、“打倒徐向前”的声明。38
8月10日，王绍渊、高浩平前往上海。11日，他们从上海电告南京：“不要和军区站在一条线上”，“不要支持X(“八·二七”)派”。12日，他们又主持召开南空党委紧急会议，在会上做了题为“站稳立场，旗帜鲜明，态度明朗，划清界限”的报告。
8月13日，他们召集“红总”负责人会议，明确表态：“现在南京军区内部两条路线斗争很激烈，我们也是一直受到压制的，我们现在已经杀出来了。……武汉问题发生后，全国形势高涨，中央很明确，我们要有信心。当然南京不是孤立的，江、浙、皖三省都有发展，杭州前几天比你们还孤立，现在也在好转嘛!”
在王、高“八·一三”表态之后，南空部队影响覆盖的无锡、苏州、丹阳、常州等地“支左”部队立即作出积极回应。39
南京空军负责人的上述言论和行动，无疑对“红总”的“倒许”风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显然与武汉“七·二○事件”的结果有关。刘丰就是因为在打倒陈再道的斗争中表现积极，由武汉空军部队首长一跃成为大军区首长的。
五、“蝴蝶效应”之联想
通过以上的分析论述可以看出，1967年夏天的南京“倒许”风潮是由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素促成的。本文虽然不可能穷尽造成这个历史事件的所有动因，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获得一些明确的结论。
混沌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美国著名学者爱德华·洛伦兹说过：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能会导致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理论。从本文的论述看，南京“倒许”风潮近乎完美地诠释了“蝴蝶效应”的作用和影响。那只带来龙卷风的蝴蝶，就是毛泽东和他的“文革”理念。如果没有“大跃进”失败以后中共党内高层的认识分歧，如果毛泽东不是试图通过党内清洗的方法来解决那些认识分歧，如果毛泽东清洗刘少奇的图谋没有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遭到消极抵制，如果毛泽东没有试图借助群众运动打倒那些“不听招呼”的中央和地方高级领导干部，如果毛泽东不是在“发动群众”之后继之以“三支两军”的举措，如果没有中央政策的含糊其辞、前后矛盾、左右摇摆，就不会有南京的“倒许”风潮。所以归根结底，毛泽东无疑要对此一事件乃至于整个“文革”负最主要的责任。
然而将这个事件乃至于“文革”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个人，显然也是有失公允的。如果没有“夺权”以后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没有党内军内久已存在的“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和相互倾轧，没有各方对复杂局势的利己主义地策略运用，没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野心家、阴谋家的存在，一句话，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合谋”，毛泽东一个人的破坏能量将是十分有限的，决不会导致如此严重的灾难性后果。
对毛泽东的过分“神圣化”或“妖魔化”都有违历史的真实。归根结底，他既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也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撒旦，而是一个不平凡的“凡人”。他的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决定了他的政治信仰和行政风格。他所心仪的伟大政治家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他所推崇的政治理念，是儒家的“修、齐、治、平”，他所熟谙的政治技巧，是法家的“法、术、势”，他希望成就的不朽伟业，是使其个人名垂青史的“立言、立德、立功”。这套传统的政治观念，决定了他不可能洞悉当代中国政治的体制性弊端，不可能充分预见“文革”的灾难性后果，也不可能提出一个现代化的政治解决方案。他发动的“文革”，本质上是要“集权”而不是要“民主”。因此他通过各种方式对群众运动进行干预和控制，这毫不奇怪。“红总”领袖曾经指责“军管是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这话并没有说错。因为在毛泽东的观念深处，“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个人心情舒畅”和“统一意志”始终是无法克服的矛盾。
然而从“一·二六夺权”以后的种种实践看，造反派领袖们又何尝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他们不是也像毛泽东、林彪一样，积极致力于一个“清一色”的政治权力建构吗?他们在自为状态下的暴民主义倾向和高压状态下的犬儒主义倾向，不是都集中地反映出长期专制政治传统下所养成的政治劣根性吗?
南京“倒许”事件的隆重开幕和骤然收场，又一次生动地说明了“文革”期间的群众性造反运动其实只是一场“跪着的造反”。这种“跪着造反”的一个突出表征，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并不意味着造反派群众没有自己的政治诉求，没有对现实政治的种种不满。然而1949年以来形成的政治格局和政治氛围内在地规定着：普通民众对体制权威的挑战，必须以无条件承认毛泽东的个人权威为前提;特殊政治利益的表达，不是通过有序的、制度化的方式实现，而是通过极端的、非制度化的方式实现;不是通过自主地创建新的话语体系的方式实现，而是通过对主流话语的另类诠释的方式实现。换言之，依附个人权势，表现个人效忠，玩弄诡辩伎俩，混淆政策界限，达到利己目的，是主导“文革”期间“造反”、“夺权”运动的一个潜规则。这个潜规则为介入“文革”运动的各方所共同遵守，就命中注定了“文革”没有可能产生多少真正具有现代政治理念和充满奉献精神的新型政治家，相反倒是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大大小小的野心家、阴谋家。
如果说毛泽东的“文革”理念中确实还包含着若干理想主义因素的话，那么这样的结果无疑只会加重那些理想主义因素的悲剧色彩。
注释
1.1967年8月11日，《中央首长对北京学生代表的讲话》，载于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
2.1967年8月15日，《八·二七战报》(第58期)，“特快消息”。
3.1967年10月21日，《八·二七战报》(八月黑风专刊)，《看，这就是杜方平的黄金时代》。
4.李文卿：《“文化大革命”中的许世友将军(二)》，党史纵横，2002年第12期。
5.196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文革文库》光碟。
6.李文卿：《“文化大革命”中的许世友将军(二)》，党史纵横，2002年第12期。
7.1967年9月5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安徽双方代表团的指示》，《文革文库》光碟。
8.1967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文革文库》光碟。
9.1966年8月10日，林彪，《关于干部路线问题的指示》，《文革文库》光碟。
10.1966年8月13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文革文库》光碟。
11.1966年7月，毛泽东，《对中央负责人的讲话》，《文革文库》光碟。
12.1966年10月，毛泽东，《关于组织外地来京革命师生进行政治军事训练的指示》，《文革文库》光碟。
13.1967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导问题的通知》，《文革文库》光碟。
14.1967年3月17日，《中共中央通知》，《文革文库》光碟。
15.1967年8月9日，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文革文库》光碟。
16.1967年3月，《军级以上干部会议精神传达》，《文革文库》光碟。
17.1967年3月，《军级以上干部会议精神传达》，《文革文库》光碟。
18.1967年3月13日，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文革文库》光碟。
19.1967年4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安徽问题决定搞中加写的一段话》，《文革文库》光碟。
20.1967年5月，毛泽东，《对江西军区文件的批语》，《文革文库》光碟。
21.1967年4月6日，《中央军委十条命令》，《文革文库》光碟。
22.1967年5月3日，《中央军委关于捕人许可权和处理错捕、取缔的群众组织问题的两个文件》，《文革文库》光碟。
23.1967年7月15日，毛泽东(康生传达)，《关于军队支左的谈话》，《文革文库》光碟。
24.1967年3月25日，《八·二七战报》(第19期)，《坚决镇压反革命──取缔反革命组织小统计》。
25.1967年10月21日，《八·二七战报》(八月黑风专刊)，《杜方平是江苏省南京地区八月反革命血腥大屠杀的刽子手》。
26.1967年6月29日，《八·二七战报》(第47期)，《新华日报究竟为谁家说话?》。
27.1967年6月9日，《八·二七战报》(第41期)，《向蔡应厚烈士学习》。
28.1967年7月8日，《八·二七战报》(第49期)，《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狠狠剎住武斗风》。
29.1967年6月15日，《八·二七战报》(第42期)，《严正声明》。
30.1967年7月22日，《八·二七战报》(第51期)，《南京风云》。
31.1967年10月21日，《八·二七战报》(八月黑风专刊)，《杜方平是江苏省南京地区八月反革命血腥大屠杀的刽子手》。
32.1967年10月21日，《八·二七战报》，(同上)
33.1967年10月21日，《八·二七战报》，(同上)
34.王力在8月初曾对“清华井冈山”蒯大富等人讲过：“四方面军许世友、陈再道、韩先楚、陈锡联等四人，不是跟毛主席、林副主席走的。”(见1967年12月16日，《八·二七战报》(第83期)，《究竟怎样看待南京的八月形势》)。后来蒯大富在不同场合复述过类似的话。
35.2006年4月25日董国强与S君的访谈记录。
36.杜方平在1968年1月28日中央首长接见前夕，曾经写信给其夫人说：“我不是坏人，我不是黑手，我政治上没问题，你可以相信，在下面三个方面可以叫他们支援我：一，我是站在反江渭清及旧省委的一边;二，我是站在老造反，受压制甚至被取缔的革命群众的一边;三，我是站在绝大多数产业工人的一边。”(见1968年3月28日，《新南大》(第3号)，《决不允许杜方平翻案》)
37.李文卿：《“文化大革命”中的许世友将军(二)》，党史纵横，2002年第12期。
38.该《声明》原文见1968年7月6日，《新南大》(第23号)，《江、王、高策划反许乱军罪该万死》。
39.江、王、高三人的上述活动和言论，均见1968年7月6日，《新南大》(第23号)，《江、王、高策划反许乱军罪该万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