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的陈伯达
1966年7月18日，正直酷暑时期，毛泽东主席在离京8个多月后回到北京。
7月19日，刘少奇、邓小平在怀仁堂照常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江青偷偷地进来坐到会议室最后排的沙发上。“刘邓”都未注意到江青进来了。
然后中央各口汇报各口的文革进展情况。
刘少奇在会上尖锐批批评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派工作组是正常的做法，党委不行了，理所当然要由工作组代替，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行吗?“照你们这个做法，才是真正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个搞法不成，我这里有材料。”
康生立即叫板，说：“少奇同志，我们也有材料”。
然后，陈伯达发言，激烈批判各级党委不深入群众，不放手发动群众。邓小平站起来了，叉着腰，十分气愤地说：“我们要讲得客观一些，要了解第一线的困难。什么叫放手?!要不要政策?!我们不行，你们上去!你们那样行，我们统统撤出来!党委垮了，工作组没有了，党的领导在哪里?谁来放手发动?你们根本没有搞过群众运动，你们去试试看!”
这是陈伯达跟上江青、康生以后，与“刘邓”发生的一次正面冲撞。
陈伯达一生始终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跳来跳去。毛泽东说陈伯达是个国民党。他1925年加入国民党，最早是军阀张贞64师师部秘书，然后是国民党汕头党部秘书，何应钦福州军官学校政治教官。1927年加入共产党，1931年被捕，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他在狱中写信请张贞救他。张贞在国民党军界活动成功，陈伯达写没写自首书，由于她一直处于老虎的地位，史界也未搞清楚。然后他先在北平，后到延安。他与洛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同学，洛甫介绍他接触上了毛泽东。
1939年春天(约3月)他调到毛泽东主席办公室任副秘书长。秘书的内涵外延都是一个模糊概念，职务可高可低，权力可大可小，办事可内可外。慈禧的“秘书”小德张可以乘龙舟下江南发号司令。陈伯达到毛办以后，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对国内国外重大问题写时政评论，出版过《四大家族》《评中国之命运》等书。他无疑是有意识地利用了毛泽东的威望。王明说：“毛泽东不仅自己常常宣扬陈伯达是毛泽东思想的第一讲解员，而且竭力使这种状况成为公认的事实”。延安整风运动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宣称，他又添了几个新的亲密战友：刘少奇、陈伯达、胡乔木、彭真、高岗、陆定一、周扬”(见王明回忆录)。
陈伯达常常言语不清，貌似迂腐。这个外貌，在官场帮了他的大忙。大家不防他。其实，貌似大憨的人往往藏着大奸。1962年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他往刘少奇这边靠，主动帮刘少奇修改《共产党员的修养》，然后在他主编的《红旗》杂志全文发表。
随着他职务的升迁，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帮文人喽啰，著名的有王力、戚本禹、关锋等。王力原来是彭真、邓拓秀才班子里的，王力当了内奸，把彭真那里情况向陈伯达捅，尤其是彭真与刘少奇的来往。陈伯达得到这个情况捅给了江青。江青获此情报大为兴奋，表扬老夫子“点子多”，鼓励老夫子继续了解，有情况要马上报告给她。
陈伯达这种变色龙，一般要属于某一政治集团。自己是立不起来的，扯不起旗子的。一如皮与毛的关系，毛必须附着于皮。古语说“文人无行”，“文人势利”。其实，在权势财色喧嚣尘上的社会中，不是文人的也如此，官场更甚，尤其在信仰缺失的社会里。但势利也有区别，有的势利只是伤害了朋友，或者妻妾成群伤害了原配;有的势利却是祸国殃民。陈伯达属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