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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德:香港不是崇尚暴力的社会 不能将勇武形容为暴力

——本土建制派成为第三势力

香港社会历来是守秩序的,不是一个崇尚暴力的社会,但是爆发的暴力事件不是示威者引起的,而是警察的暴力镇压。当警察开枪和元朗的无差别殴打发生,示威者只能用武力来保护自己,暴力的发生主要责任还是政府。为了推动社会进步,推动运动的发展,使用勇武已成为一种需要。

34岁的刘伟德是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的勇武派,冲突前线不时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在本土派圈子内小有名气,被称为“大旧”(大块头)。他出生在香港,中学时被父母送到英国读书,高中时曾在英国一所军校学习,受过军事训练。后在伦敦大学主修法律和金融,毕业后回到香港,创建了自己的公司,涉足金融服务界,业务除了香港,还扩展到东南亚。

刘伟德凭着英国教育所赋予的技能和视野投身到香港的本土社运,他做过户外培训工作,如户外求生、军事训练、实地考察和社会教育等,做过学生的辅导工作,对学生工作和社会活动的指导驾轻就熟。这种经验帮助了他在“雨伞运动”中指导学生,处理前线抗争的技巧,进而在2019年的这次反《逃犯条例》修例运动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雨伞运动”之后从台前退居二线的他,低调而积极地向反修例运动的学生提供支持,包括网络指导,以及与朋友一起提供金钱资助。

一国两制走入死胡同

“雨伞运动”结束后,刘伟德看到像“热普城”这样的泛民激进组织与本土派组织热衷于网上批斗打嘴仗,觉得他们是误入歧途,消磨实力。随着“热普城”内部分裂,偃旗息鼓,刘伟德便开始在激进的本土派抗争者中间运作,5年前参与过“雨伞运动”的年轻人现在成了反修例运动的主力,他们改变了几年前与泛民政党势不两立的策略,转向成熟的默契与合作。

刘伟德认为,一国两制的变形是新一波本土运动的诱因,年轻人看到在一国两制下,香港走入死胡同,没有真普选,一国侵入两制,年轻人没有前途,买不起楼,缺乏向上流动机会,他们所拥有的自由逐渐丧失,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因此为了自己和下一代,只能奋力反抗,不惜勇武抗争。

他说,一国两制是权宜之计,买来时间,你说50年不变,可惜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共产党用很虚的指标,定下一个几十年的计划,到时任由它解释,邓小平的“河水不犯井水”到底现在还有没有效?大陆必须做出决定,要不就开放,将香港人在整个体系的直接参与认真考虑,如果你不想,香港人就会在两制上着墨,处理自己的事情,你如果干预,就不是两制了,现在是假两制,是没有意思的。

对于本土派眼中香港的愿景,他认为,目前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需要製造一种土壤来达成一个目标,香港有很多不同的战场,抗争是其中之一。香港在国际上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地位,无论是独立也好,一国两制也好,最重要的是要保持香港的竞争力。目前香港的状况是每况愈下,香港人在这种体制下要挣口气,要靠自己,要靠香港在国际上认可的实体地位。

勇武不等于暴力

“雨伞运动”中盛行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在这次反修例运动中已让路给勇武抗争模式。刘伟德说,目前的示威者还谈不上是极端暴力,否则就动用了AK-47了,然而本土派的勇武基因已在他们身上流动,无论是“雨伞运动”还是反修例运动期间,第一线的勇武方式没有改变。

他说,不能将勇武形容为暴力,更贴切的形容是“force”(力量)。5年来的实践证明,“和理非”是没有作用的,虽然所有的抗争主轴都贯穿着“和理非”,但是间歇性的使用勇武力量是必要的,暴力(violence)则没有必要,年轻抗争者还没有到暴力的程度,相反警察的暴力更甚于示威者。随着社会的怨恨越来越大,见到有些人所说所讲都没有效果的时候,必然就会想起使用适当的武力了。很多示威者处境不妙,有的正在坐牢,有的面临被起诉,面对可能的结果,他们不惧怕,不迴避。

他说,香港社会历来是守秩序的,不是一个崇尚暴力的社会,但是爆发的暴力事件不是示威者引起的,而是警察的暴力镇压。当警察开枪和元朗的无差别殴打发生,示威者只能用武力来保护自己,暴力的发生主要责任还是政府。为了推动社会进步,推动运动的发展,使用勇武已成为一种需要。“雨伞运动”追求的是一种概念性民主进程而无果,5年来,社会的不公义每天都在发生。真普选讲了20年,2017之后已经没有了普选,民主派追求的根基已经不复存在。林郑上位后,变本加厉打击示威,对郑若骅的袒护包庇犯了众怒,引起极大的民愤,现在上街的年轻人已经是绝望,推动反送中运动的力量是一种绝望的心态,拼死相搏的勇气,一定会使用更多的武力,当一个人没有了希望,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命都可以不要了。200万人上街就是自然的发展,未来只有黑暗见不到光明。

本土建制派超越了反对派

谈到本土主义思潮,刘伟德说,本土主义正在萌芽状态,这几年在不断演变中,事实上本土主义到处都有,是本土化的反映。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两种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这在社会发展中是很难避免的,民粹主义盛行,英国新首相当选,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就代表了这种趋势。香港的情况较为特殊,我们是曾被殖民的一群,所谓的港人治港,就是一种本土化概念,与其说是本土主义,不如说是一种反抗性的心态,反殖民心态,港英时代的规范和准则,没什么人说不好,年轻人没有在那个时代生活过,但总体感觉是良好的,现在这种常态是他们认为与港英时代不同,比父母一辈要差,自然就出现抗争。

他说,从情感的角度慢慢发展成一种主义,逐步将情绪的发洩变成本土建制化的心态,不纯粹是抵制建制,泛民的定位是反对派,本土派则要成为高度自治中的为港人利益服务的建制派。没有人会接管反对派,我们是要接管整个香港。什么是香港独立?就是自己要变成建制派,因为这是香港人自我管理的地方。在别的地方,很多人将本土主义与种族主义溷淆了,本土主义与种族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们一样愿意接纳 大陆的朋友,没有排斥的问题,中国 大陆进步了20年,香港则沉沦了20年,香港政府不是对香港人负责的,是听命于北京的,香港在中国的宪制内没有角色,香港利益方面没有代理人,没有人对香港本土利益负责。要不你让香港独立,要不你让我们加入共产党,香港人可以加入共产党啊,香港人成为了二等公民,这就是死角,在定义上,我们製造了一个二等的公民阶层,不是说“河水不犯井水”吗?习近平思想上位,不停地说一国,导致香港人在国家中没有角色,没有把香港人纳入国家体系中。

按照刘伟德的观点,香港本土派不想成为北京的傀儡,而要成为香港本地的建制派,任何一个有雄心的人都会这么想。你创造了一个中国梦,却没有把我容纳进去,而是把我摒弃于外,所以我们要反对你。现在香港的建制派,正出卖香港人的利益,香港人所期望的特首是要有公信力的,如果不具备公信力,那人们只好做反对派了,只能高喊香港独立了,一定是抗争的,就是保住我们应该有的东西,美国议员在哪个州选出来都会为这个州谋利益。

刘伟德说,本土建制这个方桉一直是我们想推出来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考虑过了法治因素,我们是根据这些规则思考的,这种规则适应于全世界,我们就是想如何填补一国两制的缺陷和真空区域,你必须给权力我们分享,如果你一直当我们是二等公民,我们只能抗争了。香港人希望有自主,香港独立的出发点就是要香港人自主,做庄家,才是港人治港。

外国势力使中国影响力相形见绌

对于中央政府经常说的香港反对派勾结外国势力乱港,刘伟德说,中方对这个问题越讲越是自取其辱,不断在嘲笑自己,这么多年,你出了那么多钱,做了那么多事,也动员不了50万人上街,外国势力这么遥远,美国就能够指使200万人上街游行吗?中央政府自己要检讨一下,有什么理由你20年在香港经营,香港所有的社团组织都是你控制,你还控制经济体系,你都动员不了这么多人,而抗争阵营动辄可以有百万人游行,你是不是很丢人啊?如果我们都是由美国人控制动员上街的,那你中央就要学学美国人的做法了。你是建制,为何抵制不了外国势力?

刘伟德十分了解本土派抗争者的诉求,他说,由于林郑当局错失了纠正的最佳时机,反抗者不会理会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撤回修例和独立调查警方使用暴力的诉求,一定会提出更高的要价。泛民当然是想把林郑的妥协化为选举利益,进行“政治抽水”,但年轻学生不这么看,他们不认为票债可以票偿,从本土派的角度这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年底的区议会选举会十分有利于泛民,效果比“雨伞运动”后的选举更好。

据观察,反修例运动至今两个月,本土派成果不断扩大,建制派阵营被动挨打,每週的示威抗争活动在全香港各处开花,效彷了韩国示威者逼朴槿惠下台的做法,历时数个月的週日静坐,最终达到目标。迄今,林郑仍未满足抗争者的几大诉求,双方的博弈仍在进行中,社会的主流民意也在不断变化的局势中寻找平衡点,一方面不希望香港溷乱,一方面希望林郑妥协,与“雨伞运动”不同的是,他们对于年轻抗争者的勇武,似乎多了理解、同情甚至支持。形势的发展难以预料,但是对刘伟德所在的本土派勇武阵营来说,他们仍具有主动的战术优势。本土建制派将会发展成为香港的第三势力,在议会斗争平台之外,凌驾于建制派和民主派而主导着香港政治的脉搏。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来源:香港大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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