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疾控中心掌门人高福就陷入了舆论漩涡。从论文争议，到“瞒报”、“失责”的指控，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高福可能福尽了。
然而，经过两个多月的沉默，高福终于走出至暗时刻，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镜头面前。
明眼人都明白，一度传“被调查”的高院士，已经安全软着陆。
高福接受了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专访：回溯做出“人传人”结论的前前后后
悉数疾控专家高福的过往言论
据大陆媒体财经杂志报道，2019年3月4日，高福院士在当年两会期间曾表示，中国不再会出现当年的SARS病毒。不过10个月之后的武汉，与SARS同属冠状病毒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爆发，在短短1个月的时间内确诊病例与死亡病例都超过了非典。
此前，高院士等为作为专家组赶赴武汉进行疫情考察，认为未见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
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确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会“人传人”，国务院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纳入法定的传染病。虽然“未见明显人传人”，但结论引起公众的批评。
2020年1月22日，高福院士在出席国务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目前证据确实显示儿童、年轻人对病毒不易感。然而在高福提出“儿童不易感”的10天之后，2月2日，国家卫健委明确：儿童易感！
网友最集中的质疑，就是高福院士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的论文，研究表明，自2019年12月中旬以来，密切接触者之间已经发生了人际传播。
而事实上，公众是到1月20日才获取新冠肺炎会人传人的信息。
针对质疑，2020年1月31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回应称，论文提出的“2019年12月份即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生了人际传播”的观点，是基于425例病例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做出的回顾性推论。
随着疫情的日趋严峻与复杂，高院士在网络上遭到的舆论批评越来越多。期间有人甚至称其为“高蝙蝠”，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高福可能福尽了。不过，4月20日，高福接受了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专访。
他在此之前的论文，无疑成为攻破“中国病毒论”最有力的武器，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抢占舆论高地立下奇功。当前国际环境下，确实需要高福与世界对话。蛰伏两个多月的高院士，终于再一次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采访中，高福一再说“从来没有说过没有人传人”，这也许是事实。但是，高福也从来没有在第一时间，说出了“病毒人传人”，这才是问题关键。
毕竟，这是一场深重灾难，毕竟他的疾控主任身份，这个位置，应该在新冠病毒面前有所作为。高福的行为，哪怕是符合权力运行体系的所有要求，在这种旷世灾难中，也注定难以换回民意的普遍认同。
香港专家管轶的实话风波
这让我想起了管轶，这次疫情，咱们认识了一个叫管轶的香港专家。
1月23日，财新网的一篇采访报道《SARS专家管轶：这次我害怕了》引起了很大的公众反响。保守估计，此次感染规模最终可能会是SARS的10倍起跳。我经历过这么多，从没有感到害怕过，大部分可控制，但这次我怕了。
研究人员为疫情做预测，本就无可厚非。管轶所做出的预测，作为参考，并不是官方定论。客观地说，管轶这句话起到了一定的震慑效果，如果没有管轶，可能中招的人会更多。这是专家真话的力量。
但是，当时很多人在谩骂管轶的“胡言乱语”，制造恐慌。他说的真话，大家都当笑话。
管轶遭到很多网上批判，说他是出于学术研究想去找样本，吃了闭门羹恼羞成怒。在没有一个专家学者出来反驳的情况下，一群什么都不懂的、所谓的“爱#国”自媒体，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对管教授进行了大面积的口诛笔伐和人身攻击。
遭致的骂，那绝对是排山倒海式的。
现在，回想管轶十倍起跳的警醒，你什么滋味。那是百倍千倍了啊，事实无情地甩给每一个人，重重地抽打在我们的脸上。
只有管轶敢说真话。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做空祖国而成功。
管轶不是不懂这个道理，正因为他有一颗“中国心”，才有了后来的10倍论，宁愿背负逃兵的骂名，也要同世人发出预警。
人说疫情的吹哨人是张继先、李文亮，其实，对中国来说，真正吹哨的是管轶。
如今，高福都有福了，却无人为管轶正名。我们欠管轶一个道歉。
周小平对管轶口诛笔伐
管轶“逃离”背后的真相
管轶其实是个大牛，世界顶级的病毒专家，世界公认的。
管轶和钟南山有师生之谊，在2003年“非典”期间，钟南山曾经凌晨赶车去管轶楼下邀请其一同参与研讨疫情，当时正值疾病爆发期，管轶并没有推辞，而且其带领的团队也为疾病的控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次新冠病毒，1月18日晚上钟南山来到武汉，1月21日钟南山发布新闻发布会，说出人传人。
21日管轶就来到了武汉，马上到了武汉进行第一线的调研，呆了两日，先后的时间关系就能看出两者的默契和沟通。
当然了，钟南山是体制内的人，可以说真话，但不能说得过火，只能更多的说鼓励和稳民心的话。
但是管轶是体制外的人，而且也还是香港学者，他无所顾忌，通过钟南山，通过一线的调查，他了解了病毒的严重性，和武汉当地的不作为，所以说了自己真实的想法，中间充满对武汉不作为的悲愤之情。
管轶在1月21日之所以亲自到武汉，就是已经知道了武汉的瞒报，被气得打哆嗦。
财新的采访里，管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吃闭门羹，很多科研机构不愿意合作。
华南海鲜市场封掉、洗地，犯罪现场没了，没法查。得不到第一手资料怎么找病源，研究工作无法开展。
啥也干不成，又不受人欢迎，留在那里干啥？换做是谁，谁能不走？
但他怼专家，怼他们胡乱说，他怼武汉，怼他们不作为。
你说，这样一个身经百战的专家选择当“逃兵”，自毁清誉不说，回去后还立即接受采访，昭告天下引火烧身，蠢不蠢？
但我却看到一种家国情怀中最深情的悲情。
就像管轶说的：“我不是逃兵，只是无能无力，悲从心来。”
当时，武汉的情况，他知道，钟老也知道，甚至高福院士也知道，但他们都没有权利，说自己想说的话。
事实上，在钟老到武汉之初，就提出了封城的方案，但没有被采纳。随后管轶“逃离”，一句“10倍起跳”满座皆惊。
一个学者最大的良知是说实话，他说实话，他直言不讳，可没人听他的。
真话的缺席，才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恐慌。说真话难，破禁锢尤难。
就是因为管轶的那些言论和所谓的逃跑，明眼人才悟到一些不可说的信息。
管轶从来不是逃兵，他是科学家，不是医生，他的任务不是去治疗病人，而是去寻找病毒的样本，研究病毒的结构和传染方式，找到能够治本的方法，彻底消灭病毒。他和医生的职责是不同的，虽然目标一样，但分工不同。
管轶其实一直都在战斗，并没有逃离，他的战场在实验室。
如今，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此刻，我想起说了一辈子真话的傅雷，墓志铭上写着：“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我想用这句话致敬管轶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