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一线医护人员躺在医院的地板上睡觉。（网路图片）
自从“40多名抗疫医护被裁”的消息遭到曝光后，陕西咸阳市妇幼保健院就被舆论顶上了风口浪尖。
中国的网民们怒火冲天，一致将矛头指向这家已解雇抗疫医护的医院，丝毫不理会其在声明中所说的“我院于2019年11月（就）出台了优化方案”。即在疫情爆发前，该院就因“住院业务停开”、“科室全部停业”、“业务严重萎缩”而决定“与部分合同到期的聘用人员终止劳动关系”。
已被解雇的医护是如何在疫情爆发后又重回战场的，这其中必然有诸多曲折。但中国基层医护工资低、甚至难糊口的状况却并非始于这场瘟疫。
有网友指出，“这次抗疫医护人员做出很大贡献，院方应该想办法解决医护人员实际困难，比如推荐其它医院或停薪留职或者发基本生活费”。这个建议倒是不错，但若脱离现实，就显得毫无意义了。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医院若有财力给医护开工资，又何必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背负那个解雇抗疫医护的罪名？
或许有人会说，医院怎会没钱？中国人饱受“看病贵”之苦，医院不就是罪魁祸首吗？况且，同中国大部分公立医院一样，咸阳市妇幼保健院也是“全额事业单位”，是省卫生厅所认定的“三级乙等”。若能收到财政拨款，这家“三乙”医院就更不可能没钱了。
要想看懂这家“三乙”医院宁可背信弃义，也要解雇抗疫医护的无情操作，我们不妨先来听一个有关“公益食堂”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的讲述者来自医疗行业，是原广东省卫生厅的副厅长廖新波。
故事介绍，某村的“公益食堂”始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主要靠生产队拨款来维持运转。由于村委会一直给食堂发放足额的补贴，因此村民们可享受“1分钱吃饱”的优惠价，食堂职工也十分尽心的履行着“救饥扶饿”的职责。
自从90年代初，村长提出要给村委会建造一座能满足每个人员都能拥有400平米的80层的办公大楼之后，“公益食堂”就被改造成“市场化”的饭店了。村委会打算只给食堂下发40%的拨款，另外那60%，则由食堂自己去筹措。
为了解决经费问题，食堂起初向前来用餐的村民收取“餐具费”。但1998年之后，村委会给食堂的拨款就下降到10%，甚至还经常拖着不发。尽管此时餐费上涨，但物价也随之上涨，连成本都收不回来的食堂就得通过售卖高档餐具和菜肴来增加收入。然而，即便如此，食堂也是亏损的。若继续下去，就会面临倒闭的惨景。
看到这儿，细心的读者或许发现了，假如食堂为了生存而裁掉员工，肇始之因就不在食堂，而在村委会的身上。拨款不断缩减，且没有及时下发，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至于那些未下发的拨款去了哪里，这篇故事中也有所提及。在80层大楼盖起之前，村委会已陆续买了18辆奔驰、18辆广本、18辆帕萨特，村长包养了两个小媳妇，还把儿子送到河对岸的阿麦瑞克村上学。其它村子受了灾，村委会慷慨捐款。村干部的工资，也一次又一次地上涨。
直到现在，村委会的大楼依然矗立着，村干部的生活依然滋润着。村长的儿子在阿麦瑞克村读书毕业了，把户口留在了阿麦瑞克村。村长和媳妇带着金银细软，投奔儿子去了。跟村长有关系的人，诸如村长的小舅子、表弟、外甥，村长老婆的“相好的”，以及村长老婆的“相好的”的“相好的”，都在村里的历次“民心工程”中发了大财，盖起了别墅，开上了豪车。
可见，一笔笔未下发给食堂的拨款富了掌管着拨款的村长一家。正是由于村长的中饱私囊，不仅让一个“公益食堂”背上了“营私牟利”的黑锅，还迫使其为减少成本而狠心裁掉员工。
更可怕的是，一手遮天的村长不仅掌控着食堂的存亡，还有权力指挥宣传部门，鼓动村民斗食堂。在村长所有的指示中，有一点极容易让人想到如今咸阳市妇幼保健院的处境，那就是要“在针对食堂的宣传报道中，混淆‘被动避害’和‘主动趋利’”。
比如，从实际情况来看，食堂若没有供应商的回扣、高档餐具的餐具费、高档饭菜的饭费等收入，根本不可能维持运转；食堂的厨师、服务员若不向顾客推荐高档餐具和高档饭菜，就拿不到工资，久之则会被辞退。也就是说，食堂及其员工所做的只是在执行政策、被动避害、维持生计而已。但村长却指示说，“必须通过宣传教育，让村民们认为他们是在主动趋利、利用专业技术进行敛财致富，以激发村民们对他们的仇恨”。
从如今咸阳市妇幼保健院被贴上“解雇抗疫医护”的标签，受到千夫所指、万人唾弃的局面来看，其上级单位卫健委及其主子中共可算是洗脑、甩锅“双丰收”了。
2005年，有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的公共医疗卫生投入占政府支出的比例仍在持续下降，到2001年，这一比例已从20年前的3.1%下降到1.7%。2018年，中共某政协委员公开披露，美国对医疗的投入占GDP的15%到17%，而中国仅在5%到10%之间。连终南山也曾补刀，称“中国医疗投入比率远远低于国际水平，甚至低于阿富汗、巴基斯坦”。
在财政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难以为继的医院肯定不止咸阳市妇幼保健院这一家。尤其是疫情突然来袭，更导致了中国的医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医疗业务处于停摆状态，工作量严重下滑，加上抗疫支出成本加大，很多医院基本上是入不敷出”。
广州某公司的调查显示，在2月受访的316家医院中，大部分业务营收下滑超过50%。上海某三甲医院有医生透露，“前两个月的绩效肯定是没了，三月份也没几个住院的”。而北京某民营医院的护士也说，“医院天天都在亏损，已经把退休的大部分员工都裁了”。
疫情之所以让中国的医院雪上加霜，不过是因为中共所把持的财政从未能给它们雪中送炭，甚至只是任其自生自灭，从而使本该救死扶伤的医院“设法用歪门邪道来弥补收入”。
若说医院的院长惟利是图，那么，又是谁将其推向歧路呢？若说医院是裁掉医生的刽子手，那么，又是谁给它递上了无人性的尖刀？极权体制本就是一个腐败的体制，依附其上的必然是一个个靠贪腐、搜刮来维持生存的蛀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