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变发生之初，还有一种先抗日的理论，以为中国内部的乱源，都导发于帝国主义的发纵指使，不直接打倒帝国主义，而日事讨逆剿共，乃是舍本逐末。又说先求国内统一，肃清一切反动，而后始能打倒帝国主义者，是为倒因为果。我记得当时我也同意这种看法，于“养”电发出后，仅隔二日又发出一通陈述这种意见的电报。今日想来，觉得当日真是幼稚冲动之可笑。由于义愤填膺而请缨抗日，犹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应有之举，至以打倒帝国主义为先抗日的理由，是直以“无算”为“多算”，拿政治上的一句口号，当作军事上“无敌于天下”的凭证，岂非不思之至。“打倒帝国主义”这句口号，本是联俄容共后的产物，苏俄制造这句口号，用心至为险毒。因为当时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在落后地区，作恶多端，尤其是英国，近百年在亚洲劣迹昭彰，亚洲人民除少数为其所豢养的走狗外，无不衔之刺骨。如前缅甸总理宇素供词之所说：“吾人宁相信吾人所稔知之魔鬼，而不愿相信吾人所不知之天使”，此言可代表亚洲人民对大英帝国之感想为如何。苏俄洞悉亚洲人民之心情，而又艳羡英帝在亚洲所猎获的权益之丰厚，于是乘瑕蹈衅，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以鼓动亚洲人民反抗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政策，好藉便坐收渔人之利。所以“打倒帝国主义”，是苏俄赤化世界的一大阴谋，但却是因为英国之多行不义，才使苏俄得到发展此项阴谋的良好机会。国民党接受了这句口号，未尝不知是上了苏俄的当，但因革命环境之过于孤立，由于嘤嘤求友的本能要求，也就不能不互相唱和起来。及至为日既久，积非成是，几视此一含有严重毒性的口号为一泛应曲当之口头禅，人人如此，我一人又何能独异。今日说起来，亦可见当日群言庞杂之一斑。若非委员长有真知灼见的领导，恐怕今日局促台湾一隅的中华民国也未必存在。
两广当局以不抗日为反抗中央的借口，就另外制造一种口号说：“在抗日的旗帜之下，方能统一军令”，他们举出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后德意志的统一来作例子，说是先要打胜了外国，然后方能完成统一。姑不论他们口里说的心里想的是不是一回事，就说他们是心口如一的罢，可是这种论证，也迹近歪曲事实。我们知道德意志的统一运动，自一八三四年十七邦的开税同盟，即已开其端。由于工业革命及俾斯麦的治国有方，才达成这一目的。他们早在对法作战之先，即已完成政令军令的统一，其所以一战而胜者，就正是因为军令政令先已统一的缘故。事实俱在，岂可随便加以颠倒？“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解释，是说外侮来的时候，兄弟先要放弃阋墙之争，然后才能共御其侮。未闻阋墙之争不息，同时仍能抵御外侮者。所以军政令不先统一，而能御侮救亡者，此为古今必无之事。那么先安内呢？先攘外呢？当然安内为先了。
先安内后攘外的道理，本极浅显易明，在知识分子之间，但能平心静气的想一想，听一听，自能接受政府的领导，而不致横生枝节。（当然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们，自当别论。）倒是非知识分子的士兵群众，对此问题反而往往不易说服。“一二八”沪战发生后，十八军奉到命令马上准备赴援。消息传出，全军欢声雷动，至有如痴如狂者。可是正当准备出发之际，得到共党有将蹑我军之后夺取赣州打通湘赣直捣武汉的计划，当时赣省吉安父老集体向我请愿不放我走，要我留赣继续剿共，他们说：军人以卫国为天职，如果人民都被共党屠杀光了，纵能卫国，但于吾民何益。我允将此意转向中央请示。其时委员长已下野，中枢政务由孙哲生（孙科）先生及陈铭枢等负责，给我的覆示是“请兄相机处理可也”，这是让我自作主张，我应当怎样决定呢？全军奉命抗日，士气之盛，已达极点，一旦改变命令，仍留赣剿共，军心沮丧，可想而知，剿共亦将难以达成任务。不过当时共军围攻赣州甚急，危如累卵，赣民环列请留，情词迫切，事实上亦不容弃置不顾。在无可如何之下，我只得亲赴各军，将共军攻赣阴谋，详予解释，并告以剿共即为抗日初步之理，士兵心理始略为缓和。他们转念不能如愿抗日，完全是因为共党扯后腿的原故，于是把满腔义愤，都拿共军作为发泄对象，这才解了赣州之围。说起来好笑，当我们好不容易说服了士兵剿共应先于抗日之际，无奈既无饷又无粮，部队无法开拔。我们请中央发饷，中央没有钱，向江西省政府挪借，以省库空虚，也筹垫不出，要我们向地方直接筹派。我向官兵征询意见，大家一致表示宁可穷困而死，也不向人民要钱。正在无计可施，幸亏委员长以在野之身，商请浙江省政府筹借五万元给我们，才得济一时之急。饷的问题解决了，粮还是没有着落。经查泰和县存有军粮，因电请南昌行营饬拨救急，不料奉覆不准。部队怎能饿着肚皮打仗？再电呈行营部队断炊情形，请权准动用泰和存粮，这才解决了粮的问题。
但每一官兵所能发给的亦仅敷十日之用。在这种七拼八凑之下，十八军幸而不负民众的期望，一下子就把犯赣的共军击溃。共酋彭德怀仅以身免，他的三个师长一被俘、一负伤、一被击毙，其余共军官兵伤亡被俘者无算，几于全军尽墨。假使当时补给充足，我军乘胜穷追，必可斩尽杀绝，消灭了无穷后患。这一仗可谓大获全胜。但我们事后想来，我们当时转移抗日的军心而为剿共，也未宁不是捏着一把汗干的。
“七七”全面抗战发动以前，“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在这当中将近六年的期间，大局危疑震撼，人心扑朔迷离，实在是中国朝野极端苦闷的一个时代，其所以然之故，就完全由于“先安内？先攘外？”这一问题的存在而使然。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而在内外夹攻之下，有时亦不能不两面应付，以致有顾此失彼之虞。否则江西共党之为患，又何致劳师数年需要五次围剿之多？我们身当剿共之冲的将领，当时处境，最为狼狈，因为先安内后攘外，是纯理性的主张，而先攘外后安内，则是偏于感情的想法。用理性克制感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当时一般自命以及为共党捧昏了头脑的所谓进步分子，以指责政府不先抗战为自我标榜之捷径，影响人心极鉅。尤其是头脑简单的我们军人，要想转移我们先抗日的心理，使其不得效死于长城大汉之间，而葬身于深山穷谷之内，其为难于说词，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们在江西几年剿共，真是心力交瘁，无以复加。然而今日结果怎么样？江西逃亡的残共竟已成了大陆的宰制者，我们剿共同志的血白流了，汗白出了，力白费了，这是死也不能暝目的事。在反攻复国大业完成之先，我们后死者的责任是交代不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