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青少年时，第一次听到潘光旦的名字，觉得既可笑又奇怪。
光蛋，在我们老家，是指可怜的既穷困又没有老婆的男人。
可居然有人取名就叫“盼光蛋”！
当时很不理解，以为潘光旦是个喜欢开玩笑的穷光蛋。长大后方逐步清楚，潘光旦是个大学问家。
潘光旦是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人，今属上海市。字仲昂，原名光亶，又名保同，笔名光旦，西名Quentin pan。潘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生于一八九九年八月，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一九一三年，潘光旦由江苏省政府咨送北京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入达特茅斯学院，1924年获学士学位。同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获理学硕士学位。潘先生一九二六年回国，后二十多年，先后在上海、长沙、昆明和北京等地多所大学任教授。
潘先生曾先后兼任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教务长、社会系主任，以及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毕生致力于爱国民主事业，倡导民主自由思想，于一九四一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民盟第一、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届中央委员。
中共窃国后，曾先后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文化委员会名词统一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
一九五二年全国院系调整，社会系学科被撤消，潘先生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从事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
潘光旦早年读清华，他的国学老师梁启超在其论文评语中写道：“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
可见梁启超对他的评价之高，期望之殷。
很多人知道潘光旦先生，但不知道他只有一条腿。更不知道他在去美国留学之前，他的一条腿就已经锯掉了。
他是中国最早的独腿留学生。
潘光旦的腿到底是怎么坏的，当过燕京大学代理校长的梅贻宝先生在《清华与我》一文中如是说：“我在一九一五年入清华，初次看见他，他已经是独腿客了。在前一年他跳高跌倒，伤了腿。医师有欠高明，耽延一阵，竟成不治，只可把伤腿切断。他曾装过假腿，但是麻烦胜过架拐，他索性架拐架了毕生。他虽然独腿，但是一般行动概不后人。周末同学们郊游散步，他从未缺席。他同我对于学生基督教青年会都感热心。有一次在西山卧佛寺开会。会序中有一项排列在寺院后山门（等于半山腰）举行。老潘亦就架拐登山，若无事然。”（《清华与我》）
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潘先生的毅力与勇气。
潘光旦的外甥女张雪玲在谈到潘光旦腿的时候说：“那一年，潘先生在清华因跳高受伤致残，回到家乡修养。原来订婚的对方得知后便解除了婚约。这时，他的一位表亲赵瑞云女士钦幕他的人品学问，自愿下嫁与他，这便是后来的潘师母。”
潘光旦是一九一三年进的清华学校，因为腿伤，中途休学了两年，一九二二年才毕业出国的。
潘先生说到自己的出国，有段有趣的事情。他说：在清华上学时，我曾有一次问严鹤龄，我一个腿能否出洋。严鹤龄说：“怕不合适吧！美国人会说中国人两条腿的不够多，一条腿的也送来了。”这话真把我气死了。当时，有一个教图画的美国女教员叫Star，她站出来说：“潘光旦不能出洋，谁还能出洋。”因为我当时总是考第一名。（《过去的学校》）
潘光旦先生一生涉及广博，在性心理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优生学、人才学、家谱学、民族历史、教育思想等众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潘先生是学自然科学出身，但融通自然、社会两大科学体系。他对婚姻、家庭、民族、宗教、历史、教育等都深有研究。他“用生物学的眼光盘诘人类社会”的文化生物学思想，试图“开创一种贯通自然、社会、人文三大领域的气象宏大的学问。”他提出“自然一体”、“世界一家”、“人文一史”的新人文史观。
潘光旦一生的为人、处世、做学问都充满着传统士大夫的人文情怀，忧国忧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毕生致力于爱国民主事业，倡导民主自由思想。他的一生“是为时誉所重、所毁的一生，是旧时代一个学者的狷介、真诚、浪漫而又坎坷的一生。”
潘先生的学问有多大呢？
按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就潘先生博学得如同一本百科全书，不知道的事不用去翻资料，直接问他就好了。
潘先生尽管身有残疾，但一直是一个快乐、风趣的人。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抗战时期，长沙临时清华大学部分校舍没有完工，租用长沙圣经学院校舍。文学院改设在南岳衡山，潘光旦与沈茀斋（曾任梅贻琦的秘书长）是邻居。有一回，沈茀斋半夜有电报到，邮差误将“斋”字认作“齐”字，在门外大叫：“屋里有沈茀齐吗？”吃早饭时，潘先生对沈茀斋说：“昨夜邮差大不敬，将尊兄的下半截割掉了。”同桌吃饭的人大笑不已，冯友兰只笑得连连喷饭。
潘先生因独腿，行走用木拐，徐志摩曾戏言“胡圣潘仙”。胡圣，指胡适；潘仙，指潘光旦，比喻他像名列八仙之一的李铁拐。
抗战时期潘先生在西南联大演讲，讲到孔子时说：“对于孔老夫子，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说着，他看了一眼自己缺失的一条腿，严肃更正道：“讲错了，应该是四体投地。”
引得同学们大笑。
现存的潘光旦手稿《存人书屋拊掌漫记》，保留了当时烽火连天的形势下，一群临时清华大学大教授们苦中作乐的生活场景记录。潘光旦记录这些生活场景，很人性化，也富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性”趣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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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中一些既谑又雅的“荤段子”，里面的雅趣，是那个时代的学人的风格。
举几例：
一：余与海宗（指雷海宗，潘光旦清华学校时期的同班同学，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离平到湘后，内子与海宗夫人皆不健笔，来书甚少，余约计每月只一信，海宗则更少，四阅月中，所得只一函及二明片。某日与海宗晤，谈及此事，余谓亦有法使彼等多作书乎？海宗摇头曰：鞭长莫及。余不禁大笑，徐曰：鞭字有语病！
二：之迈（指陈之迈，时任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成婚之夕，众大闹洞房，化成（指王化成，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硕然长者，独不往。事后有人传语谓化成实有苦衷。化成离平来湘，亦既四五月，怨旷之余，曾求教于体育教授马约翰先生，马先生曰：可非法出精。于是非法出精之大议论，一时传遍圣经学院。之迈之婚，同人自无不见猎心喜，而化成枨触尤多，竟不入闹房之伙，同人有扣之者，则曰：闹房后归圣经学校宿舍，独自对火盆发愣，有何意味。此段问答某日传至新园，岱孙（指陈岱孙，时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味而善之，频点首曰：对火盆以叹息。余亟应之曰：抚孤松而盘桓。
三：清华在岳麓山建新校舍，余与芝生（指冯友兰，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岱孙、嘉炀（指施嘉炀，时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任）等初次往观。其旁有农业学校，校有蚕室，占清华新址之一角，正接洽出让中。临时大学开办时，拟即以此为土木工程系之教员宿舍，余笑问嘉炀曰：公等何日可下蚕室？芝生喟然曰：是真所谓文章误我，我误妻房！
这些诙谐雅趣的“荤段子”可能有人看不懂，并不觉得好笑。但能理解文中词义的人，就会入耳喷饭，乐不可支。
如“鞭字有语病”，运用了“鞭”字在俗语里暗指男性阳具的含义，造成了一语双关的效果。如“非法出精”一语，源自佛教，指手淫。以陶渊明《归去来辞》里的“抚孤松而盘桓”来对“对火盆以叹息”。不仅对仗工整，也和“非法出精”的说法遥相呼应，“性”的意味十分明显。如“蚕室”是个典故，唐代李贤注《后汉书》云：“蚕室，宫刑狱名。有刑者畏风，须暖，作窨室蓄火如蚕室，因以名焉”。意思是说受过宫刑后的人怕风，喜暖，在地下室生火养病，生火的地下室就像养蚕的温室一样暖和，后来就以“蚕室”来指代宫刑牢狱，是以典故来引起联想，造成戏谑的效果。冯友兰所谓“文章误我，我误妻房”，既是对潘光旦的回应，也是对文人情趣的自嘲。
比之今日社会上的一些无聊段子，自是高下立见。
一切都俱往矣。
后来这些文人雅趣，都被说成是封建糟粕，是反动文人的精神糜烂，遭到了革命者的痛斥。
何止是痛斥？
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在新政后受到了历史上最残酷的蔑视与糟践。
一九五七年，潘先生在反右派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是人类学、民族学界著名五大右派（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之一。
一九六六年，红卫兵命令潘先生到清华园一角除草。先生以衰老之年，残废之躯，无辜成为暴力的实施对象。潘先生因不能像正常人蹲着工作，恳求携一小凳，竟遭到昔日的学生拒绝。被迫坐在潮湿的地上，像畜生一样爬行着除草。
一九六七年年五月潘先生病重，疼痛难忍，竟不准医治，只能在家惨痛哀嚎，用四个s开头的英文单词留下惨痛遗言：“surrender（投降）、submit（屈服）、survive（活命）、succumb（灭亡）。”
这不能不让人动容。
这四个特殊遗言，不是潘先生一个人的写照，而且是一群与他身份相似的同代学者的生平概括。由于权力的高压，一些历史真实被长久地淹没和掩盖，善良的学人，对暴力，须合作，不合作就会面对死亡。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晚，老保姆看到潘先生情况不好，急忙请隔壁的费孝通过来，因为潘光旦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好友。潘光旦向费孝通索要止痛片，费孝通没有，他又要安眠药，费孝通也没有。后来，费孝通将潘光旦拥入怀中，潘光旦便逐渐停止呼吸。
费孝通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
一代大师，竟这样凄惨地撒手人寰。
回首当年，国民政府败退撤离大陆，偏安台湾，新政初建，清华四大哲人潘光旦、叶企孙、陈寅恪和梅贻琦，除了梅贻琦去了台湾，其余三人都义无反顾的留在祖国。
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除了梅贻琦先生在台得以善终，其余留在大陆者俱都凄惨而逝，无一例外。
悲夫！
窗外大雨滂沱，夜不能寐，索性举杯自饮。
夜雨敲窗听不得，点点尽是断肠声。
魂兮归来！
（备注：部分资料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