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于“绝望”都不陌生：《国安法》出台、一些年轻人被捕、警暴问题、有一些情操高尚的法官作出与普通人道德尺度有距离的令人较难理解的判断，更大的绝望当然都与现时的疫情有关。我也经常想不通为什么政府在抗疫工作中表现得这么差，这是一个很普遍的评价。可能回溯到很早之前的情况我们便能理解，之前有一份报告提及到现届政府把“抗疫”视作一个帮助建制派或支持政府的党派在9月立法会选举中获胜的政治行动，如果我们发现原来政府的抗疫行动并非仅仅为了抗疫，而是有其他的目的，就可以更好理解到这一系列的抗疫措施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控制疫情而是有背后的政治考量，在社会、法律等种种层面上香港人难免产生了一些绝望的情绪，相信不少年轻人都有这种情况，而我惊讶地发现不少年纪更大的群体的绝望情绪相较年轻人更为强烈。我今天将会尝试从政治情绪的角度来剖析“绝望”。
首先我们就“信念”和“情绪”两个概念作一下区分。我们可以对局势抱有绝望的信念，也可以抱有绝望的情绪，两者是不同的。刚才提及到香港在各个方面的情势都很恶劣，以致我们很容易作出“情况已经恶劣到我们无法改变”的判断，某程度上这就是一种绝望的判断或者说是绝望的信念，是关于一个客观的环境到底有多恶劣（的判断）；情绪是不同的，其中一个关键点是情绪不是单纯关乎客观的环境，而必定关联到我们自身的幸福。
政治哲学家Martha Nussbaum曾经讲过,情绪与幸福的关系密切，无论一件事的性质有多坏，只要不影响你的幸福感，就不容易牵动到你的情绪。譬如现时美国的疫情很坏，但你打算一辈子不去美国，只会留在香港，美国的情况再坏都不会引起你的情绪，因为你觉得事不关己，而香港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是一直以来你土生土长的地方，香港不太好的情况将影响到你对幸福生活的追求，甚至会让你认为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无法实现，而在没有能力去改变现况的时候，你对客观世界的判断和对个人能力、个人幸福之间关系的交叉考量，就会催生出绝望的感受。区分信念和情绪的重要性在于了解，即使我们判断现实情况很恶劣，抱有绝望的信念，并不意味着我们必定为此感到绝望，只要我们认为自己有能力去面对这个恶劣的情况，尽管客观情况很恶劣，我们也未必有绝望感。于是乎，“绝望感”与其说这是我们对客观世界的判断，不如说是我们对自身状况无能为力的一种判断，着重点在于我们怎么看自身的能力而非外界的客观世界。
关于何为“绝望”，奥地利的心理学家Viktor Frankl提出过一条公式，就是“绝望=失去了意义的痛苦”。Victor Frankl曾经被困于奥斯威辛纳粹集中营，能活着离开已经是一个奇迹。他在里面目睹过很多人被折磨而死、病死，但也看见很多囚犯是自杀而死的。几年前我拜访奥斯威辛集中营，那在一个很荒凉的地方，布满铁丝网，在一些难以被注意到的角落我发现一些被遗留下的布碎，原来当年这些铁丝网是电网，用以困着囚犯以防他们出逃，不少囚犯抵受不住折磨而冲到电网上自杀。问题是为什么他们要自杀呢？单纯因为痛苦吗？这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痛苦没有意义。大家看到的这张黑白照片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入口，上面的德文“Arbeit Macht Frei”的意思是“劳动使人自由”。讽刺的是在集中营里面无论多努力地劳动都是得不到自由的，对于里面的人而言，最难受的不是痛苦，而是无论他们怎么劳动、劳动多久都无法换取到自由的那一天，这对于他们而言是最大的绝望，所以痛苦本身不是绝望，没有意义的痛苦才是。
对于这场争取民主自由的社会运动，不少香港人觉得，我们已经付出很多，可是这些付出都是徒劳无功的，无论付诸多少时间、金钱、青春，局势都不会因为我们的付出而改变，这正是让我们陷入绝望感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有消除绝望的办法吗？
我需要在此再引入一组概念，就是“个人情绪”与“公共情绪（又或称为政治情绪）”的对比。个人情绪比较容易理解，而公共情绪则是一个群体共同感受到的一种情绪。上图的左边是汤氏夫妇，他们在728示威中被控“暴动罪”，罪名不成立而被释放，有趣的是有人发现在法庭上他们并非最开心的人，而是有另一帮年轻人开心得泣不成声，原来这40多位年轻人是同样于728当天被捕，这一年来他们共同面对检控、经历种种压力和社会变迁，彼此之间已经滋长出了比朋友之间更深厚的友谊，他们会一起称呼汤先生为老公、汤太太为老婆，从这种称谓与情绪的爆发可见他们已经成为一个情感的共同体，他们会为同样的事情而快乐、同样的事情而悲伤，不止于此，他们更进一步地对香港的议题有很多类似的看法，例如对民主自由的追求等等，这就是一种“公共情绪”。当然这是较小范围的，不过40、50人，但其实“公共情绪”是可以出现在规模大得多的群体中的，例如很多香港人已经形成了一种“命运共同体”的认知。
这种“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并非都源于大家对政府施政一时的不满与愤怒，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彼此之间的愤怒是千差万别的，可能有人不满于警暴、有人不满于政府的无能、有人认为他们（公权力）欺负年轻人。命运共同体是在慢长的过程中演化出来的：不同个体本来对政府有不同原由的愤怒，而当他们在情绪上逐步互相感染、互相理解彼此的观点与角度，透过这个感染、理解乃至认同的过程他们逐渐成为情感上的共同体，只有当一个群体在这样共同经历下产生的情绪才能称之为“公共情绪”，而当这种公共情绪产生后这个群体甚至会建立起所谓的“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透过公共情绪而建立，也会反作用于公共情绪的强化上。当公共情绪是正面时(例如义愤)，它的坚韧度可以为群体制造一个强而有力的粘合，但当公共情绪是负面的绝望感时，就会使整个群体很沮丧，甚至失去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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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绝望如上述是一种没有意义的痛苦，那很容易推论出，给痛苦赋予一点意义不就不绝望了？然而，其实我们很难为个体的痛苦赋予意义的。例如梁天琦要坐很多年的牢，杨子俊老师被打盲了一只眼睛，吴傲雪受到性侵犯，他们经历的痛苦对于他们个人的幸福追求而言是很难说有什么正面意义的，因为他们丧失了一些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东西。但假若我们成为了一个命运共同体，“我”的痛苦即使无法为“我”的幸福赋予一点意义，但却可能能为“我们”的幸福赋予一点意义，例如我可以相信我的痛苦会为别人带来一点启示或前进的动力，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则“我”的痛苦也带上了一点意义，“我”的绝望感便会被淡化，这是从一个负面的角度尝试去克服绝望感的情况。
那么，绝望感是否会有一些正面意义呢？我们先来说一个笑话，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组图：统计数据显示现时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是脑残，图中二人都说自己不是，然后默契地望向屏幕外的你，意味着真正脑残的人是你。有心理学家尝试去剖析，认为这种让人觉得幽默的原因与所谓的“失谐-解困论”相关。初始看这个漫画的时候，我们可能并不明白它要表达什么，为什么他们在说三个人中有一个是脑残，什么你不是我也不是，最终什么都不说。因为一般的连环画是会在末尾揭晓答案的，而这个连环画则让我们陷入到一个“失谐”的状态、不知道怎么去理解，而正正是这种“失谐”状态经常能引导我们突破惯性思维达到“解困”，改变了一直以来的思考方式、从全新的思维角度去看问题。
世界上不同的社会运动往往在陷入绝境，人民也要爆发出不同凡响的创造，打破固有思维，开创出与别不同又有效的崭新的抗争形式。例如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美国有一个ACT-UP的联盟尝试为对抗爱滋病的同性恋者争取权益，要求政府正视爱滋病的危害、提供一定医疗补助。他们原本的抗争形式是比较温和的，例如朗诵诗、请愿等，但政府完全不重视他们，随着他们的同伴中越来越多人因爱滋病而死亡，促使很多运动参与者把温和的方式转化为街头抗争形式，在当时而言从“和理非”的表达到“勇武”的演化是非常不容易的，某程度上可以说是爱滋病危害与政府冷漠回应引起的绝望感促成的。
另一个绝望的案例是，哥伦比亚的黑帮势力横行情况。当地的黑帮仇杀频仍，动辄死伤过百，平民的村落往往被破坏殆尽，更由于当地的警察与黑帮勾结，老百姓可谓叫天不应叫地不闻。于是，一班黑帮混混的女性伴侣发起了Cross Leg Movement，就是在他们的男伴放弃所有武器之前都拒绝与他们发生性关系。这个社会运动出奇地成功，不出数周这些黑帮都纷纷同意停止械斗。
回到香港，我们在反送中运动中看到黄色经济圈、唱荣光、人链、连侬墙等，都是我们在绝望之中的创作，让我们将运动一直延续下去，甚至成为世界各地抗争者的学习对象。我想说的是，绝望感很容易让我们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了、无法改变什么，但是若我们能认知到自己可以作为这场社会运动的命运共同体的一份子，虽然“我”个人感到绝望，但依然相信同在命运共同体中的他人能发挥其创意、做到一些“我”做不到的事情，只要他们能做到一些事情，我们其他人就能用自己的方法继续投入这场运动、支持这些另类的新的抗争手法，于是“我”的绝望就能成就“我们”的希望，“我”的绝望也就不再那么绝望了。
最后，我想以鲁迅先生所引用过他人的一句话作结，就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绝望是不是虚妄呢？当然不是的，政府的表现、我们的无能为力及其他现实都实实在在地让我们感到绝望。然而，绝望又是虚妄的，因为这是undetermined的、未确定的局面，我们现在不是作为一个独立个体而是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去面对，而命运共同体所蕴藏的可能性十分大，你所承受的痛苦可能为他人带来价值，你的无能也可能刺激了他人去为解决你不能解决的东西而努力，于是乎，“我”虽绝望，但“我们”亦不必绝望。
出自“不平则鸣：社运中的理性与情感”讲座文稿
题目：绝望作为一种政治情绪
讲者：黄沐恩博士（香港恒生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