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初，史丹福大学社会学系的周雪光教授接受媒体BBC访问，提到了当时 COVID-19所反映的中国“刚性组织”的问题。他指出：中国刚性的组织削弱了地方的权力，以至于地方形成被动，许多讯息不愿、不敢上报中央。当一个决策需要由下而上资讯回馈的时候，这种疏于回馈的体制就容易产生决策扭曲。以 COVID-19肺炎为例：在疫情发生的初期，地方没有回报中央，等到疫情扩大遮掩不了才开始防疫，遂使得病毒大幅扩散，演变成今天的全球大流行。
社会学科研究要看大面向，而非小餖飣
周雪光的分析不能说错，但是视野狭窄，只见餖飣，缺少看问题的洞见。他也像许多做“田野研究”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容易迷失在“田野”的科学狭隘视角，专注于因果连结、逻辑推理，推论出一个“正确但是极为片面”的答案。这种“片面”之误对于分析共产极权之弊极为重要，非得讲清楚才行。以下我分点陈述之。
首先，就传染病防治而言，它防治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隔离。隔离甚至比治疗更重要，因为只有隔离才能防止扩散，而一旦病毒扩散，全世界没有国家能够同时照顾治疗数以万计的病患。四百年前全球人口死亡率开始大幅下降，就是因为人类逐渐了解隔离与消毒等公共卫生的重要。
上段说明有两个关键环节：一、启动防疫必须要及早；越晚启动则病人散布越广，传染病防治越困难，社会成本越高。二、一旦启动防疫，就必须要有效隔离、检测、分配医疗资源⋯⋯周雪光所描述的中国刚性体制缺点是：因地方不敢、不便上传讯息，使得防疫启动太晚，造成重大损失。台湾媒体在这方面的讨论非常多，也都是对的。
中国极权体制，防疫弱隔离强
但是若纯粹看效率面，一个极权体制虽然有上述“讯息上传受限”的缺点，却也有它超级有效率的地方。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极权体制对于“隔离”一事，却是比其他民主国家厉害许多。所以，中国启动防疫太晚，绝对是混蛋级的没效率，但是一旦启动防疫隔离，民主国家如义大利、法国、美国，恐怕都很难做到像中国那样彻底。
极权体制对于“隔离”一事，却是比其他民主国家厉害许多。
像法国那么浪漫、热情的国家，连防疫影片也拍得超级可爱，几乎没有什么效果。任何民主国家也不可能“集中调动全国数千医师赴武汉支援”、“每个村里有像红卫兵一样的义工在街道巡逻，禁人上街、盘询路人”。这些，都是只有“刚性体制”才能做到。周雪光教授只分析了“发掘疫情错失先机”，却没有分析中国“隔离控制”的手段。前者，中国绝对非常烂；但是后者，连《纽约时报》都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封锁隔离，执行得极为彻底。所以纯粹从周雪光着重的“组织效率”面来看，中国未必失分。
极权体制能彻底执行封锁隔离，我们惊讶吗？一点也不会。所谓“隔离”，就是限制人的居住迁徙自由。在民主体制，国家限制人民自由有一大堆绑手绑脚的规范；要遵循正当程序、守紧比例原则、要有法律明文授权、时机有诸多限制等一大堆框架。但是在极权国家，哪有这么啰嗦？中国连几百万维吾尔族都能在完全健康的情况下予以“隔离”，要中国共产党在疫病情况下限制人民移动，简直就是小菜一碟。至于菲律宾，媒体报导违反隔离的可以就地射杀，让此人“永久与社会隔离”。他们的效率怎么可能差？
看效率，就是画错重点
综合而言，如果只从“防疫效率”的角度检视中国的极权体制，是没有意义的。纯粹就效率面而言，极权绝对有利有弊。也许讯息管制不利问题揭露，但是人家铁腕隔离，却是民主体制难以做到的。两个角度加权相消，我们恐怕难获结论。
周雪光对极权体制分析真正的缺点，是其视野缺失。一个组织架构除了“效率”面，还有本质面、目的面等更基本的问题要关照。就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沈恩所说，“要不要为经济政策效率而牺牲自由”是个错误的问题，因为“经济政策的目的就是帮助人民实践自由”；实践自由是目的，发展经济其实是手段。如果我们问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为什么要防疫隔离？他们的答案一定是：维护国民健康、提升人民福祉。民主国家的政府与官员，都是为了人民而存在；他们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政策要受人民检视、施政要得到人民的认可。
可是中国共产党不是这个逻辑。在那个周雪光所谓的“刚性体制”里，人民不可以质疑政府的政策，否则会被抓去检讨、写悔过书，如李文亮。周雪光说这是“资讯无法往上传递”，这就好像说“左脚是右脚左边那只脚”一样，只描述现象，不触碰根本。中国人民发送讯息受限，是因为有一个党的集体意志，凌驾于个人之上。这哪里是什么“讯息传递”问题？这是极权体制的根本问题！
学者评论，不可以误导方向
在那个周雪光所谓的“刚性体制”里，人民不可以说习近平领导得不好，叫他下台。有人这么说了，要坐牢十五年，例如许志永。如果说话的人在中国之外，会被取消退休金，例如蔡霞。所以，政府大官是不容许人民评论的、皱眉头的，党的领导不是要服务人民的，而是在人民之上的。这种高压政策，又哪里是什么“讯息传递”的枝节现象所能涵盖？
民主国家隔离防疫，是为了提升人民福祉。但是中国的防疫，是为了“维稳”。所谓“维稳”，又是一个与人民福祉无关的假目标，其实是维持统治者权力、利益的稳定。新疆维吾尔族没病毒、没疫情、没暴动、没天灾，有什么必要隔离？维吾尔族人民的利益，哪里是中国共产党的考量。维族、藏族的反对声音完全出不来，难道这又是周雪光教授所说的“讯息传递”问题？这是极权体制的根本问题！
武汉等地封城，隔离雷厉风行，外界完全不知道里面死了多少人、病了多少人、所有讯息全由“党”统一口径。民主国家的防疫源自人民的授权，其过程与结果，都要向人民报告，得到人民的认可。像武汉这样搞法，封城还加上封锁消息，就像是六四天安门一样，人民完全无法以“比例原则”检视政府政策，完全由政府“单向”决定讯息释出。难道这也是周雪光教授描述的“讯息传递”问题？这是极权体制的根本问题！
学者要研究组织形态、组织运作，很好。但是，千万别把中国共产党的极权统治，用“刚性体制”这么无害无辜的字去形容。要分析传染病防治之效率，很好。但是千万别把中国共产党的极权统治，简化为一个“讯息传递”的效率问题。最糟糕的研究，不是推论错误、逻辑谬误，而是误导读者！我认为周雪光的受访言论，恐怕会误导不少读者。
台湾学界也有搽脂抹粉之辈
除了前述周雪光，中央研究院的朱云汉先生，也常发表极端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言论，也非常严重地误导读者。朱云汉二○一二年在台湾大学的一场演讲中，高度赞扬中国的经济成长，认为其经济模式在美国式资本主义和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之外，开创出了第三条道路。“它会逼着第三世界所有国家的政治菁英重新去思考，怎么样去平衡正当程式、维持国家治理能力、取得最好发展结果”。关于中国在一九七九年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成长速度是否能持续，我在其他章已有评论，以下我着重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年之间中国的三十年发展历程。
中国的防疫，是为了“维稳”，是一个与人民福祉无关的假目标，其实是维持统治者权力、利益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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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汉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得益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共产党这个体制摸索奋斗三十年，这三十年并没有白费。很多人以为中国一九四九年到改革开放，三十年都浪费掉了，是完全黑暗时期。这个认知本身就是错误的……反而可以说，中国这个时期以高昂的社会代价─很多人因此而牺牲─去建构了改革开放的基础，这个基础让其他国家没有办法去模仿……另外，中国完成了一场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它把私有财产权，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资本集体化，不是国有就是集体所有。而这个庞大的集体资产，大部分是国有资产，是中国后来三十年快速发展的资本。”
我们前文已经提到，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这三十年间所推动的土改、斗争、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跃进、土法炼钢、文化大革命，加总起来人民死亡至少六千万人。以大跃进为例，毛泽东要求农民“密插秧”，声言“胆量有多大，产量就有多大”，逼着各地只好谎报生产数字。中央以谎报数字抽粮税，于是人民剩下来的粮食不足，却又在高压体制下不敢言语，乃造成至少四千万人活活饿死。这种天怒人怨的暴政，就是朱云汉口中的“体制摸索奋斗”？韩战大将军、毛泽东老友彭德怀看不下去大饥荒的惨状，向毛直言，就被斗垮下狱。这样的暴政在毛泽东主政三十年罄竹难书，分明是活生生的昏庸暴戾与权力斗争，在朱云汉眼中也是“体制摸索”？
在鷄皮疙瘩将起未起之际
通常，所谓“牺牲”，是指人为了某个目标而“主动”放弃生命财产。但是在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年之间的中国，许多人是在暴政之下被斗争而死、因饥饿而死、是在文革游街中被凌辱而死，几乎每个死者背后都有加害者，这是哪一门子的“牺牲”？难道几千万人命都只是工具？都只是“为邓小平一九七九年的改革开放做基础”？三十年人民颠沛困苦，都只是为国家发展累积资本？那人民算是什么？大跃进这样凄惨的饥荒经验、文革这样丧心病狂的社会冲击，又哪有国家想要“模仿”？
整体而言，朱云汉的论述与周雪光一样，都是想为中国共产党搽脂抹粉。周雪光只是避重就轻，用“僵硬体制”一笔带过独裁政权的高压统治。但是朱云汉把中共从大跃进到文革的一整挂暴政都描述为“体制摸索”，又把数千万人惨死扭曲为“牺牲”，这样的论述，与启蒙运动以来数百年的人本精神，几乎是南辕北辙。
在同一篇演讲中，朱云汉把中国在一党专政下的经济成长，冠上一个看起来有学理依据的名称。他说，中国的体制是“民享”而非“民治”；它的政权基础叫“民心”而非“选票”。民主国家的政治学者有这样的言论，令人惊骇。既然民不能治，那么是谁治？是毛泽东？是习近平？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凭什么“治”这个动词的主词是老毛，而受词是那苦难不堪的人民？苦难人民能不能选择不要这样的狂犬病治理？
而如果没有选票验证，又凭什么确定“民心”为何？如果中国共产党真的有民心自主判断的支持，又为什么要封锁全球过半的网站资讯？为什么要血洗西藏？为什么要把维吾尔族关在集中营？朱云汉说，中国政治体制的正当性“是有论述基础的”。但是他的论述苍白且谬误百出，几乎是明白悖离人本精神。搽脂抹粉到这个地步，岂止是令人遗憾。
对中南海而言，民主自由是疾病，而且是法定传染病。（汤森路透）
对中国共产党，民主自由才是最可怕的传染病
二○二○年六月，中国强行通过了香港的“国安法”，正式结束了号称五十年不变的一国两制。香港这个一国两制下的组织，没有任何讯息传递问题；他们的几百万人民上街游行，讯息非常明确清楚：他们讨厌中国共产党。但中国共产党不予理会。对中南海而言，民主自由是疾病，而且是法定传染病。他们处理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封锁、镇压、隔离。可惜，香港人民很难摆脱一国一制的束缚。
在一九七九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有不少中国人及其子女有机会到自由民主国家留学、教书、移民。要改变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所有有良知的人同心协力，揭穿它极权独裁的真面目。尤其是，那些在民主国家享受自由空气的人，切忌还帮极权体制搽脂抹粉，想要遮掩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西藏、新疆、香港的所作所为在在显示，它是一个违逆人本价值的政党。
※本文摘自作者新书《维尼、跳虎与台湾民主》（印刻文学出版）。
关于作者：
朱敬一
1955年出生于台北市，29岁获美国密西根大学经济学博士，1998年获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为台湾获选最年轻的院士。2003年渠获颁总统科学奖，当时也是国内社会科学领域第一位获奖者。曾任中研院副院长、中华经济研究院董事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国家科学委员会主委、我国驻世界贸易组织（WTO）常任代表等职。2010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院士。2017年复获选美国国家科学院（NAS）海外院士，是亚洲第一位获选的社会科学研究者。除学术期刊论文外，通俗著作有《牧羊人读书笔记》、《给青年知识追求者的十封信》、《朱敬一讲社会科学：台湾社会的新世纪挑战》、《经济学的新视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