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不需要理由”。这是中共宣传爱国主义时经常鼓吹的一个观点，也是小粉红心中颠簸不破的真理。
那么爱国到底需要不需要理由呢？
我认为需要，而且很需要。不需要理由的爱国乃是一种盲目的爱国，很容易为专制独裁政权利用。历史一再证明，鼓吹爱国不需要理由，是古今中外专制独裁政权忽悠煽动民众为其充当炮灰常用的一剂毒药，中共更是乐此不疲。
今年9月27日，大陆的网易网站刊登了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擎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爱国就是爱国，爱国何以成为一种美德？”文中明确指出：“爱国不需要理由”是一种非常可疑的说辞。读后使我很受启发。
为什么说“爱国不需要理由”是一种非常可疑的说辞？
我们知道，爱是一种情感，包含着关怀、忠诚与奉献这些值得称道的品质。但什么是爱呢？刘擎教授分析说，以父母对子女的爱来类比。父母若是无保留地满足孩子的所有欲求、无条件地支持孩子的一切言行，通常会被看作“溺爱”，甚至人们会说这不是“真正的爱”，因为这最终会害了孩子。的确，有人倾向于将爱描述为纯粹盲目的、完全非理性的、无需任何理由的狂热激情，但这是一种过度“文艺化”的表述，或许有助于探究人性深渊的幽暗之处，却是一种错误的认知，源自情感与理性极端对立的二元论，也无从揭示人类关系的真相。在宽泛的意义上说，所有可持存的亲密关系都无法排除理性、判断和反思的维度。
刘擎教授认为，与父母之爱相比，爱国主义更有可能容纳理性判断的维度。因为国家并不具有像家庭（以及宗族、部落、村落、地方社区甚至城市）那样的经验具体性和直接可感性。人们对国家观念的理解，以及对国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都不是“现成的”而是“养成的”。因此，爱国并非一种“自然的本能”，而是需要通过教育来培养的情感。教育是一种话语（论述）依赖的活动，也就无法排斥论述的内在要求：理由与判断。在此意义上，“爱国不需要理由”是一种非常可疑的说辞。
刘擎教授接着告诉读者，许多思想家主张，爱国主义的忠诚应当包含批判性的维度。著名哲学家麦金泰尔在《爱国主义是一种美德吗？》的著名演讲中，为爱国主义作出了道德辩护。作为社群主义者，他主张国家的某些实践和规划（其广泛的利益）是不可置疑的，甚至承认，在有些情况下爱国主义支持和效力的某种事业“可能并不符合人类的最佳利益”。但他仍然指出，爱国者所忠诚的对象并不是国家权力的现状，而是“被想像为一种规划”的国家。一个人可以“以国家真正的品格、历史和渴望的名义来反对其政府”。
据刘擎教授介绍，晚近出现的两种理论，更强调“批判性忠诚”的重要性。维罗里的“共和主义的爱国主义”认为，爱国所忠诚的“祖国”不是一个出生地，也非现存的政治制度，而是一个符合公民自由理想和共同自由（正义）的共和国。在此意义上，当现存的政体背叛了自由与正义的理想（例如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就不再是属于我的祖国。而哈贝马斯与米勒等人则主张，爱国主义不是一种现成的、凝固的“认同”，而是由公民通过民主实践不断塑造的，其根本理念是“个体相互承认彼此是自由和平等的”，由此寻求彼此可接受的理据，回答“如何一起生活”这一问题。这两种理论都突出了爱国精神的政治特征——“爱国”的忠诚是指向一个自由与正义的政治共同体。在此，祖国不是“自然的”国度，而是一个“未竟的理想”。
刘擎教授最后说：“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在越战和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国有许多反战人士都以爱国者自居，而现在有不少知识分子甚至将‘叛国者’斯诺登标举为‘真正的爱国者’。也只有在类似的意义上，早年许多为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而斗争的中国人被称作‘爱国民主人士’，才是恰如其分的。”
读完刘擎教授的这番论述，你对“爱国不需要理由”是否有了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