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可分两种：一种是学问大于生命，生命受学问支配；另一种是生命大于学问，生命因学问的滋养而变得更加饱满丰富，乃至气象万千。
对于杨小凯，我们显然无法界定他是学问压倒生命，还是生命压倒学问。杨小凯一生只有短短56载，但拥有着无数学者一生都无法企及的传奇经历和杰出贡献：
他是标准的“红二代”，18岁那年因一篇《中国向何处》的万字长文入狱10年。但在狱中，他却通过自学，成为那个年代接受教育最好的年轻人；出狱后，因历史原因再次遭受坎坷，最终却因祸得福，远赴普林斯顿大学完成深造，并创造了三次“范式革命”：
●他以一己之力开创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派，成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经济学家；
●他是超越经济学，从历史纵深研究制度与国家转型，提出“后发劣势”等洞见的思想家；
●他还是将国家兴衰归于个人自由，又将个人自由拓展到信仰维度的先知。
因此，学者赵晓称他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第一人，有人直接称他为世纪天才。
不过，杨小凯之所以收获诸多殊荣，原因在于：他有别人无法企及的天分，却又比我们熟知的天才更勤奋；他一生厄运不断，但每次都以向死而生的态度超越；他是世界级的学者，但一生都在追问“中国向何处去。”
近几年，随着杨小凯当年的预言逐一应验，关注的人越来越多。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却被忽略了：中国从来不缺天才，缺的是发现天才、保护天才的“伯乐”。那么，谁是杨小凯的伯乐呢？
他就是被誉为“当代的蔡元培”的刘道玉先生。
大家都知道小凯历经磨难，但熟知的，大多是他早年或晚年的传奇。对中间最为关键的这一段，不仅大家所知甚少，网上的报道也往往含糊不清，然而，在这段历史之中，却有一个重要的当事人和见证人。
2004年7月，杨小凯英年早逝，刘道玉“痛惜巨星陨落”，并撰写万字长文披露他发现杨小凯、保护杨小凯的曲折经历。在《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中，记录着这段历史最初始的文本。
简单来说，书中主要还原了小凯出狱后的历程，它们可以被概括为工作无着、求学无路、报国无门三大困境：
▌工作无着：被定性的反革命分子，有才华无处施展
1978年4月，小凯刑满释放，但由于所谓的“反革命背景”，没单位敢用，最后他只好在印刷厂找了一份校对工作。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小凯又报考了北京某大学，虽然考试合格，但由于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1979年，他又报考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因同样问题被取消参考资格。
就在小凯濒临绝望之际，1980年，他终于因才华和毅力获得了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帮助”，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然而那时，计划经济控制得很严，小凯依然只能作为临时工。
直到1981年，小凯的职业生涯才迎来了转机。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的刘鹰亦欣赏他的才华，希望将他调到武汉大学任教。几番辗转下，时任武大校长刘道玉先生得知了杨小凯的经历，认可并惊叹他自学和研究的成果的同时，刘道玉决心将他调往武汉大学。
在刘道玉的不懈努力下，小凯最终摆脱了“罪犯”身份。调动成功后，刘道玉还特意拜访了小凯的父亲杨弟甫先生，获得他的大力支持。一年后，刘道玉又经教育部批准将小凯破格晋升为讲师，给他定了工资级别。自此，小凯终于迈出了职业传奇的第一步。
▌求学无路：无法洗刷的“政治污点”，出国留学受阻
在武汉大学期间，小凯很快展示了他出众的才华。他不仅教授“经济控制论”、“数理经济学”两门新课，更完成了《数理经济学》、《经济控制论初步》两部专著，《湖北微观经济模型》等十几篇论文。1982年7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计量经济学中心主任邹致庄教授与小凯交流后，对他的才华和成果赞叹不已，并邀请他前往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小凯很快向学校提出了出国学习的申请，然而杨小凯出国的申请却因“政治问题”一再遭到否决。刘道玉并未放弃，通过多方求援，甚至拜托邹教授写信给中央，终于把小凯出国手续办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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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字报到普林斯顿，杨小凯花了整整17年，终于进入了世界一流的思想殿堂。拿到博士学位后，杨小凯又去耶鲁念了一年博士，随后受聘于澳大利亚八大名校之一：莫纳什大学。
如果说，在监狱里，小凯可以凭自学媲美经济学专家。然而，小凯最终超越前人理论，创立新兴古典经济学体系，与他走出国门，与刘道玉校长的帮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报国无门：获得了世界级影响力，却无法回国讲学
小凯出国后，刘道玉跟他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两人亦师亦友，并彼此引以为傲。小凯感恩刘道玉对他的帮助和关照，刘道玉激励小凯奋勇向前，勇攀学术高峰；除此之外，两人之间还曾有个“君子约定”：小凯曾说，只要刘道玉身为校长，他最终是会回到武大的。刘道玉也表示：在小凯帮助下，必然能将武汉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名校”。
两人一直铭记这个约定，不过，在当时环境下，这个约定实践起来不仅不易，甚至十分艰难。
1984年，就在小凯的成果逐渐被世界认可同时，国内却响起了批判他的声音。甚至，不少人以此为把柄攻击刘道玉。教育部的一位领导就公开说：“杨小凯是刘道玉脸上的污点之一”。
刘道玉并不曾为帮助过小凯而后悔，他遗憾的却没有办法实现跟小凯的约定。
杨小凯同样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调回武大。直到1994年，刘道玉的学生邹恒甫借助个人人脉，自费聘请杨小凯来武汉大学授课，小凯才得以在出国13年后第一次回到武汉大学。
得知自己终于有机会回国讲学后，小凯很高兴。然而，时任武汉大学负责人却坚决不准杨小凯在武汉大学讲学，不仅如此，他还在杨小凯住房的左右，派保卫处两名干部随时监视他的行踪。对此，小凯愤愤不平地表示：“我能够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香港大学和台湾大学讲学，但不能在我工作过的大学讲学，简直是岂有此理！”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小凯愤而离去，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杨小凯与诺奖得主布坎南
但是，即使失去了重回武大的机会，小凯也从未真正抛下自己的故土，2001年，小凯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医生说他最多只能活三个月，然而，他再次创造了奇迹——将三个月变为三年。小凯不仅以超人的意志与病魔斗争，更在最后的时光，将目光转向他的祖国的历史转型，他认识到，脱离文化与信仰的土壤，认为仅仅依靠制度转型就能包治百病，是肤浅的，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
在谈及英美制度的根基时，杨小凯说：“基督教新教，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公正的社会秩序’。共同的信仰，给英美文明带来了‘尊重自由抉择、生而平等、恪守契约’等原则，而这些正是自由市场的源头，也是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分权制衡的基石。”
“自由的信仰——自由的个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小凯在弥留之际洞察到的新范式，贯通了他创发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自由的经济秩序），“后发劣势”（自由的制度）两种范式，最终，将个体自由的边界扩展到信仰的维度，终结了“经济决定论”“历史阶段论”等宏大叙事。
▌今天，中国需要杨小凯，但更亟需的，却是刘道玉
小凯已经远去，然而，他的思想留存了下来。他的学术成就和精神境界直到现在，仍然让我们受益无穷。今天，我们致敬杨小凯，为他的天才，为他的开创性贡献，为他的赤子之心，为他向死而生的人生态度。然而，我们绝不应该仅仅致敬小凯，而忽略了他背后的“引路人”——刘道玉校长。
杨小凯固然是刘道玉最耀眼的学生，在《其命维新》中，排在杨小凯后面的，还有赵林、邓晓芒、邹恒甫、易中天、野夫；以及陈东升、毛振华、艾路明等人。今天，他们是中国学界、商界的“顶流”；当年，他们都是刘道玉最爱的人——《其命维新》第七章的标题，就是“爱生如子”这四个字。
保护学生，需要承担难以想象的风险和压力。当年，在武大认为小凯是“精神污点”时，刘道玉就言之凿凿：我对杨小凯的一切负责；在武大中文系学生牵头承办的文学刊物《这一代》被整肃时，他又明明白白告诉他们：今后若你们单位问起《这一代》的问题，就请他们来找我。它不是地下组织，也非地下刊物，就连一开始的活动经费2000元，都是我批拨的。
为了让人才脱颖而出，他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绞尽脑汁，不遗余力，光是教育部就不知跑了多少次，找了多少人。因而，易中天说，刘道玉不是一个圣人，而是一个战士。
今天的中国，当然需要杨小凯，但更急需的，却一定是“刘道玉”——一个独具慧眼、爱生如子的教育家；深谙教育之道、勇于担当的改革家；为国家抡才，为民族养士的时代君子。
▲刘道玉一生，桃李满天下
离任武大校长后，刘道玉“生不愿封万户侯”——拒绝了担任某部部长的仕途安排，也拒绝了国外诸多名校请其担任校长的邀请。三十年来，他潜心研究教育、公益和中国的改革命运，并不断有新的文章问世。这本《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一书，除了真实还原80年代的教育奇迹以及台前幕后不为人知的故事，还汇集了刘道玉最近三十多年的思想历程与研究成果，书中最后一章，更是刘道玉未完成的改革设想的首次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