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后空荡荡的街道。
美国顶级数据分析专家表示，中共官方报告的死亡率显然不可信，真实死亡人数比公布的数字要高得多。他质疑说，美国的COVID-19（中共病毒）死亡率比中国高出八百倍，怎么可能？
美国史蒂文斯理工学院量化金融项目主任乔治‧卡尔霍恩（George Calhoun）日前在福布斯（Forbes）撰文说，有越来越多的理由对中国的COVID-19“清零”政策有效性提出质疑，特别是中共官方报告的医疗和公共卫生成果——例如感染率和死亡率——是否准确。
统计学上有概率不可能来剔除异常现象。越来越多的发现显示，中美疫情结果差异无法从统计、医学以及社会学角度来解释。
首先，简单看组数据。到目前为止，美国有超过82万5,000人死于COVID-19（中共病毒，新冠病毒），而中国（中共）官方的COVID-19死亡人数是4,636人。美国的COVID-19死亡人数接近中国的180倍。
但美国总人口数是4亿，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总人口是14亿。
所以，若从死亡率来看，结果就更夸张。中共政府报告的COVID-19死亡率为每10万人中平均0.321人死亡，美国的COVID-19死亡率为每10万人中平均有248人死亡，美国比中国的平均死亡人士高出800倍。
“中国提出的死亡率显然是不可信的。中国的（真实）死亡率比公布的数字要高得多。”这位资深数据分析专家说。
他指出，这一点现在变得很清楚，新的统计方法开始揭示报告的COVID-19死亡率与真实死亡率之间的差距，也称“超额死亡率”，将目前受COVID-19影响的死亡率水平与过去的平均数和趋势进行比较，以揭示超出正常基线的“超额死亡”，其中大部分可归因于未诊断、误诊或未报告的COVID-19。
包括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以及包括《纽约时报》、路透社、《金融时报》和《经济学人》在内的几家主要媒体公司，正在对COVID-19死亡率数据进行这种密切分析。
他们的结论显示，几乎所有国家的官方COVID-19死亡统计数据都被大大低估。
但中国的故事版本截然不同。《经济学人》的模型结果显示，中共官方统计数字将中国的COVID-19死亡率低估了170倍。根据超额死亡率计算，《经济学人》的估计是，中国真正的COVID-19死亡人数不是官方通报的4,636人，而是170万人。也就是说，中国的COVID-19累计死亡人数可能至少是美国的两倍。
卡尔霍恩表示，中共当局是故意这样报告的，“COVID-19的死亡数字被中共当局严重地——可以说是粗暴地——篡改了。”
他质疑说，许多西方媒体都已经接受了这些所谓的数字，甚至还有人将中共的“清零”政策视为成功。中共更加愿意宣传其强制政策——严密封锁整座城市、旅行禁令、紧密追踪个人行踪、加上派兵严管——称“让西方抄作业”，证明中共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外界可以相信中国的数字吗？
[page]中共官方数字长期不可靠
卡尔霍恩说，根据他了解的中国（中共）政府在其它领域的篡改数据行为，操纵COVID-19死亡数字自然也是可以预见的。
中共官方经济数据的名声一直很臭。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一项详细研究对中共官方经济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对中国（中共）官方经济数据的怀疑普遍存在，而且理应如此。”
此外，中共当局对涉及COVID-19的所有调查都采取了不合作、否认、阻挠、掩盖和销毁数据的做法，这些行为均被记录在册。最近出版的《病毒：寻找COVID-19的起源》就有详细介绍这些事实。媒体也报导过，中共当局压制与病毒来源有关的数据——例如，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记录，或稀释世卫组织调查。
卡尔霍恩发现，中国跟COVID-19病例相关的数据都存在异常缺失现象。越来越清楚的是，中国在大流行病开始后不久就开始压制或删除与超额死亡有关的数据。因此，后续大多数关于COVID-19流行率和结果的多国研究都在分析中跳过了中国。
比如：2021年1月，一项涵盖77个国家的学术研究在提到中国时说，发过去的电子邮件收到的回复通常是，该电邮地址无法使用，并返回错误信息……于是，该研究只能把台湾和香港作为独立的单位纳入，因为他们发布每月的死亡率数据，而中国大陆没有。
2021年2月，《纽约时报》发现35个国家近50万COVID-19死亡人数存在漏报，因中国数据缺失没有被列入考虑。
2021年5月，《经济学人》报导说，中国（中共）的“官方的死亡统计只囊括了该疾病真正影响的一小部分……中国的超额死亡数据被严重延迟或完全无法获得”。
2021年7月，《美国医学会杂志》的一项研究涵盖了67个国家，仍然没有关于中国的数据。
2021年8月，英国《金融时报》说“无法获得中国的数据”。
2021年9月，华盛顿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即使在大流行20个月后，中共官方也没有公布超额死亡率的数据。
武汉爆发疫情两年后中共仍在掩盖死亡数据
在大流行病发生两年后，中共当局仍在压制基本死亡数据，这些做法在严重阻碍科研领域对疾病的科学认知以及研究应对措施的有效性。
再举一例不正常的武汉数据。根据官方数字，武汉的总病例死亡率——感染死亡百分比当时是5.6%。这比美国COVID-19感染死亡率（约1.5%）高4倍。
理论上讲，这种差异存在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2020年初武汉的COVID-19的致命性比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高出很多；第二种可能是，指标对应的分母部分——官方报告的总感染数量——太小。
《经济学人》曾计算武汉市2020年第一季度的死亡率为每10万人中平均121人。作者的结论是：“与伦敦和纽约相比，如果我们根据这些城市的人口结构和密度来调整武汉的数字，第一波可能看起来悲惨地相似。”但当时武汉处于军事级别的封城之下，比西方城市的措施要严格得多。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封城能抑制感染和死亡比率。
此外，对中共官方的数据分析后显示，在武汉封城的90天内，COVID-19的平均死亡率比中共官方公布的全国死亡率高376倍。
自武汉2020年初爆发COVID-19以来两年里，若把湖北省不计入，余下的13亿中国人中，仅有200～300人死于COVID-19疾病，那么死亡率为每10万人中平均死亡0.002人，比美国的死亡率低12.4万倍。
或许有人说，中共政府在大流行病的头90天采取的措施非常成功，以至于COVID-19基本上在中国完全消失。
卡尔霍恩回应说，问题是，在武汉的死亡率水平飙升到比其它地方高4倍的水平之后，死亡人数怎么会在4月1日突然停止，这可信吗？然后病毒没有从武汉／湖北的热点地区逃出，没有传到中国其它地区，这可信吗？
《自然》杂志发表的一项关于2020年1月武汉旅行模式的研究发现，“在实施旅行限制之前，武汉的出境旅行激增。”
武汉的官方说法是，第一例COVID-19病例是在2019年12月31日被诊断出来的。但直到2020年1月23日，即中国新年前2天才实施旅行禁令。春运是从1月10日到2月18日，约40天时间，这段时间很多中国人出行，规模巨大。
2019年，与春运有关的出行规模近30亿人次。2020年，武汉在COVID-19的传播关键期跟春运期间有三周时间重叠。同时，武汉1月初的病毒传播高峰恰好是中国大学生开始放寒假的时间，约有100万人在武汉上大学。
卡尔霍恩说，病毒感染被拦腰截断，到2020年4月1日被完全控制，其死亡率影响基本上仅限于武汉／湖北，真是“令人难以信服”。
他分析说，很清楚，在2020年4月左右的某个时候，北京决定停止报告大多数与COVID-19有关的统计数据。
“销毁、篡改或压制这些重要数据，不仅对中国及其公民是个问题，对整个世界也是个问题。”卡尔霍恩说，“它扭曲了我们对COVID-19的理解以及如何最好地应对它。它助长了地缘政治的焦虑。它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后果，现在才开始变得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