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是太原矿山机器厂子弟中学教师。因为只有高中文凭，又没读过师范，所以是误人子弟。
为什么一个高中生会当中学老师呢？这还要从头说起。
我是1964年高中毕业的。因为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所以根据当时形势和我的成绩，考个大学根本没有问题。但是那一年的“政审”特别严酷，凡是家庭“有问题”的考生一概不予录取，于是我只好下乡插队。那时我并不知道户口制度的厉害，更不会想到一旦离开城市，想再回来就比登天还难。
其实我插队的地方离太原不到50公里，自然条件还算不错。但那里的农民收入很低，生活很苦。文革开始后，我在家闲着无聊，便向邻居借来一本美国小说《白奴》，越看越觉得自己像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生活在农奴制时代。由于悲观到极点，我想到偷渡，目标是苏联或朝鲜。只是害怕父母因此而受牵连，才没铤而走险。有一次我在家里抱怨这辈子完了，父亲听到以后生气地说：“人一辈子变化很大，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
到了1971年，因为受停课闹革命的影响，师资荒首先在小学显现。为了应急，当局决定从知青中选拔高中生担任小学老师。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重新看到人生的希望。当时父亲提醒我：“你不是不愿意当小学老师吗？”我说：“只要能回到城里，就是掏大粪也干。何况我今天当了小学老师，明天就能当中学老师，后天还可能能当大学老师。”这一次父亲没说什么，我不知他是否清楚，儿子如此狂妄，是因为记住了他说过的那句话：“人一辈子变化很大！”
那一年4月12日，我纵身一跃离开农村，重新成为吃商品粮城里人，并被分配到太原市流沙坡小学任教。当时运动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学校不是开会，就是学工学农学军。我对这些事不感兴趣，便尽量抽空读书，连开会、坐车的时间也不放过。
一开始我想自学理科，去圆少年时代的科学家之梦。我的两个哥哥分别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和山西大学物理系，我把二哥的大学课本找出来，想从高等数学开始，用几年时间自学大学课程。但是我发现，面对一个又一个难题，如果没人辅导真是寸步难行。无奈之下，我只好弃理学文。
那时候，所有图书馆都处于封闭状态，新华书店也是刚刚开张，里面除了毛著和鲁迅单行本外，大部分书架都空荡荡落满灰尘。不久，“读一点马列”的最高指示传达下来，书店也摆出新版《马恩选集》。这套书定价七元，我当时每月挣30多块，犹豫半天还是一咬牙一跺脚买了一套。拿回家以后，我多次打开，都觉得味同嚼蜡啃不下去。所幸我有父亲留下的一本范文澜在48年写的《中国近代史》，还有半套王力的《古代汉语》，那是插队时从农村中学偷来的——这就是我自学的主要材料。
1974年我终于找借口调到矿机中学，实现了职业规划的第二跳。学校有个图书馆，为了备课我常去翻书，后来发现有些内部发行的黄皮书和灰皮书。起初图书馆赵老师不让我动，后来熟悉了才借给我，并嘱咐快看快还，不要让别人知道。这些书名义上是供处级以上干部大批判的，但是我读了以后却深受影响大开眼界。印象最深的是田中角荣首相的《日本列岛改造论》。从这本书中不仅看出作者对日本经济发展的构想，更看到了中日两国的巨大差距。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已经31岁，按规定已经超龄，自己也觉得已经达到大学文科水平，便没有凑那热闹。1978年春季研究生开始招生，并规定“具有同等学力”也可报名。这让我十分兴奋，感觉实现第三跳的机会终于来了。
北城区报名处有一本厚厚的《研究生报考指南》，里面有招生学校、指导老师、专业方向、考试内容、参考资料。考虑两三，我选择了山西大学历史系的中国近代史专业，目的是想探索中日两国为什么在近代化过程中拉开差距。
这时离考试只有一个多月了。根据有关规定，我向学校请了假，集中精力准备考试。由于参考书难找，我只好每天去省图书馆看书。当时的二楼阅览室刚刚开放，空荡荡的没几个人。我根据《报考指南》，把能找到的书都读了一遍。记得读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和郭沫若《中国史稿》等“必读书”时收获不大。倒是有一套“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论中国近代史的“参考书”，给我启发很大。
考试日期很快就到了，考场设在市中心的大水巷小学。我原来以为既然是招收研究生，就应该考察他的理性如何，而不是记性怎样。然而拿到试卷以后，才发现几乎全是死记硬背的内容。我以为这下子砸了，没想到过了不久便收到复试通知。于是我接受初试教训，在死记硬背上狠下功夫。这期间我认识报考相同专业的一位年轻人，这老兄不久前在高考中落榜，让我知道其水平有多差，但是在考研却排名第三，估计是沾了死记硬背的光。复试结束以后，他因为少看一本必读书，而这本书涉及到一道40分的考题。这个专业共招收5人，因此我估计自己胜出的希望很大。
不料一个多月以后，我却收到落榜通知书。去山西大学教务处了解情况，才知道我在复试中名列第四，本来应该录取，但是按照某导师的意见，将复试和初试的成绩加在一起计算，将我排在第六。我问是不是所有专业都这样？对方说因为初试成绩已经用过，所以大部分专业只看复试成绩，只有少数专业采取这种方式。
面对命运的捉弄，我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像阿Q似地想：“你不要我，是你的损失，明年老子报考更好的学校。”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年风云突变，当时担任教育部长的蒋南翔因为高校潜力几乎用尽，便发出“宁缺勿滥”的指示，其中关键一条是外语成绩必须在60分以上，这就使考研成了外语系学生的长项。后来我虽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外语方面，但是又考两年都过不了关，便只好放弃。
尽管我的青春第三跳没有成功，但是这次努力还是让我找到了兴趣和方向，并最终走上适合于自己的治学之路。
2021-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