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美国哲学家、文学家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人。
他与许多其他哲学家或文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在智识上思考更加“自由”的生活，在现实中也实验了自己的哲学思想。
他将自己在瓦尔登湖两年多的隐居经历写成《瓦尔登湖》，一度成为“躺平分子”的典范。
但那些看起来躺得最平的人，往往是最不服从的。
梭罗一方面激进废奴，另一方面又批评美国对墨西哥发动的战争不正义，1846年，他甚至因为抗议政府的行为而入狱。
为了表达对政府的不满，梭罗写下了著名的《论公民的不服从》，这篇文章提出的非暴力反抗理念，对之后的民权运动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梭罗曾说道：
“你们要尽可能长久地生活得自由，生活得并不执著才好。执迷于一座田园，和关在县政府的监狱中，简直没有分别。”
瓦尔登湖图片来源：Lonely Planet
美国哲学家亨利·大卫·梭罗图片来源：Biography
梭罗为何会过上一种看似矛盾且“分裂”的生活？
他的两本著述在内容上又是否存在一致性？
01
“自然能通向更高的现实”
1817年，梭罗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
他父亲是一名铅笔制造商，家里还有三个兄弟姐妹，但几个孩子都因为肺结核、破伤风等疾病早逝。
与同时代的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一样，梭罗一生的知识分子生涯几乎都在自己出生的小镇上度过。
他早年在哈佛大学学习修辞学、古典文学、哲学、科学和数学，还曾因为无法忍受刻板的学业而休学一年。
从哈佛毕业后，梭罗便与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从爱默生那里，梭罗了解了关于“自然”的超实验主义理念，这在他后来的“社会实验”——瓦尔登湖生活经历中扮演了思想上的指导作用。
爱默生是确立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也是新英格兰超验主义的代表思想家。其代表作《论自然》被认为是新英格兰超验主义的圣经，而《美国学者》被誉为“美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独立宣言”。
图片来源：Wikipedia
作为一个超验主义者，梭罗认为大自然是庄严而高尚的。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超越自然找到某种“更高的现实”。
在他看来，物质世界与精神领域相通，自然中存在可以直接感知的神圣意义。
因此，梭罗试图在自然界中找到上帝。
他将宇宙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精神和物质是不可分割的。
我们是沉浸在感官世界中的有情众生，只有当我们浸透进周围的现实，比如用感官感知视觉、声音和纹理时，我们才能学习生活的基本事实。
梭罗将人类的发展潜力和种子成熟体现的神性相对比，在他看来，在自然经济中，种子比钻石更珍贵，因为它包含生长或生命的原理。
种子能长成树或其他植物，证明了大自然充满了创造性天才；而人类本性中最好的品质，也需要像大自然对待花朵一样精心保存。
不像理性主义者，梭罗认为感官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很重要，人的直接感知是人与所认识之物重要的联系。
机械地对事物规则进行归纳、推演，只能发现事物表面的意义。
因此，他认为科学家研究的是一种“死”的语言——他们宁愿研究保存在罐子里的死鱼，也不愿研究自然界中的活鱼。
尽管他也钦佩科学的精确，但他总是认为科学传递的精确信息比“含糊”要少一些诗意。
梭罗想要更亲密地接近自然这一真理的来源，于是，他观察日出日落、红蚂蚁和黑蚂蚁之间的战斗，令日常的生活细节成为感官和智力上的双重训练。
瓦尔登湖鸟瞰图图片来源：Pinterest
对于梭罗来说，培养对宇宙之美的接受能力是毕生的工作。
他相信对美的感知是一种道德考验。有多少美丽的颜色和事物，因为我们忙于俗事而没有见到。
梭罗常常感叹，大自然没有欣赏它的人类。
02
《瓦尔登湖》：一场哲学实验
对于自然本身的这种推崇，让梭罗很难满足于生活在人声鼎沸的城镇。
1845年，梭罗从好友爱默生那里得到了瓦尔登湖旁边的一块土地。他在那里建造了3乘4.5米的小木屋。
他说，自己并非为了逃离，而只是去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他在那里种地、劈柴、钓鱼、散步，一个人过起了自给自足的生活。
瓦尔登湖旁边复制的小木屋图片来源：the Irish Times
《瓦尔登湖》就是对这段“隐居”生活的记录，这本书不是小说，也没有什么故事情节，梭罗以一种散文的方式叙述着在瓦尔登湖的一切。
他在书里絮絮叨叨地说着自己每天观察到的小事，比如湖边游戏的虫鱼，初春解冻的湖水。
尽管《瓦尔登湖》一直在强调孤独、沉思和亲近自然的重要性，但它并不是一本普通的自传，这本书里充满了对当代西方文化中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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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上半叶，美国正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迅猛发展的时期。梭罗的家乡新英格兰地区正经历着快速城市化的过程。
从1780年到1860年，马萨诸塞州的商品经历了从家庭生产模式到工厂生产模式的变化，1820年到1860年代美国爆发内战期间，马萨诸塞州的生产方式逐渐从农业转向工业，从一开始大约有60%的人口从事农业，到1865年锐减为13%。
经济方面的变化随之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更多人沉迷于追求和享受越来越精致奢侈的商品。
维多利亚时期的繁琐衣着、住宅、家装在富裕的市民阶层中流行开来。
农民阶层逐渐消失，朴素的生活方式也在消逝。
梭罗对文明带来的新物质始终持怀疑态度，他在书里说道：
“我们的发明常常是漂亮的玩具，只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离开了严肃的事物。”
关于财产，他得出结论，我们可以一周只工作一天。
这是因为，如果以步行30英里需要一天时间为例，通过工作赚到30英里的火车票钱，也需要一天多的时间，所以人们不停工作换来的报偿早就已经潜藏在他们身边。
在瓦尔登湖小木屋的两年里，梭罗面对资源丰富的大自然并没有大力发掘，而是选择过一种十分简朴的生活。
梭罗总共花28.125美元就建造了自己的小房子，每周的开销也只有27美分——他在瓦尔登湖生活一年所需的开销，只用6周的时间便赚到了。
梭罗在瓦尔登湖始终过着独居的生活，他偶尔会与附近的农民，路过的游客交谈。
梭罗说自己偶尔会寂寞，但大多数时候，寂寞有益于健康，他说：
“因为有了伴儿，即使是最好的伴儿，不久也要厌倦，弄得很糟糕。”
对于普通人，梭罗理解他们不时需要别人的陪伴，但他认为人们常常需要别人的陪伴是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
人们害怕独自生活，不敢成为自己，为此他鼓励普通人“坚持自己，永远不要模仿”。
这种在城郊的生活“实验”对梭罗来说是一种密集的考验。因为他这场亲近自然的实验很有可能以失败告终。
今天的瓦尔登湖图片来源：Wild Swimming New England
梭罗这种存在主义式的哲学冒险是直通古希腊的，古希腊传统中哲学就是一种实践和思考的结合。
梭罗将对超验主义的思考实践于现实，对于梭罗来说，哲学不仅是一种智力上的锻炼，也应是一种生活方式。
03
一个躺平主义者的反叛
尽管梭罗批判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技术的空洞，还搬到郊外过上了隐居的生活。
但梭罗在政治上却奋进积极，这也是他最终离开瓦尔登湖的原因之一。
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一方面奴隶制还没有被废除，建国后的奴隶人数甚至比建国初期还多。
根据统计，美国独立战争前夕，北美殖民地的奴隶约有50多万人，但到了1860年，南部黑奴竟有395.3万人之多。
另一方面，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天定命运论”盛行一时，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天选之子”，积极对外扩张领土。
1846年到1848年期间，美国向墨西哥发动战争，导致墨西哥失去近一半的领土（230万平方公里）。
梭罗一生公开反对奴隶制度，反对美国对墨西哥发动的战争。
作为一名积极的废奴分子，他参加地下活动，抗议奴隶法，支持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John Brown）和他的政党。
约翰·布朗是美国废奴运动的领袖，他相信废除奴隶制是一项“神圣的义务”。既然美国《独立宣言》指出人人平等，那么解放黑奴也是对这一最高原则的践行。
约翰·布朗图片来源：Wikipedia
于是，他在1859年率领21名白人和黑人起义，并逮捕一些种植园主，解放了许多奴隶，把废奴运动推向高潮。
当时，大多数和梭罗一同生活在马萨诸塞州的美国人都对奴隶制持默许态度。
他们虽然每天上教堂虔诚祷告，在街上遇到也会互相礼貌地问候，在道德上显得无可指摘，但在维护和延续美国的奴隶制度问题上却持默许态度。
这让梭罗觉得愤怒，他谴责同时代人中普遍存在的对政治恶行的默许。
梭罗支持布朗的所有行为，他为布朗辩护，并认为，一个人不应该因为反对大多数人而被视为疯子。
布朗的愤怒是因为他意识到了奴隶制度的不公平。
人权，这项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在马萨诸塞州的守法公民那里却有了双重标准。
梭罗谴责同胞们默许恶的行为，认为被动地、悄悄地允许不公正的做法继续下去，无异于与邪恶合作。
梭罗的政治观点其实与他的自然主义思想一脉相承。
他对大自然的理解影响了他的社会政治思想：自然是城邦之外的一个参照点，它为人类提供宝贵的道德指导，提醒我们社会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
回归自然让我们能够在更广泛的背景下看待国家，并设想可以从根本上改善社会价值观和政治结构的方法——这其中就包括对不公正法律的改革，对不公正政府的拒绝。
秋天的瓦尔登湖图片来源：Like a Local Guide
04
政府不正义，公民应该怎么办？
为了抗议奴隶制、抗议美国在美墨战争和对印第安人战争中的暴行，梭罗常年拒绝缴纳政府的人头税。
1846年，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市的一位警员要求梭罗补全之前所欠税款，梭罗拒绝了，还为此在监狱里度过了一夜。
出狱后的梭罗于1848年发表题为“个人与政府的权利与义务”（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Individual in Relation to Government）的演讲，于1849年将其整理成名为《论公民的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的文章。
梭罗在这篇文章开篇就写道：
“我由衷地认可这句箴言：‘最好的政府治理得最少’；我也希望见到它被更迅速而有条不紊地付诸实施。它得到贯彻后，最终就意味着这句话，也是我所相信的——‘最好的政府一无所治’。”
梭罗认为最好的政府不存在，人们只能选择次好的。政府至多只是权宜之策，大多数政府，有时候甚至是所有政府，常常都是失策的。
这在美国政府这里就能得到证明，美国政府对墨西哥发动的战争是不正义的，人们有权利对国家发动的战争提出异议。
政府本身只是人民选择用来执行其意志的工具，在人民依靠它的同时，政府的权力也有被滥用和腐蚀的危险。
尽管梭罗的观点像是否定政府的存在，但他要求的其实是一个更好的政府。
他拒绝承认一个在道德上已经被腐蚀的政府，同样他也拒绝承认一个已经失去民众认同的政府。
在梭罗看来，一个真正自由开明的政府，应该承认个人拥有一种更高的独立权力、政府的所有权力和权威都来源于此，并以恰当的方式来对待它的人民。
一个真正公正的政府，有比社会法律更神圣的法律去遵守，这个更高的法律便是“不与个人的道德良知相冲突”。
那么，当面对不公正的政府时，人们应该怎么做？
梭罗倡导非暴力形式的反抗。
如果“国家机器”做出了无视正义的行为，或制定了不公平的法律，人民可以通过不接受它、不履行义务来制造“反向摩擦”，让“机器”停下来。
梭罗的公民不服从理论后来在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那里得到了更清晰的定义：
“（公民不服从）是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行为，是出于良心的决定，但同时是政治性的，它与法律相违背，往往为了促成法律或政府政策的改变而开展。这样做，是为了尊重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正义感……”
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也有一篇《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的同名文章，她从法理的角度重新梳理了梭罗的公民不服从传统。
阿伦特认为，个人可以基于良知和道德责任，拒绝履行公民义务，而美国的法律应该赋予公民“不服从”的权利。
无论哪种情况，公民不服从不等于放纵犯罪；它是以非暴力的形式进行的，在既定的权威框架和法律体系下展开。
19世纪后期的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和20世纪初期萨德·扎格鲁（Saad Zaghloul）领导的埃及革命，以及甘地反抗英国殖民的抗争和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均受到梭罗思想的影响。
不但如此，他还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和后来的极简主义生活等，海子死的时候，身边就带着一本《瓦尔登湖》。
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被尊称“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
图片来源：Wikiwand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梭罗同样值得被阅读。
就像美国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所说，梭罗为人们展现了一个人类之外的存在，一个超越了任何人类成员的存在。
梭罗超然世外的态度和亲近自然的精神，提供了一种反思的路径，不仅关乎自己，也关乎政府、国家。
梭罗虽然常常被当成一个陶渊明式的隐居者，但他从未真正躺平，毕竟一个人在人迹罕至的湖边造一所房子，过独居的生活，阅读，思考，写作，这远远超过躺平本身的含义。
梭罗本质上是一个行动者。
如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鼓励的那样，关键在于行动，思想的体现就是行动——从瓦尔登湖到康科德的监狱，梭罗从未停止行动，从未服从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