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看了一篇知青的回忆，我想起了我的一段小故事。
我因为学习好，常被老师表扬，故而在老师被打倒之后，我成了臭老九器重的“白专苗子”。初中毕业了，别的同学都上了高中，我却不能上。大会上造反上台的校长讲，“人们说他上了高中上大学，上了大学当教授，我不让他上高中，看他将来能当教授！”
这样，我只好参加工作，这时我刚16岁。我爸安慰我，“也好，不用下乡了。政策多变，说不定上了高中要下乡。现在的高中也是瞎混，学不了啥。”
我们那儿是个管水的单位，活儿不重，我每月还领到三十块三毛的工资。
我跟着大人们干活，开始时把他们叫叔叔。他们说你已经长大了，工作了，就不要叫叔叔了。这时张口说话很难，但后来就适应了，和别人一样叫老张小李。
我爱学习，爱读书，年纪小，面目清秀，他们都关心我，怜惜我。他们喜欢听我读报，劳动休息时就让我读报，说我读得和中央广播电台一样好听。当远在几十公里外的教学点缺少老师时，就叫我这个大娃娃去教小娃娃。
我读的那个初中学校就叫水利管理处子女学校，简称水管处子校。几十公里外只是一个教学点，那里有几十户人家，有孩子要上学，就设了这么一个教学点。
教学点里连我只有三个老师，学生总共三十多个，但又分属五个班，我教一二年级，语文算术都是我教。
我这个班只有七个学生，四个男生，三个女生。
日子过得简单，平常。下课了，我读书，学拉小提琴，打乒乓球，倒也不寂寞。就在这时候我读了不少好书，比如杨周翰编的《外国文学作品选》，北大编的《现代汉语》，兰州大学编的《古代汉语》，还有《历代法家文选》等等，至于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就读得更多了。
大概是1975年或1976年，一天，一个蒙古族的长者骑着马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学校，请求收下他的孩子让他们念书。
那长者一看就不是有钱人，穿着破旧，胡子拉碴，甚至我都看不出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还是爷爷。负责教学点的何老师起初不许，因为这是子弟学校的教学点，不收外来者，他也没有批准的权力。那长者苦苦求情，不知怎样打动了何老师，两个孩子有学上了。
大的那个上四年级，何老师教，小的这个上二年级，正是我教。他叫啥名字？我忘了，但忘不了的是，孩子胖墩墩的，红脸蛋，很聪明，我很喜欢他。开始时他怯生生的，汉语说不好。一个月后就和别的几个没差距了，两个月后成绩就突出了。
兄弟俩是骑马来上课，冬天，满头飞雪，连睫毛都满是霜雪，那马也是浑身霜雪。我不知他们住哪里，问，说是住在保尔屯沟的山里，放羊，离这里有十几公里。他们中午不回家，带的干粮都已经冻硬了，我和何老师就给他们在火炉上烤一下或蒸一下，他兄弟俩就只吃馍馍喝开水。
我考上了大学，要走了。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有点不舍，主要是因为这个聪明的蒙古族小孩。
我正在房里收拾东西，孩子的父亲进来了，手里提着一只瘦瘦的羊前腿。他用不连贯的汉语生硬地说，“老师，我这只羊腿，送给你。以后我们的孩子，你还要好好教。”
我明白了，他这是表示感谢，并且他不知道我要走了，他希望我能继续好好教他的孩子。
我连比划带搜索语词，尽量让他懂：“我嘛，要走了，不在这里教了。你的孩子嘛，很好，是好孩子，以后让别的老师教。谢谢你！你的感谢嘛我收下，但这羊腿嘛，我不收了。我以后不在这里教学了。”
他明白了，僵住了，一下很尴尬。他不知道该怎么说，怎么做了。他反应过来，自然是一番礼让，“你就是走了嘛，这个也要收下！我拿来了嘛……我们的孩子你教得好嘛！”
推来搡去好一阵，我说，“你拿回去，好好给孩子增加营养。”看我实在不收，老人才罢了，弯着腰面朝我慢慢退去，一边退还一边伸出大拇指说“谢谢，谢谢，你是好人……”
我走时七个孩子都哭了，我也流泪了。哭得最厉害的是那个蒙古族孩子。
现在算来，这孩子也大概有五十几岁了，不知他在哪里，怎么样。
2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