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喜欢一种“受苦的老好人”叙事。一个人承受很多苦难,经历了很多委屈,但他不抱怨,默默忍受,他总是在艰难的命运里走自己的路。
中国人喜欢这种叙事,余华的《活着》是这个道理,新东方和董宇辉能唤起公众“报复性感动”,也是源于“受苦的老好人”叙事。与其说,人们感动的是董宇辉,是俞敏洪,不如说,人们是把这些年受到的太多太多的苦,飞来横祸对于人生的重创(例如疫情,例如裁员,例如整个公司倒闭),报复性地投射在了“新东方绝境求生”这个叙事里。
那些感动有多重,那些苦就有多深。人们喜欢看到一个“苦难承受者不被打倒”的故事,尤其我们会看到,在新东方的叙事里,“农村”“贫寒”“平凡”“小人物”“温暖”“奋斗”“不放弃”,都是使用很频繁的词汇。一个乡村长大的孩子,尝尽了生活的苦,被命运逼到绝境却依然不放弃。
人类会被这种故事击中,会把自己受的委屈投射到这个故事上。所以与其说这是一个故事衰弱的年代,不如说,许多事情的成因,背后仍是故事的逻辑。
《活着》是一套故事,新东方也是一套故事,当一个时代“受难的好人”故事流行,它的成功背后终究是莫大的辛酸,因为它说明我们受了太多太多的苦,而我们善于从苦难中提炼感动,却无力去深入改变苦难发生的结构,于是只能受苦,只能承受,只能一次次,幻想自己在黑暗的阴沟里看见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