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会泳与江青在大寨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样板戏一度风靡全国，成为一个时代的印记。说起样板戏，不能不提到两个人：一个是江青，江青曾大力扶持样板戏的创作和发展，正是在她的推动下，样板戏在舞台上反复上演，独领风骚；另一个是于会泳，于会泳曾任文化部部长，对样板戏的创作贡献颇多，他还是《智取威虎山》与《海港》的主创人员之一。
原本，一个人在专业领域究竟能够达到多深的造诣，主要看他的天赋，于会泳就是一个具有很高艺术天赋的人。1926年，于会泳出生在山东威海于家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对当地的秧歌、大鼓、京戏很感兴趣。高小毕业后，于会泳无师自通，学会了拉二胡、吹笛子、弹三弦，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素质，在本乡小学做了一名教师。
1946年，于会泳凭借出色的成绩考入了胶东文工团，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文工团里有许多才华出众的人，这使于会泳决心提高自身的艺术才能。通过一段时间的刻苦钻研和虚心求教，于会泳学会了谱曲、编导和许多民族乐器，并出版了一本《胶东民歌集》。
像于会泳这样天赋出众又刻苦努力的人，决不甘于只做池中之物，他一直梦想着更为宽广的舞台。1949年，23岁的于会泳以胶东文工团骨干的身份，被选送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在那里，于会泳碰到了他的第一个伯乐，这个人就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贺绿汀。
如果单从相貌上看，于会泳与其他年轻学员并没有太大区别。但贺绿汀注意到的是于会泳在民族和民间音乐方面的才华，这是他在其他学生身上看不到的。
这段时间，于会泳根据之前所掌握的技能与对传统说唱、戏曲的知识，开始进行创作。为此，于会泳特别重视学习专业的作曲技术，留意对民族民间音乐的收集和整理，这些都为他日后的大放异彩奠定了基础。
进入到六十年代初，留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的于会泳开设了两门选修课，即“民间曲调研究”和“腔词关系研究”。正是这两门选修课的开设，引起了专业人士的注意，在贺绿汀的推荐下，于会泳担任了民族音乐理论系的副主任。
1963年，戏曲现代戏的热潮席卷全国，随后不久，于会泳便被借调到上海京剧院，参与《海港》的音乐设计工作。1965年，江青在《文汇报》上看到了一篇《评郭建光的唱腔音乐设计》的文章，作者就是于会泳。江青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兴奋，张春桥听说后，立即将于会泳所写的相关文章以及于会泳的个人资料收集整理起来交给了江青。江青看到这些材料后，非常高兴，特地专门召见了于会泳。
从此，于会泳便攀附上了江青这棵高枝。
那段时期，于会泳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样板戏的创作之中。在他的主持下，《海港》、《智取威虎山》、《杜鹃山》、《龙江颂》等剧目相继诞生，这些剧目的涌现，进一步加重了于会泳在江青心中的地位。
1969年，于会泳作为上海代表参加了中共“九大”的召开，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1973年“十大”召开，于会泳更上一个台阶，成了中央委员，并出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相当于文化部副部长），成了副部级干部。1975年，于会泳更进一步，成为文化部的部长。
汪曾祺是当代著名文学家，被誉为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他是《沙家浜》的编剧之一，曾经高度赞扬于会泳是“前无古人”的大才，对于他将西洋乐器引入京剧更是赞不绝口。
但汪曾祺对于会泳的为人，却颇有微词。他在回忆录中谈到一件往事，那年，于会泳组织领导了一台晚会，其中三个小戏，全是抓特务的。因为这个，阎肃半开玩笑地对于会泳说：“一个晚上抓了三个特务，你这个文化部成了公安部了！”于会泳当时没有说什么。第二天于会泳在宾馆礼堂作报告，摆出一副非常严肃的面孔说：“文化部就是要成为意识形态的公安部！”此话一出，弄得大家都很尴尬。原本就是一句玩笑话，他却硬要提到原则高度。于会泳给汪曾祺的印象是，这个人翻脸不认人，不讲人情，和他开不得半句玩笑。
身居高位的于会泳，此时已经从自己熟悉的专业领域转移到了政治领域，身为江青一手提拔起来的干将，于会泳积极参与了一系列阴谋活动，把自己变成了“四人帮”的亲信，执行了一系列“四人帮”的错误方针和政策，犯下了许多罪行。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于会泳随即也被隔离审查。审查期间，于会泳作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举动，竟然服毒自尽，最终以惨淡的结局收场。
纵观于会泳一生，如果他不涉足政治，他毫无疑问会成为一名非常有造诣的艺术家。可惜造化弄人，让他登上了政治这艘巨轮，身为水手的他显然不能把握巨轮的方向，只能卖力地划桨，最终葬身大海，被历史所淘汰。
2023-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