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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David James撰文／信宇编译
当公众分析梳理全球新冠疫情时期传统新闻业的失败时（这应该是大概率事件），焦点可能会集中在未能揭露相关事实上面。虽然这一点毫无疑问很重要，但这并不是公众应该从这场灾难中吸取的主要教训。如果以公正无私为本的新闻报导要有任何未来——目前看来几乎已经绝迹——那么就必须有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对事实的记录，或对不同观点的诱导。
一直以来新闻宣传的力度如此之大，对所谓的“错误信息、虚假信息和恶意信息”的审查如此之多，以至于记者们再也不可能依靠广大读者的某种程度的理性了。公民的土壤已经被毒化，记者自己亦被裹挟其中。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读者理性都将无法回归。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在新闻编辑行业工作，就是暴露在强烈而持续的不诚实中。这种不诚实有多种表现形式：自我欺骗、公然撒谎、误导事实、半真半假、少真多假、缺乏背景、狡猾夸张、选择性失忆、欺骗性行话、虚假的统计数据、肮脏的人身攻击等等。在行业浸淫大约一年后，任何有合理观察力的记者都会注意到，他们是在谎言的丛林中工作。
官员与民众接受媒体访问没有法律义务说真话；这不是在法庭上。然而，正直的记者会尽力抵制这种欺骗行为。尽管总是处于劣势，新闻记者们还是进行了斗争，试图尽可能多地向公众呈现真相。
目前看来，这场斗争已经完全消失了。在过去的三年里，传统的记者们已经放弃了抵抗。正如法国哲学家阿兰‧拉尔（Alain Soral）所言，现在只剩下两种类型的记者了：妓女型和失业型（我很高兴地声言，在这个尺度上，我的美德几乎完好无损）。
职业说谎者已经赢了。由于谷歌（Google）和脸书（Facebook）拿走了几乎所有的广告收入，新闻编辑行业已经被压榨掏空了，而商业、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编造者几乎拥有无限的资源。鉴于博客（blogs）、网站、社交媒体和网络频道等媒介占据着民众的生活，如果新闻业要想拥有一个光辉的未来，就需要采用一种全新的方法。
为了应对虚假新闻的冲击，有两个途径是值得尝试的：分析语义概念与揭露逻辑谬误。在新闻报导中，更好地坚持“事实”当然是可取的，但关于事实的问题就在于，事实有那么多，而且事实所描绘的画面往往是不完整的，也很难从中得出结论。主流新闻还长期存在一个明显弱点：倾向于只根据主观好恶来选择事件真相。
术语的定义和逻辑的情况则不同。术语可以有明确的定义；如果没有，不明确的地方就很容易被发现和报导。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病例”一词指的是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人；这是一种意义上的改变。在过去，“病例”不言而喻是指生病的人，或呈现疾病症状的人。
通过改变术语的含义，政府机构就能够以不合逻辑的方式进行欺骗。如果有人新冠病毒（COVID）检测呈阳性，但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在澳大利亚，2020—2021年的平均比例约为80%），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检测有问题；要么这个人的免疫系统已经过滤了病毒。在这两种情况下，将这个人称为病毒感染的“病例”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并没有患病，他们也不可能传播疾病。如果记者们注意到这种语义上的变化，他们就能轻易就揭露这种欺骗行为。
另一个语义变化的例子是“安全”的定义。以前，正如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简称CDC）官网上所定义的那样，一种新药要被确定为安全，需要在中期内，也就是至少六到八年内，被证明没有危险的副作用。怎么可能在短短六个月内测试六年的影响呢？这种意义上的变化当然应该允许新闻记者广泛报导，至少提醒公众注意风险和防范。
另一个语义上的问题是对“疫苗”一词的定义变化，即从保护人体免受疾病侵害的东西变成产生免疫反应的东西，这已经得到了专业人士的抨击。正如一位医学家所指出的，按照这个定义，污垢亦有资格成为疫苗。这个定义太宽泛了，毫无意义。
CDC随即发表了声明，使用稻草人论点，曲解批评者的观点，再针对曲解后的论点进行攻击，以此证明这个语义转变的合理性。
声明称：“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CDC网站上关于‘疫苗’的定义在措辞上有了细微的变化，然而这些变化并没有影响到整体的定义。”声明指出，以前的定义“可以被解释为疫苗是百分之百有效的，而对于任何疫苗来说，这从来都不是事实。”
CDC关于疫苗是否百分之百有效的说法是一种转移公众注意力的策略。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词已经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
语义扭曲之外，是逻辑上的谬误。当前新闻界反复使用的一个战术就是“诉诸人身”（ad hominem，或译为“人身攻击”、“对人不对事”）：攻击个人而不是攻击其论点。因此，我们看到一再把某些人群标签为“反疫苗者”、“阴谋论者”、“右翼极端分子”等等。从逻辑上讲，那就可以说，某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他有一双蓝眼睛。这种推断是毫无意义的。
当然，这种诉诸人身的伎俩是非常普遍的；政治正确压倒一切。新闻记者们可以轻易地辨别出来，因为事实上就是不符合逻辑的做法充斥于世，而且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或论据，有的只是偏见。
另一种逻辑谬误就是“诉诸大众”（ad populum，或译为“从众至上”）：声称因为大多数人认为某个观点是真的，所以这个观点就一定是对的。这一点亦被新闻界反复使用。“大多数人都在这样做，这证明这个做法一定是正确的。那么你为什么就不这样做呢？”这个推断不仅明显不符合逻辑，而且忽视了许多人是被胁迫接受观点的事实。记者们可以冷静客观地报导事实，指出这些观点没有提出任何逻辑或证据，有的只是空洞的言辞。
我们已经看到，CDC一贯使用稻草人策略，即夸大或伪造对手的立场，然后进行攻击。总部位于西澳大利亚珀斯的《西澳洲报》（the West Australian）发表了一篇令人厌恶的宣传文章，文章记者声称，由于疫苗规则放宽，这证明批评疫苗的人所主张的观点是错误的。
“反疫苗主义者告诉我们，强制注射疫苗规定、扫健康二维码和佩戴口罩是卑鄙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永远征服我们。”
这根本就是对反疫苗主义者的歪曲和毁谤。公民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基本权利，因为他们被迫接受封控措施，被迫接受注射，被迫使用疫苗通行证，被迫佩戴口罩。这又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做法。
红鲱鱼策略（red herring，转换话题法，指故意引入一些不相关的事情来转移论证焦点的做法）是另一种常见的欺骗手段。例如，在《西澳洲报》的文章中，疫苗的反对者被批评为对乌克兰战争有不可接受的看法。然而，最隐蔽的逻辑谬误可能是诉诸权威：声称因为有权威的人说了什么，所以就一定是真的。
在关于新冠疫情（COVID）的辩论中，双方大部分时间都在较量谁是权威，意在争夺话语权。这种无稽之谈的极端例子就是前白宫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常常以医学权威自居。事实上，处于权威地位并不能保证观点总是正确，这一点从不同的权威人士经常出现分歧的事实中可以看出。这个观点很容易就会被以下几个问题所瓦解。
“SARS-CoV-2是新病毒吗？”（译注：SARS-CoV-2，中文译为“二期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冠状病毒”，这种新型病毒被确定为导致2019年全球新冠疫情暴发的原因，这种疾病后来被官方命名为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
答案肯定是：“是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大家都这么认为。
“你以前的知识和经历，赋予了你相当程度的权威，然而遇到许多人声称截然不同的新鲜事物时，这种权威究竟有多大作用呢？”
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没有人敢提出这个问题。如果有人真的提了这个问题，“官员”和“专家”们可能会被迫承认他们自己知识的局限性，这至少会在程序上防止他们自以为是为所欲为。
须知，事实就是事实，而且众多事实产生的影响是压倒性的。
一个典型案例就是美国国防部有效控制疫苗的推广，他们把新冠病毒当作敌方发起的生物武器攻击和战争行为来对待。这种行为帮助民众理解整个世界是如何受到强制封锁的，数十亿人又是如何被迫服用一种未经测试的药物。
然而这些事实远远不够的，尤其考虑到越来越荒谬的“事实核查”正偷偷摸摸地在各地进行。记者们必须另辟蹊径，才能顺利完成任务。自媒体将一如既往地进行调查和评论，这是一件好事；而传统的新闻记者无法与之竞争，因为记者们往往缺乏某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作为一名合格的记者，往往需要学会驾驭自己在某些领域的无知，从而扬长避短揭示尖锐问题。
然而自媒体从来都不是无私的，而记者则应该把无私当己任。新闻从业人员的观点中立性也许是目前为止失去的最宝贵品质了；许多传统媒体的报导在标题中包含了偏见或无知的观点，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通过在新闻报导中尽力避免语义扭曲和逻辑谬误等顽疾，记者们也许能够从他们传统手艺的灰烬中拯救一些东西。然而目前看来，这些传统新闻道德和技艺正在逐渐被遗忘。
原文刊于布朗斯通研究所（the Brownstone Institute）。
作者简介：
大卫·詹姆斯（David James），英国文学博士，是一位拥有35年行业经验的商业和金融记者，主要服务于澳大利亚的国家商业杂志领域。
本文：The Grim Future of Establishment Journalism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