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真相就没有历史。这本书在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即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的历史背景下，写了九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学者、专家的生存处境。其中除任职北京农业大学的蔡旭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陈垣两先生外，冯定、王瑶、傅鹰、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几位先生都是北京大学这个“天子脚下”的台风眼里人。按照毛泽东的习惯说法，他们都是“头面人物”，故他们的经历有相当的代表性。尤其难得的是，虽然事隔五六十年，却非道听途说，乃是根据当时官方材料的记录。姑不论对相关情况的表述（包括当事人的一句玩笑半句牢骚）因来自巨细无遗的层层报告，而是否或有失真之处；至少其中对人、对事的判断、定性以及处理意见等等，的确见出各级党委当时当地的真实立场和态度。由此复原的旧日景观，便不同于“往事如烟”、“流年碎影”一类个人记忆，而具有历史化石的意味。史贵存真，这是我们可以据以回顾那一段岁月，并从中得出相对接近真相的认知的前提。
没有细节就没有历史。各个年龄段的读者，多半知道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普遍流行“知识分子改造”一说，但具体的经过，怎样从各高校发轫，往往就不得其详了。我们一般的小知识分子，当时不在高校的，也只是在1952年前后一段时间里，从《人民日报》上不断读到全国有影响的知名教授、学者、专家或长或短的自我批判自我贬损，就他们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和各人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承认前半生走的是错误道路，表示今后要服从共产党领导，彻底改造思想云云。那是在建立新的全国政权之初，伴随着“三大运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借助于朝鲜战争和随后国内针对资产阶级的“三反、五反”运动大张旗鼓之势，首先在国家机关和高等院校发起以清理组织为目的“忠诚老实学习”，对人们的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社会政治关系，以及个人和亲友的经历及政治面貌进行了一次普查，记录在案；与此同时，把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在高校，是在校党委或加上工作队领导下，经过“左、中、右”排队，选出重点，发动学生向重点人物提问，形成围攻，要求他们在小会大会上反复检讨交代，最后始得在群众大会上“过关”，甚至还不得过关。当时使用了从延安带来的政治熟语，如“脱裤子，割尾巴”之类，这叫“洗热水澡”，非重点人物也要“洗温水澡”，总之，必欲达到毛泽东在整风报告中说的打掉知识分子架子，也就是大大伤害了这些人的自尊心而后已。
然后大范围的全国性高校院系调整，既是对苏联教育体制“一边倒”的照搬，也是对原有高教系统的大拆大卸，以体现改天换地的革命性，如将某些课程、某些系别指为资产阶级性质加以取缔，独尊“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是对教学人员的又一次排队和筛选。
院系经过调整，各类教学人员，特别是大大折腾了一番的高级知识分子，此时喘息甫定，可以趁着国民经济恢复和基本好转，即将开始“五年计划”建设的大好形势，而安下心来，好好从事教学和研究了吧？
否。1953—1954，这是中国当代史上一道坎儿。国际国内形势中某些因素激发了毛泽东终止新民主主义进程、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灵感。在意识形态领域高调提出向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斗争，从那时起，“（资产阶级）唯心论”成为教育界、学术界以至整个知识界最流行的一顶思想政治帽子，尽管还算是比较小、比较轻的帽子。于是，上有不断革命论思维定势的倡导，下有各类积极分子高举“改造”大旗对知识分子首先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歧视和蔑视，打击和追击，高校校园从此无宁日矣。
这本以大量细节组成的书，其叙事大体上就从这时开始。不管是叫“思想运动”“思想斗争”“思想批判”，总之是以知识分子为靶子，而最后经过反右派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通往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文化革命”。
大家不要以为“右派分子”这类恶名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才用作政治分类标签的。其实早在数年前党内就已在进行政治态度摸底排队时习以为常。1953年北京高校党委统战部半年工作计划中，涉及高校内民主党派工作时，就有“帮助一部分右派分子如冯友兰等检讨批判，帮助我党团结改造他们”。不过，冯友兰后来长期定位为“力争表现进步的中右分子”，在打击面大大的反右派斗争中，也没戴右派分子的帽子。据说，五六十年代北大教授中的中右分子和“没有戴帽子的右派分子”，约占全体教授的三分之一强；而1959年教育部明确规定“政治态度划为中右的，或虽划为中中，但表现一般或倾向落后的教师，一般地不考虑提升职务”。不过，这里涉及的几位教授，都是1949年前“旧社会过来的”“旧教授”，有的且是一级，不待提升了。
然而，这些规定、布置、执行都是暗箱作业，从不告诉当事人的。在既定政策下，具体由学校党委掌控，各系总支、支部的党团员操作。在这些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年轻的积极分子眼中，所有被称为“旧教授”的人，都是一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是革命改造的对象；甚至是“知识骗子”，一无所长，一无可用，混饭吃的货色。1954年高教部、教育部到北大检查统战工作，北大党委有人这样说到他们的党外校长：“马寅初过去是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真才实学究竟如何，目前北大尚摸不清。”校一级决策层是这样认识，经济系党组织认定马校长是牢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而“知识少得可怜”的人，也就毫不奇怪。高龄的马寅初陪同新任校党委书记陆平到十三陵水库，高一脚低一脚来看望大家时，有的学生感动，喊了一句“向马老致敬，做马老的好学生”，竟被人当作异动上报。学生越是欢迎谁，越是帮老师的倒忙，例如有的学生私下说，能学到某某教授学问的十分之一就好了，虽不无夸张，但总是好学的表现吧，这却成了老师引学生走“白专道路”，与党争夺青年一代的罪名。
由于认定知识分子以知识为资本，所以要剥夺他们的资本，就须贬低他们知识的价值。康生在中宣部一次会议上，张口就对一大批教授的学术全盘否定：“不要迷信那些人，像北大的游国恩、王瑶，那些人没什么实学，都是搞版本的，实际上不过是文字游戏。”“我把这种事当做是业余的消遣，疲劳后的休息，找几本书对一对，谁都可以干。王瑶他们并没有分清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这种信口开河，一经当作领导指示下达，自然助长了党委、总支、支部里反教授的气焰。
1958年7月，康生参观北京高校跃进展览会，发表意见说，农业大学学生应该做到亩产小麦三千斤，达不到就不能毕业。教授级别也应该这样评，亩产五千斤的一级，四千斤的二级，一千斤的五级。农学系主任、小麦育种专家蔡旭在所谓大放卫星的浮夸风中坚持实事求是，不肯见风使舵顺竿爬，康生特别点了他的名，施加压力说：“现在农民对农业学校将了一军，农民亩产五千斤，农大赶不上，就坐不住。蔡旭不变，教授就不好当了。”
不但对文科，对农科，似乎可以任意说三道四，即使对自然科学，对像傅鹰这样的物理化学、无机化学专家的学问，也敢轻易抹煞。如化学系总支在对傅鹰搞了多年政治、业务“拉锯战”后，竟在一个书面总结中，指斥傅鹰的“高深理论”，“只不过是些脱离生产实际的抽象的数学公式和空洞的概念，根本不是我们无产阶级所需要的”。
北大党委1958年把傅鹰、游国恩等列入“不服输，依然翘尾巴，须严打”之列。“继续烧他们，把他们的尾巴烧得夹起来，特别是要剥夺他们在群众中的思想影响”。这完全是对敌斗争式的部署，却产生在所谓“双反”即反浪费、反保守的“小”运动中。原来这个“双反”运动是配合中共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一直充当反面教员的老教授们，于是又成了“少慢差费”的代表。为“大跃进”揭开序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就在这年5月召开，在会上毛泽东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怕教授；刘少奇号召“要把教授的名声搞臭”。全国高校学生起来批判老师，这把火就此点起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到全国中文系协作组会议上叫好助威，认为学生向王瑶、游国恩开火，局面打开了，对全国学术界都是一件大事，将写入文学史：“保持对立面有好处，像王瑶、游国恩不服气很好，正好继续批判……整风经验证明，经过群众批判，什么问题都能搞深刻。”在这里，周扬跟康生一样，并没有多少新创意，只是在传毛、刘的经，学他们的舌，连“保持对立面”云云，也是从毛泽东新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趸来的。如果追溯得更远，那么毛泽东上世纪40年代在延安整风报告中，批判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两大知识门类上，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一语，实在具有“元典”的意义，他后来的名言“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以及“书读得愈多愈蠢”都是缘此思路而来。
1957年轰轰轰烈烈的反右派之后，1958年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乘胜追击，确定进行社会科学理论批判，马寅初就是那时列为重点目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次听取北大、复旦、科学院汇报，就有中央领导人强调：“两条道路斗争不解决，知识分子不会向党靠拢。”北京市委由此布置“烧教授”的计划，提出要“猛火烧，慢火炖”，这已开启了后来“文革”语言中“火烧某某某”以及“烧焦”“砸烂”（毛泽东并曾称赞邱会作“打而不倒，烧而不焦”）的先河。
其时，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右派分子”们，作为属于敌我矛盾的阶级斗争对象已遭打击、孤立，作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一方的广大中间派的知识分子仍被高层认为没有向党靠拢。而这时要开展“两条道路斗争”，则对立面显然只能从暂时还属于中间状态的人们中去寻找和确定，前述“中右”和“中中”的“旧教授”自是首选。据说，北京大学在反右派斗争之后，共批判教授、副教授49人，“双反”运动中23人，1958年学术批判中18人，1959年底至1960年初教学检查和编书中16人。附带说一句，北大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因反右派斗争期间领导不力，1958年初调离。他之所谓领导不力，实指“钓鱼”不力，在“鸣放”阶段疏于组织，致使教授副教授一级“放毒”放得不够，后来其继任者叫各个总支清查重点人物的反动言论，凑不够数，徒呼负负；虽又补划右派若干人，还是深感遗憾，指责江有右的方向错误。至于江校长当时是由于政治上右倾，没有切实贯彻“引蛇出洞”的策略，还是由于“五一九”学生运动风起云涌，顾了学生这头，漏了先生那头，今天就说不清了。
不仅北大如此，北京农业大学全校共有教授55人，而在“大跃进”后的四年里，沿用反右派斗争的方法，批判了33人，打击面达到60%。这个农大有一件往事，50年代初曾发生“乐天宇事件”。乐天宇是北农大首任党政“一把手”，来自延安的老干部，后来毛泽东写的“九嶷山上白云飞”那首七律《赠友人》，原就是写送这位湖南老乡的。建国伊始，由于乐天宇领导方法简单粗暴，使一位著名遗传学家李竞钧教授不堪重压而去国。这件事在海外华人学者中负面影响不小，中共中央极为重视，毛泽东、周恩来直接过问，将乐天宇调离。这个决定带有纠“左”的性质，但后任几届校领导并未引为鉴戒，对高级知识分子仍多采取高压管控的措施，有的做法甚至比乐天宇还过激。这本书中写到了农学家、小麦育种专家蔡旭的遭遇。他是李竞钧教授去国后接任农学系主任的，却也从一开始就被农大党委看做“和党有距离”的落后分子，借几次思想运动“杀他的学术威风”。他育出良种，使种麦农民大面积增产，有一位书记竟说他“就是碰运气”。加上迷信苏联，有人问，“有了苏联专家，是否还要向旧教授学习？”农学系有一个党员副主任，对党团员说：“他们改造起来很难，就是改造了也没什么用。……改造他们又费劲，不如培养新的。”这个“彼可取而代也”，与我们后来在“四清”运动中熟悉的所谓“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乃至江青在“文革”中频频强调的“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口吻如出一辙。可见极“左”思潮是渊源有自又绵延不绝的。
这位农学家蔡旭先生在思想政治上遭到不断的批判，在教学与研究上遭到的则不仅是基于幼稚和无知的不理解，而且跟傅鹰先生一样，多有故意的刁难，动辄被停开课，加以封杀，几乎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农科也罢，化学也罢，除了讲授，还要实验，不像文科，似乎略有闪转腾挪的空隙。但文科如王瑶先生他们，不但政治上被人歧视蔑视，而且业务上也被认为“不过如此而已”，尊严扫地，不胜压抑。甚至有一种说法，“文科旧学问越多，对人民危害越大”，虽是出于系里干部、同学之口，却都与威权人士说的“知识越多越反动”，“思想错误的作品，艺术性越高危害越大”等互为注脚，是不容反驳甚至不容辩解的。
今天回首这些笼统称为极“左”的现象，或被归于路线政策的偏差，或被归于执行者的政治文化素质，对学生一方，更简单地看作是被干部误导盲从罢了。但若仔细想想，尤其是设身处地回到当时语境，就会发现还有深长思之的必要。我们习惯称为极“左”的路线或政策，都有其深远的根源，而体现在文化领域，其特点是反智，反文化。反智、反文化，必然把反对的矛头指向智力（脑力劳动和它的知识成果）和文化（历代物质和精神劳动成果的统系）的载体——也就是当代的知识人、文化人。以革命相标榜的妄人妄语，轻言“反其道而行之”，“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之类，往往以“自我做古”的豪情，掩盖了“否定一切，毁灭一切”的实质（这从后来的破“四旧”看得最清楚）。从制度的（包括政策、路线）和人性的（包括道德、良知）层面深入探讨下去，就不是一句“极‘左’”、一句“无知”可以了得的了。
说到制度，除了国体、政体大制度外，还有具体的像学校里的党委制（全称似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高校中多年建立起来的党委、总支、支部（分别教师和学生）“一竿子插到底”的垂直领导框架，使各系党组织与行政的关系，实际党政不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各系行政负责人还每每由党外教授担任的时候，党政矛盾的主导方面自然是党总支、党支部。几度倡议改行党总支对行政工作仅起“保证和监督作用”，党支部仅起“保证作用”，都受到党务工作干部的抵制。在高校基层系级中，党组织、党员干部挟权自重，有恃无恐，唯我独“革”，宁“左”毋右，凌驾于系主任等行政领导之上，指挥一切（又往往是瞎指挥），对教师思想、教学工作横加干涉等等，都是那时的常态。几乎从一开始，党团员积极分子，就多是抱着占领旧教育阵地的雄心壮志走上工作岗位的，他们认定原有的教师应由他们代表党和“无产阶级”来加以领导和改造，“团结，教育”是手段，“改造”才是目的，你不好好接受我的“改造”，就是不接受党的领导，就要对你进行斗争——“以斗争求团结”。这些政策公式也确是他们从事校园阶级斗争的出发点。
50年代初期，执政党和新政权都处在革命胜利后的上升期，社会上从上到下唯党是尊，高校中党团员的革命意志是与政治优越感共生的。他们格外容易接受从“粪土当年万户侯”到“粪土”校中的“旧教授”，在最初一轮批判老教师的运动中，承上启下，带动刚刚入学的新生们，一起冲锋陷阵，那些老教师、名教授纷纷应声败下阵来。这些党团员所以底气十足，除了组织上有上级党支持鼓励外，思想上则是无保留地信赖党的“政治正确”。当时流行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哲学中的哲学，理论中的理论，高于一切知识和学问，用俗话说就是“一通则百通”，党的领导者就都是这样掌握了一通百通的真理。相形之下，他们又极容易相信那些名教授、老专家、大学者，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一般知识分子（自己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除外）不过是没有什么真知识的，甚至是“知识骗子”。
……这样一批年轻的党团员们，不像时下某些党员干部，为了“走仕途”而做出某些政治选择；他们由党所教导的阶级斗争思维武装起来，将上述若干片面过激的理念“融化在血液中”，参与党委、总支、支部，发挥大小不同的领导作用，都有很大的主观能动性。这样，他们执行上级指示，对极“左”倾向会自然合拍，往往有所引申发挥，层层加码。有时，上级甚至是高层出于策略考虑，调整政策或放缓步伐时，这些下级竟会不听招呼或阳奉阴违。例如傅鹰是中共中央（或说是毛泽东）树为“中右标兵”的，他们竟无视其中保护的意义，化学系党总支硬是多年坚持认定傅鹰就是右派分子，揪住不放，死打不休，种种施为，几到丧失人性的地步。上级多次关照对冯定的批判要缓和，“不要随便扣修正主义帽子”，有关的干部也根本听不进去。总之，有些人对上面比较正确公允的指令，置若罔闻，一有极“左”的风声，则听了风就是雨，雷厉风行。我们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不止一处这样的例子。当然，如果所谓“天然的极左倾向”再夹杂了争权、争名利、争意气的私心，事情就更复杂了。
当时高校中对高级知识分子和一般知识分子的伤害，应该说是由极“左”性质的政治运动（包括名为学术批判之类的所谓思想运动）和日常“政治思想工作”互相衔接持续完成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运动中的伤害，以及渗透到每一天，每一课，每项教学任务和大小会议，而使广大教师们动辄得咎、人人自危的处境，都是经由党委系统的得力干部认真贯彻，上下配合，有计划、有组织地营造而成的。
读者也许注意到，本书中九位代表性的主角中，有一位冯定，与其他“旧教授”不同，原是由中央派来加强党对北大学术方面的马列主义领导的老宣教干部。因为党中央认为北大哲学系是资产阶级学者集中的地方，哲学系也正是需要冯定关注的重点。然而，他进入这个险区不久，就开始陷入难以拔脚的泥淖。这个泥淖并不是由什么资产阶级学者、教授布置的。此后十年间使他辗转不得脱身的，恰恰是校党委、中宣部工作队和系党总支构成的“百慕大三角”，当然，还有最早发动对冯定《平凡的真理》《共产主义人生观》进行批判，“吹皱一池春水”的中央党校。盘根错节，枝槎横生，本书作者用“棋子”来形容冯定在这盘乱棋上被人摆布的尴尬而悲惨的命运。但幕后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里没有答案也不可能有答案。起初的一池春水，被搅浑了，如同我们面对若干党史上的案例，不知道到底水有多深。我们只能从书中隐隐约约的笔墨间隙，从事件的外围，试图有所索解。
我们知道，1952年，中宣部管理的《学习》杂志，乘“三反、五反”运动胜利进行之势，发表一组文章，探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建国后是否已经不再具有毛泽东当年分析的“两面性”（其革命性的一面使他们有可能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参加革命胜利后的联合政府，并以其资产作为综合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参与建设）。这一来，引起民族资产阶级人士的恐慌，以为新政权要抛弃他们了。经中央统战部简报反映上来，毛泽东立即批示“学习”杂志检讨，并将时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刊于上海《解放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加以点改交《人民日报》转发，冯定此文论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依然存在（也就是说其作为参与政权之根据的两面性中革命的一面，并未因“三反、五反”揭露的事项而消失），全文比较稳妥地重申了原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既定看法。毛泽东的批示，意在将此文当作纠偏，以令资产阶级人士安心，这一效果暂时是达到了（至于一年多以后毛泽东决定立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又两年多就宣布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加以剥夺，那是另外的问题）。
事隔不久，华东大区撤销时，冯定被调来北京。但这一事件导致中宣部部长换将，有关人员受到批评，冯本无意打击中宣部，这一结局却又仿佛同冯有关。冯定随后被任命为马列学院（今中央党校前身）分院院长。这个分院专收东南亚等国共产党人学习进修，任务比较单纯。冯定从1932年开始在左翼报刊发表文章，长期在新四军、华中解放区和上海市工作，不属于以马列学院为核心的北方理论圈，加之所在分院是保密单位，书生气十足的冯定交往有限（他的书生气甚至表现为不愿在文章中引用领袖著作的原文）。但他1957年末来到北大这个多种关系矛盾重重的地方，就不容他孑然自处；特别是他1960年被中央党校人士点名质疑以后，北大哲学系党总支首先做出过度反应，组织批判。此后虽有多次从中央传来缓颊的声音，但都语焉不详，力度不大，见出有心保护者也在犹疑观望，揣测更高层的意图。最后也还是传来康生的批评：为什么北大不批判冯定的修正主义思想？中宣部也决定在全国开展批判。冯定所处三角中的各方所关心的是争批判的主动权，冯定成为批判会上的道具，推来搡去的棋子，身心交瘁，不堪其扰了。所以我们从这本书里有关章节，看不到对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一百多万字著作中什么修正主义的批判进程，却只是巡礼了通过其人其遇反映出来的——党内斗争的反复无常，尔虞我诈，不讲理和无原则，以及党内关系中隐现的山头宗派的影子，一切取决于金字塔尖的“上意”的现实。这一切的激烈程度，决不下于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尤其是到了1966年“文革”以后，上述北大党委、总支、支部一向以领导者、改造者姿态示人的一部分人，也都卷入上下左右内外的混战，形同人们说的“绞肉机”。不仅北大，全国高校，概莫能外。以致“文革”前若干年间人们的功罪，早就逸出了人们的视野之外。
这本书，让我们重温那段历史。九位教授的命运，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更缩影了中国教育、中国文化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悲剧的一幕。郁达夫曾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一个民族没有杰出的人物是可悲的，有了杰出的人物而不知爱惜，更是可悲的。我们老是感叹中国没有获得诺贝尔奖项的菁英；如果我们的政治文化机制没有从根本上改弦易辙，一旦有了获得诺奖的菁英，岂不也还是要像他们的前辈一样遭受歧视、打击、践踏、摧残、迫害吗！？
2012年5月15日
《炎黄春秋》201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