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Evan Osborne
译者：Fred
中国政府最近大幅加强了对此前受欢迎的外企的审查。《华尔街日报》最近报道了执法部门对多家西方公司员工的讯问，以及日本商人西山宽在中国停留的最后一天失踪，并涉嫌中国的刑事处罚。当外企考虑新政策的影响时，考虑一下先前的仇外思潮可能会有所帮助，因为曾经的情况可以告诉我们即将可能发生什么。以下叙述基于多个来源：历史学家张戎的证词，张戎是中国共产党掌权后第一批获准出国留学的中国人之一；许志强，1949年前被父亲送去美国留学，中共胜利后回国建设新中国的人；以及托马斯·N·汤普森(Thomas N. Thompson)1979年的记述，《中国对外企的国有化：人质资本主义的政治，1949-57》。
当前的这场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让人回想起1949年中国共产党胜利后发起的一场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入侵满洲之前，自1842年强制开放以来，在国内外企业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进行了大幅社会转型。虽然1842年之后的上海对一些人来说因恶习、犯罪和腐败而闻名，但几十年来，它也吸引了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大量移民，他们常常在前所未有的自由环境中取得巨大成功，重塑了中国的经商方式，并且他们不仅将中国元素融入西方商业模式，还影响了小说和电影等西方文化形式。（他们的后代现在常常为自己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而感到自豪，因为自1949年以来，上海是一个很难获得中共居住许可的城市。）虽然1842年之后，上海像许多其他中国城市一样，中国对其没有主权，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领土被日本占领），同盟国政府将其归还给中国，以示团结。
1949年后，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内战期间恶化了的报复心理的共同推动下，寻求重塑经济。20世纪50年代初的农业集体化尤其暴力，中共官员先是在全国全国范围内对被指控的地主和“右派”进行残酷的、看似随意的报复运动（1950年的土改并不涉及“右派”——译者注）。特别是在1949年至1953年的反地主运动中，农民最初获得了从地主手中夺取的土地（尽管双方有时秘密同意恢复旧的土地关系）。最终，农民分几步被转移到由中共更直接控制的更大农场，直到形成了大型公社，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末的灾难性饥荒。
在城市中，私营企业的收购较为温和。日本投降后战败的国民党夺取了许多日本企业，胜利的中共政府很快又从国民党手中夺取了所有的私立学校、大学和所有报纸。但一些中国私营企业被归类为“民族资本家”，这些业主在内战期间至少不支持国民党，有时还支持政权更迭。这一群体中另一些突出的人物是在1949年之前的混乱岁月中逃离的企业主，他们只是在中共胜利后才返回帮助重建国家。
理论上，给予民族资本家的任务是在过渡到共产主义期间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可悲的是，那些留在公司的民族资本家中，许多人很快就被迫经历了臭名昭著的“批斗会”，那些被视为被“资本家”剥削的人揭发批判他们，目的是让他们承认自己的阶级罪恶。（一些“资本家”与许多其他受害者一起被送往劳改场所。）在此背景下，中共当局宣布将资本家列为1951年后半年的“三反”以及1952年初的“五反”的目标。此外，虽然共产党一度允许一些人保留其企业的名义所有权，但是，他们可以向现在完全是国有买家收取的价格、他们必须支付的工资以及他们不得不在管理和其他方面雇用的中共官员的数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这因素加起来让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悲惨；据估计，在国有化进程完成之前，仅上海就有数百人自杀。
1955年的下半年，工商业改造突然完成。几年来，在针对工商业主的全国性运动中，中共对企业的控制不断增强，这打破了他们的意志。上海剩下的中国工商界领袖被召集与毛泽东本人会面。尽管从20年代末开始，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恐怖，但近距离接触毛泽东仍然具有巨大的魅力。因此，他询问聚集在一起的工商人士是否希望通过让国家当场接管他们的企业来加速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绝大多数人都说愿意。于是经过几天的庆祝游行，这个曾经伟大的工商业策源地在几天之内就完成了任务，就像全国各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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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尤其是在上海，就只剩下外资企业了。自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的《南京条约》签订以来，它们就一直在上海经营。该条约将上海从一个人口约25万、地处长江三角洲以南、但不是科举中心（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源泉）的中等城市，变成了一个规模庞大、充满活力的数百万人口的大都市。1949年5月中共接管上海以及10月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几个月里，许多外企感到有机会与新政府合作。事实上，中共已经要求天津和上海的外商留下来，他们也这样做了。中共还向新近流亡香港的工商业者发出号召，要求他们回国，这也助长了这种温和的乐观情绪。
但中共的马克思主义专制体制对这种希望是致命的打击。对于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层来说，外国资本家与国内资本家不同，是双重剥削者。受制于资本家的无产阶级被认为只能靠维持生计的工资工作（尽管中国人长期以来一直渴望在这些公司工作，因为工资远高于他们从中国雇主那里得到的工资），而且正如中共所看到的那样由此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被返回海外，使中国人一无所获。接管外国生产资料的运动从一开始就依靠恐吓，而不是毛主义的甜言蜜语，而且随着运动的进行，恐吓的程度也随之增加。1945年之后，许多外资企业再次变得相当有利可图，但这也无济于事。
此外，针对外国公司的行动主要是在毛泽东于1950年10月得到斯大林的同意和军事支持承诺后决定参加朝鲜战争之后进行的。美国和英国政府很快开始扣押中国的有潜在军事用途的资产，特别是在香港。由于中国参战，联合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了抵制，尽管（与朝鲜不同）不是封锁。
在此期间，外国公司首先面临1950年实施的与国内公司相同的规则——最突出的是工资和价格管制以及中共官员介入公司管理。但另一项限制仅影响外国业主，他们现在需要获得出境签证才能离开中国。从技术上讲，他们的公司并没有被没收，但对于所有财务问题，他们很快就被要求只与新的国家银行机构合作，这与中共对大多数公司决策的控制相结合，使它们事实上成为中共的财产。反资本主义的“五反”运动之后，到了1952年中期，原本打算留下来的外国公司开始计划撤离中国。
学者们将这一时期称为“人质资本主义”，而且情况变得更糟。英国政府于1952年4月开始进行外交磋商，但中共将英国公司的存在视为非法剥削，因此毫不妥协。中共认为让外国商人接受当地业主所承受的斗争会在外交上过于危险，但仍然向他们收取“清算费”，而他们的经理在仍然工作的同时，除了被禁止出境还经常受到软禁。与此同时，中共官员对外国公司实行了漫长的法律程序，在讨论公司关闭之前，中共必须在内部讨论它们是否有资格关闭。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公司本身没有发言权的情况下完成的。
到1953年1月，外国公司的目标变成了以尽可能低的代价退出。此外，中共的规定意味着他们的许多业务都在亏损，为了维持生存，母公司必须向其中国子公司汇款。到1954年，母公司决定停止这样做，因为其中大部分只是被中共没收了。但强制向中共交“费”（某种意义上的保护费）的行为仍在继续。当毛泽东（同样具有勒索性）接受接管国内企业的提议时，大多数外国公司已同意将公司以及任何基础设施或其他资产转让给中共，同时支付大量清算费用。许多外国公司拥有的公司被认为是非法的，因此要对其价值进行大幅折扣计算，因为它们在某些时候曾与日本或国民党实体纠缠在一起。中国政府有时也要求转让技术知识。任何早期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而进行的友好合作的承诺，此时早已被证明是不算数的。强制出售在1954年夏天基本完成，大部分剩余的外国雇员被释放并被允许离开，尽管最后剩下的一家纺织公司Patons and Baldwins直到1957年才被允许退出。
中共现在也向外国公司做出了类似的承诺——在中国创造和保持利润的机会、保护知识产权、商业法律的正常化等等。但这样的甜言蜜语以前也听过。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就像在1949年代一样，商人，尤其是外国商人，应该意识到事情可能会很快发生变化，只因为过去他们已经发生过变化。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西方商人再次被视为对中共权力的威胁，因此在他看来最终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以史为鉴，如果事态继续恶化，外国人的企业甚至个人自由将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当考虑他们在中国的存在时，高管们应该记住，他们的存在并不是在让自己以及他们的中国客户、投资者和员工过得更好。他们的存在只是出于中共暂时的允许以及充当中共的棋子。
埃文·奥斯本(Evan Osborne)是莱特州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着有《合理简单的经济学：世界为何如此运作》(2013年)和《反企业运动的兴起：企业和讨厌他们的人》(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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