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网见廖亦武说，他那本《最后的地主》尚有数十万字录音可整理出来，那将是他最大的一本书，他说“估计没有读者能看完，最后看哪个不怕亏老本的铁头出版社出面了。我仍旧会用晓康的这个序文（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2172975872879193&id=100005004039054）。廖秃子的话颇令我伤感，他仿佛是我们报告文学曾经辉煌阵容和历史的最后一位孤独战士，还在挥戟战天。巧在昨天我又遇到老朋友胡平，对，就是他的《中国的眸子》，写了两个姑娘，其中一个被处死的广播员锺海源，遭活体取肾（给一位大区空军副司令的儿子），而今中国人诘问“活体取器官”的源头在这里。报告文学曾经比小说、电影更真实、严酷地揭示并非岁月静好的中国，可是今天她已经灭种了。2013年夏我受邀“台北住市作家”其间，恰逢印刻出版社有一个文学营，邀我在散文组讲大陆“报导文学”，我特意准备了一个讲稿《大陆报告文学的命运及其采写样式》，讲了一个钟头，但是文学营的成员都是台湾九十年代的大学生中学生，对我所讲的背景、人物、历史皆不熟悉，所以此文也从未发表过。】
【20211005按：“周勍”这个名字，我是跟2006年德国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奖一道获知的。报告文学这个文种，英文世界不大待见，苏俄看重，其次就是德国，所以我很早就对德国有些敬重。《民以何食为天》所揭示的问题，而今已是中华民族一难，食品安全丧失，吃瓜大众失去生存第一道防护堤，何谈其他？三分之一癌症来自吃！周勍十几年前就发出警告，可见报告文学的功效之大。今天我就借此机缘，转发一篇佚名的大陆报告文学简介。】
一、“中国二十世纪报告文学重要作家大系”
2009、2、26，卢跃刚致信“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各位会长、理事”：
‘各位会长、理事：
这次报告文学评奖活动规模宏大，涵盖了1978年至2008年三十年中国大陆发表的所有报告文学，获奖的三十篇报告文学代表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最高成就。同时我被告知，“可以理解的原因”，新时期报告文学最重要的两位作家刘宾雁、苏晓康的作品不在这次评奖之列。因此我有疑问：如果剔除了刘宾雁、苏晓康，三十年报告文学的历史是完整的和真实、客观的吗？获奖作品能代表三十年报告文学的“最高成就”吗？
我始终以为，评价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书写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历史，绕不开刘宾雁、苏晓康，他们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报告文学标志性的人物。这个意见，九年前两位会长主编“中国二十世纪报告文学重要作家大系”时，我就专门致函阐述过。由于二位主编坚持绕过刘宾雁、苏晓康的“大系”编辑意图，我拒绝了参加“大系”的邀请……’
他叫卢跃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青年报记者、《冰点》主编、报告文学作家。这一次他也拒绝“配合”。
他写了很厚一本报告文学《大国寡民》，讲的是陕西农村一个恶霸丈夫对妻子用硫酸毁容的故事，那张惨不忍睹的脸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配有这样的一行说明文字：
‘一个失去良知的民族将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民族。’
故事梗概：在陕西咸阳一个村子里，妻子不堪忍受丈夫的毒打，逃跑闹离婚遭双方家庭反对，最后丈夫用硫酸将妻子全身毁容，妻子告了八年没有着落。1996年卢跃刚调查了这个发生在1988年的事件，认为硫酸毁容是集体谋划、集体作案，重要的参与者却因为有权有势，根本没有被列入起码的司法侦查。卢据此写成长篇报导〈蹊跷的特大毁容案〉发表在当年8月8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报社和自己都随即卷入一场长达四年的官司。卢就这一事件的长期调查完成近四十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国寡民》于1998年出版之时，《中国青年报》和卢本人被讼侵权的案子尚处于扑朔迷离中。
直到2000年11月16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中国青年报》名誉侵权成立，整个过程引起了司法界有关司法随意性等问题的讨论。卢不仅对这起硫酸毁容案背后的权力纠葛大量取证，而且追溯了这个村庄从大跃进开始近半个世纪弄虚作假的历史和当权者依靠弄虚作假玩弄权术的发家史，“劣迹斑斑的人，仍在陕西叱咤风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可见是非不清，黑白颠倒……结果就是道德沦丧，斯文扫地。‘法律’也不能幸免”。
二、批判现实的报告文学
1、刘宾雁的“一人一事”式，即通过典型的中心人物与事例来对现实政治进行干预。
刘宾雁去世后，苏晓康写过一篇纪念文章：
‘刘宾雁在中国共产主义幻灭的时代，当了一次天字第一号的大记者，无人可以望其项背。他在最新型的极权底下唤醒了古典的与民伸冤的“青天”文化，他给了没顶深渊的中国人虚幻却无以替代的一个希望，他在文字狱世界里创造了一种新的抗争文体，他顽强地维系着、宣示著某些最基本的伦理规范。他的人格和文字，是他的时代无以磨灭的一个标志。
‘他自己也带上了难以磨灭的时代印记，不巧又配上他性格的耿介、尖锐，也留给中国一点典型的“刘宾雁争议”，比如关于“忠诚”、关于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些仿佛老掉了牙的概念，让快速西化、自由化了的中国异议阵营嗤之以鼻，也不会再引起新一代中国人的任何兴趣，但我想宾雁的问题会一直顽强地留在中文语境里，甚至，今天的中国人有没有资格来讨论“忠诚”究竟是什么东西，我都深表怀疑。刘宾雁身后的寂寞，将是长久的。
‘解读刘宾雁，估计将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空白，因为在中国当代史被厘清之前，刘宾雁的文学含义也不会清晰起来，而他所代表的那种文体也只有被忽视的份儿，这种文体转瞬即逝，太短命，是文学和政治的双重缘故。我想宾雁的意义更在当代思想史上，他以一生的代价丈量了共产党的言论政策，他是当代中国言论自由的一块尺碑，言论尺度乃是中国全部政治的基准线。虽然，言论空间的拓展并非从无到有，但以极权政治的全能特征来看，自由与权威的博弈常常始之于说破真相，即哈威尔洞见的谎言成为权力运行的本身，刘宾雁是一个撕开口子的人，他从怀疑细节开始，怀疑整个庞大的乌托邦；他也最先开始讲真实的故事，讲得全中国如梦初醒；他独领风骚，撩起一场暴露文学、揭短新闻的风潮，竟无意间赋予记者职业一顶“为民请命”之冕，在没有法制的中国，曾将传媒业的社会干预功能最大化，可谓“无权者的权力”风光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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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86年出现的《唐山大地震》这部作品和苏晓康这个作家，因而评论界将此概括为“大地震”热和“苏晓康年”。
《唐山大地震》的意义在于：
第一，在题材的拓展上，它开了写“冰冻新闻”的先例，此后的《南京大屠杀》、《志愿军战俘记事》和《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等历史反思型作品无不受其启发和影响；
第二，在方法的革新上，它将李延国《在这片国土上》以来的“全景式”、“集合式”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统计学等方法相结合，发展为新的“大而全”式的写作方式。它与苏晓康的《阴阳大裂变》等作品一道，共同形成了问题报告文学最具“革命”性的文体特征：宏观综合与学术性。
苏晓康的创作除文体上的这一特征外，其内容可分为两类：一是以批判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为基础，热情呼唤“法治”，如《洪荒启示录》、《自由备忘录》等；二是“在大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站在哲学、历史的高度观照和思考当代现实生活，广泛占有和综合材料，作出深刻的社会研究。”如《阴阳大裂变》、《神圣忧思录》、《最后的古都》和《活狱》等。
在1986年以后，以苏晓康为首领，很快形成了一个问题报告文学作家群体，其骨干有赵瑜、贾鲁生、麦天枢、胡平和徐刚等。
与刘宾雁《人妖之间》选择单个人物／事件典型的“事实演绎”进行社会现实批判不同，这一时期的问题性报告文学，其典型选择往往是更具普遍意义的行业性、领域性、社会性问题等。这类“问题事实”搭建文本架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历史文献、学术思辨和政论结合在一起，既有对历史的重新评价，也有对现实政治的反思。与1970年代末期知识分子题材报告文学作者多为专业作家不同，这些“记者型报告文学”在文体气质上大多是“硬碰硬”的重大题材（卢跃刚，2000）。
在这一群体中，苏晓康被认为与刘宾雁在精神气质上具有某种传承性（谢泳，1988），但在对属性事实的编织和意义升华的维度方面，两人却大相径庭，“刘宾雁喜欢将自己的思考与激愤集中溶注于一个具体的典型事件或人物身上，而苏晓康则善于通过对非典型事件的集中处理来达到与刘宾雁同样的目的”（谢泳，1988）。苏的文本写作方式一度被称做“苏晓康体”，即“全景式”、“集合式”、“立体式”的“宏观综合与学术性”（章罗生，2005），以及“站在哲学、历史的高度观照和思考当代现实生活，广泛占有和综合材料，作出深刻的社会研究”（安哲，1988）。苏对属性事实的意义升华被认为既包含“政治学的思考”，也有“人道主义和科学主义精神”，“接近于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谢泳，1988）。
与《人妖之间》按照时间顺序展开的文本结构不同，苏晓康的《洪荒启示录》用“主题＋个案”的结构方式，全篇为“丰年的灾讯”、“天灾与人祸”、“州官与蔡民”三个主题展开。作者用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两个视角，结合当地历史，上下千年，纵横万里，将河南驻马店地区水患带来的饥馑贫困及背后一系列问题的现状描摹，与他的采访现场实录及个人观感交替呈现，对每一个小故事作者都直接进行意义提升，并在结尾处不无嘲讽地表示：
‘我的初衷，原本实在是想去那洪荒之中寻觅解民于倒悬的感人事迹。可让我捡到的，尽是些令人痛心的事情，堆在一起，真叫我难以下笔。如实写出来，同大多数地方那温饱有余、小康在即的景象相悖，颇不合时宜，很怕被抓了只看支流、大唱反调、“抹黑”“歪曲”一类的小辫子。然而，夜深人静之际，枯坐灯下，眼前就会浮现出朱湾村姑娘那悲戚的眼神、弥陀寺三青年的恸哭、温家老母废墟上的庵棚、邵家老爹绝望的呼救……于是，终于按耐不住，决定如实写来，算是给我们这个正在摆脱贫困的时代，再唱一支贫困的挽歌。’
三、陨落
苏晓康以及同时期的问题性报告文学之所以在1980年代中后期短暂地获得较大的话语实践空间，与国家政治的“改革开放”诉求对思想观念先导的迫切需求有关，也与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既紧密又紧张的复杂关系”（莫之许，2007），“一方面持不同理念的知识精英从官方获得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特权；另一方面相当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主张已经大大超越了主流政治当中保守势力所能够容忍的尺度，因此笼罩着某种“民间”和先锋文化意味的光环。这种双重优越感在国家高度统合社会的架构中轻易地因现实政治需要的变化而丧失殆尽。”
3、1989年在天安门学运被镇压后，意识形态倒退，对报告文学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是一批主将“落马”，如苏晓康、钱钢、戴晴，声势大减，社会影响萎缩；二是后继有人，挣扎生存下去。生存到“六四”以后仍有作品和影响的作家，赵瑜和他的体育题材，是一个奇迹；最有影响的后继者是卢跃刚。但是报告文学的衰落已成定局，卢跃刚说：
‘七、八十年代读者对报告文学作家的尊敬、信赖、支持，一篇报告文学发表后对社会的震动，今天是难以想像的。刘宾雁、苏晓康等作家开创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和立场，以及坚持这一立场显示出来的作家的人格魅力，是七、八十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的基本特征，正是这个基本特征掀起了一场持续了十年左右的报告文学风暴。
‘我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连续七、八年担任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类新会员入会审批专家，我的印象中，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凤毛麟角，一两部而已。这个情况说明，从九十年代末开始，报告文学的真精神在退化，作家、作品出现了巨大的断层。有作家公开在媒体上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首先是党员，其次是作家”。这种工具论、喉舌论的献媚，文革后，连那些最左的作家、评论家都不好意思说，而且许多中国当代文学的过来人，特别是像陆定一、胡乔木、周扬等“文艺沙皇”级别的人对此都有检讨、忏悔。’
2008年秋，我听说卢跃刚来美国了，于是非常想见一见在报告文学全军覆没后又异军突起的这位优秀后继者，辗转联络，终于在新泽西见到他，一个留着长发的四川雅安人，我跟他聊了些海外故事，他听得出神，却一言不发。有人私下告诉他受托赵紫阳家人，正收集素材写赵传，他闭口不谈。后来听说这部赵传在台湾出版，但是卢跃刚却从此不见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