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整体的蒙昧化，对清明理性的人构成威胁
刘叔庆律师
（一）师出无名的挞伐
在自然界中，有不少昆虫是有组织能力的，比如行军蚁。在《人与自然》节目中，我看过行军蚁的征伐行为，它们所到之处，一片焦土，殆无孑遗。它们撕咬一切，肢解一切，吞噬一切，当然这一过程，也伴随着行军蚁的尸横遍野。行军蚁当真是踩着战友的尸体前仆后继，那景象端地是相当令人惊骇。
这不是因为行军蚁勇敢无畏，而是因为它们低级，低级到没有生的意识，也没有死的恐惧，它们只是在信息素的引导下为本能所驱使。它们更没有意识去辨析自己参与的这场征伐是否代表正义，但人类却不同。
人类的战争是需要正当理由的，如果没有，那叫师出无名，往往是取败之道。如果士兵都觉得己方理亏，那上了战场大概率会毫无斗志丢盔曳甲，对此可参考晋秦韩原之战。其实何止是流血的战争，即便是国与国之间的批评挞伐也需要占据道德高点，也就是你必须首先占理。如果明明不占理，却依靠煽动仇恨和蒙昧主义，依托民众对“不苟且者不得食”的恐惧感，来制造一种全民同仇敌忾的气势，那是令人嫌恶的。整个族群要么被视为是低级如行军蚁一样的昆虫，要么被视为是高级如第三帝国时期的民众，偏执狭隘癫狂不可理喻。
那么，占不占理又是如何判断的呢？
这取决于两方面，一是你国批评他国的事实是否属实，二是如果你国批评他国的事实存在，依据形式逻辑能否推导出你的结论。如果事实为假，对不起那叫前提不成立，遑论其他。如果事实属实，但根据形式逻辑得不出你的结论，那你的批评仍然不占理。
最近，针对日本福岛核电站排放核废水问题，中国对日大加挞伐，当然俄国朝鲜这些一贯正义的国家也进行了战术策应，只是稍显敷衍。中国批评的动机无疑且必须是好的，但是否占理呢？可以套用我上面提出的分析框架来辨析一下。
首先，日本排放核废水属实否？属实，日本确实开始向太平洋里排放核废水。接下来的问题是，它排放核废水的行为是否应该被谴责。这个需要通过形式逻辑来判断。在形式逻辑中，需要遵循一个叫同一律的规则，这个规则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必须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概念和判断。说白了你不能搞双重标准。
人类当然希望既能享受现代科技所带来的便利，生存环境又能维持桃花源的状态。但那只是一种梦想。人类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必然伴随着代价。人类对科技的应用，对自然的开发，都是价值权衡的结果。自从人类发现了原子核链式反应能释放巨大的能量，就开始盘算着核能的利用了，甚至比将之武器化的想法都要早。
后来通过多年的努力，制成了核反应堆，这想法就成真了。但也带来一个副产物，就是放射性元素的释放。几乎每个老百姓都知道放射性元素可以致癌，殊不知它还可以致畸致突变。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人类利用放射性元素之前，它早就在人类身边存在了，这叫天然本底辐射。动物漫长时段的（基因）突变是进化之源，放射性元素或许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也未可知。
所以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量的多少。你的量是否超出了公认的安全标准。当然所谓公认的安全标准，确实也并不代表绝对安全。制定标准，是依赖动物的毒理学实验，以及工作在辐射环境下人的辐射剂量与身体表现的统计结果，但实则个体的体质有差异。
作为个体，你当然可以说日本排放核污染水，哪怕它排出的量低于安全标准，你都不愿意，因为并非绝对无害，不过如果注意吃相的话应该不分国籍一体反对，批评抨击游行示威都可以—只要所在国能允许。但作为政府来说，这样做就没有正当性了，特别是当你自己的国家也在发展核电，那就显得粗鲁无礼了。因为这违反了形式逻辑需要遵循的同一律，是在玩双重标准。现有的核电站都是用水来冷却反应堆的，这也是为何核电站多数建在海边的原因，排放含有放射性元素的冷却水是运营核电站必须忍受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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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讲道理的话，如果一国认为应该制定更严苛的排放标准，那也只能在IAEA的框架内去争取修改。但在未修改前，该国只能认可原有的标准，别的国家只要达标，该国就无权批评。当然如果一国明明自己排放的数量远多于对方，还能义正词严地去挞伐对方，那只能证明该国发言人心理素质超好。
面对中方的指责，日本驻华使馆释放了针锋相对的信息，列出了中国四座核电站（广东阳江核电站，福建宁德核电站，辽宁红沿河核电站，秦山第三电站）每年的氚排放量。结论是中国这四座核电站的氚排放量是福岛核电站计划排放的4.1-6.5倍。至此，在科学方面，中方的指责是否占理已经见了分晓。
当然，笔者作为一名已经六七成熟的中老年人，对国与国之间的争执，肯定不好意思甲醇地完全从道义这一单一纬度来看待。我亦承认在国与国的博弈中，几乎每个国家，都在交叉使用道义、智谋和力量。
毋须讳言，中方此次对福岛核污水排放的挞伐，与最近中日之间紧张关系有关。日本正在强化美日韩关系，有在东北亚建立“小北约”的趋势，在台湾问题上发言也越来越大胆，在芯片领域加入米帝主导的对中制裁体系，日本在该领域是关键角色，掌握多项卡脖子技术，而高性能芯片是人工智能、机器人、高端制造业的基础，其严重性可想而知。
中方对日向来有轻慢心理，现在的日本，出于大国化考量与日本生命线被切断的隐忧，自觉地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雄心，这让中国尤为恼怒，可以说窝了一肚子火，急于想敲打日本。心情可以理解，但在这件事上火力全开，笔者认为相当不智，在国际上会招致严厉批评，在国内则会被侧目而视。
在国际上，因报复的意图过于明显，这上纲上线的敲打不会有人响应。日本甚至借此在国际上孤立中国，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都在发表声明力挺日本，多个欧美国家，包括一向仇日的韩国，都在此时宣布取消对日海产品的进口限制，其站台意味不言自明。
福岛核事故是由大地震引起的，地震是大自然加诸于人类的灾难，在这种灾难面前，全世界的人都应该集合智慧携手应对，毕竟任何国家都可能面临这种不可抗力的悲剧。对此类非人为灾难，对受害的国家课以很高的义务并不公正。“如果核污染水是安全的，就没必要排海，如果不安全，就更不应该排海”，发言人毛宁这番话实则是一个很极端的要求，这无异于要求日本永久性储存核废水，请问哪个国家能承担得起这种成本。
法新社记者向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日本排放的污染水中氚含量低于世卫组织标准，且中国核电站在2021年排放的核废水中氚含量高于日本福岛排放的最高值，中方反对日本排放的依据是什么？
汪文斌的回答是，日本排放的水是经过核电站堆芯融化的水，这种污染水和正常的核电站废水排放不是一码事，两者性质不同，来源不同，处理难度不同。
应该说汪回答的很机智，但机智归机智，却是明显的强词夺理。因为道理很简单，对人造成损害的是放射性元素，而不是放射性元素的产生机制，更准确的说与损害有关的是释放终端废水中氚的浓度。至于它是核事故造成的，还是核电站日常运营产生的，这个并不影响其对周边环境的危害性。
如果以功利主义的视角来评价此次外交行为的话，这波高强度的对日挞伐，可以说是无收益的，甚至是负收益的，它不但没有伤到日本分毫，反倒可能为日本做了一个宣传，让世人看清日本是在负责任地解决该问题。
至于有人认为此次高调敲打为中国禁止进口日本海产品提供了正当性理由，并由此伤害了日本经济，我只能呵呵。自己的海产经济倒是已经遭遇回旋镖效应了。
客观评估这波对日外交打压，可以用完败来形容。不仅在国家层面没有获得它国的支持，甚至都没能真正触动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民粹力量，从而也无法转化为对其政府的外交压力。整个世界的民粹力量，有且只有我们国家的被成功地激发了，而且来势汹汹。
而这也正是我辈公民不得不起来捍卫常识的原因，因为一个国家整体的蒙昧化，对清明理性的人构成一种现实的威胁。
（二）清明理性者的责任，从利己与利他出发
前两天，当在家人群里看到我两位姐姐也商量着第二天去抢盐时，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日本核污染水的恐惧感，已经形成了颇有点类似于发生在1768年的“叫魂案”的效果，恐慌在社会上迅速蔓延，整个社会被一种蒙昧的气质所裹挟，而讽刺的是，本次蒙昧主义的宣传，却以科学的名义在进行。这一幕又自然地让我联想起三年疫情期间轮番上演的荒唐荒谬荒诞的政策剧目。他们刻意渲染恐惧，以方便权力与蒙昧交媾，生产出各种的装神弄鬼，各种的平庸之恶，权力没有心理障碍的突破应守的边界，侵犯公民的自由，践踏公民的权利。这才过去了几天啊，哪怕是一条鱼都应该还记得吧。
8月22日，一位工作在维稳战线且一直负责我心理和行为动态的朋友私信我，给我转发了一篇名为《福岛核废水将开始排放，外界强烈反对》的文章，还跟着问了我一个问题：核污染的废水是否会对周边海域造成影响？
这位朋友虽然工作在维稳战线，又长期负责我，但我对他并无成见，我一向对具体的人以善意看待，习惯超然地看待众生的无奈，也体谅体制与职业对人的异化。屁股决定脑袋，没有几个人可以超越，因此双方表达出的理念肯定不同，我也从未试图去说服他们，但他们请我吃饭喝茶时，我亦从不虚与委蛇掩饰自己的观点。我个人将这份坦率视之为是对他们个人品质的认可。
我不知道他发我这篇文章的意图何在，是提示我注意风险？是希望我也转发？还是真的在询问我个人的看法？
如果从个人趋利避害的角度，最好的选择是转发并抨击日本，这叫与政府和衷共济，次优的选择是感谢他发送我文章，但装傻不表态，最差的选择是表达我真实的看法。
可我没有犹豫就做了最差的选择。我一直持如下一种处事观，一个普通人，又没有令自己不安的野心，他是无需藏锋韬晦的，坦荡磊落才能对得起自己的内心，否则聪明反被聪明误，极易让自己陷入逻辑不能自洽的窘境。
在我不算很长的人生历程中，已经被很多人说过书呆子气了，但我一直不以为忤。唯一惭愧的是自己没有读过多少书，有点名不副实。我为何不生气呢？因为书呆子这个词里有我欣赏的特质，那是一种不油腻与不圆滑的东西。我大半生对八面玲珑长袖善舞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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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这个朋友之后，我接着发了一条朋友圈，因为当时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的人们还没有抢盐，舆论也才刚刚发酵。我那段文字写的还是中规中矩，但第一句话就表达了我的原则：关于日本排放核废水，我不会参与民族主义的狂欢。
第二天该朋友又转发给我另一篇文章，是央广网发的一篇微博，题目叫《#日媒称24号核污染水排放可能取消#》，是继续提示我风险？抑或是对我看法不以为然？
记得维稳的朋友在与我交流时，几乎每次都能涉及到爱国话题，看得出来，在他们眼里，一个人如果不爱国，那就意味着不可救药了，这种人遭受专政铁拳就是活该了。关于爱国，我对它的理性看法与我自己情感状态是不同的。从理性角度，政府与国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两者，很多的看法就不再拧巴了，但即便如此我亦反对把国家偶像化。爱国应该是一种自然的感情，而感情是不能强迫的。
从我个人的情感来说，我对这个国家无疑是爱的，而且是带着深深的忧患，但这并不值得夸耀和自我感动。这就像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不能因为他爱上了另一个人就证明他是高尚的是有良知的。
而且人对何谓爱国的认知，远比爱与不爱两者的差异要大，其造成的后果也会严重的多。正统的观念是爱国就是爱政府，爱政府就是支持政府，支持政府就是不要批评政府。这是一种奴隶的爱国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盛行，将会让一个国家成为一个奴隶之邦，一座服从性训练的大号军营，让国家退回到蛮荒状态。
当几乎整个德意志民族伸出右手，向纳粹表达效忠，向犹太人宣泄种族仇恨时，那少数几个抱起双臂，冷眼旁观的人，表达鄙夷的人，批评狂热的人，救援犹太人的人，在我看来是真正的爱国者，真正的爱国是理性而不应是狂热的，是守护正义而不是以正义为代价的，没有道德良知支撑的爱国不值得赞扬。
纳粹劫持了德国，在德意志人心里投下仇恨的蛊虫，整个国家充斥着嫉妒、怨恨、仇视，阴险、残忍又狂妄自大的病态气质，直接摧毁了德国，而那些跟着纳粹舞蹈自认为真诚爱国的人都是事实上的从犯。
德国的教训不可谓不惨痛。俄国现在正在发生的悲剧又何尝不是呢？俄罗斯民族一直被一种饕餮无度的扩张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情节所控制，这为普京绑架国家提供了民意基础。那些粗鄙的具有俄国农民气质的真诚爱国者，那些崇拜普京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俄罗斯大妈，一定意义上都是这场战争的从犯。
如果当初那些清明理性的德国人，在希特勒《我的奋斗》出版后，在纳粹种族主义的宣传开动马力后，能站出来捍卫常识，对纳粹的邪恶宣传进行批判抵制，而不是如沉默的多数一样保持沉默，也许德国的悲剧都不会发生，但在水晶之夜之后，一切就都为时已晚了。
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有可能面临第三帝国式的滑落。公民对此表达忧虑，并不意味着他所在的国家一定会滑落，更不意味着他所在的国家会滑落到纳粹那种邪恶的地步。但是面对不好的苗头，公民应当站出来，否则，你今天的苟且犬儒最终可能会让你异日付出更惨痛的代价。今日的俄国人对此应该有很深的体会。
在还能发出异议的声音时，如果放任一种蒙昧的仇恨情绪蔓延，一旦越过某个临界点，整个社会就变得很不安全，对于清明理性的人尤其不安全，因为，在一个蒙昧的社会，想讲道理的人本身就是异端。在一个弥漫着仇恨情绪的社会中，一个异端很容易处于被恶人群起投掷石块的境地。随便一个汉奸卖国贼或者间谍的标签，就有可能让一个异端遭到愤怒民意的即决式审判。
所谓明者防祸于未萌,清明理性的人又如何能大意呢？特别当宣传同时诉诸了蒙昧和仇恨这两种有毒的手段时，尤其值得警惕。如果单单诉诸蒙昧，大不了回到启蒙时代之前，如果单单诉诸仇恨，理性可以慢慢瓦解它。但是这两者同时并用，则是真正的荼毒人心。一旦蒙昧仇恨的大气候形成，国家前景会非常暗淡，因为一个弥漫着仇恨的癫狂气息同时又蒙昧的国家，没有人会愿意和它来往，这样的国家会越来越封闭和贫穷，当权者也会越恐惧，也越怕失去权力。而要继续掌权，就更加依赖蒙昧和仇恨这两种手段。从而形成一种恶性的螺旋下降的循环，让国家坠入深渊。有良知的人生活在这样的国家，其危险性可想而知。
结语，理性与清明理性
马克思.韦伯在20世纪初，提出了一个中心性的判断，就是现代社会已经是高度理性化了，已经祛除了蒙昧魅惑。现代人不会再被神秘的、迷信的、蒙昧的东西所迷惑，他们相信世间所有的现象皆有因果，世界是受因果律支配的。伟大的爱因斯坦则说“世界的永恒之谜在于它的可解读性”，说的其实也是一个意思。
韦伯下的是一个总体判断，自启蒙时代以来，人类就处在一种持续的以科学理性来消除蒙昧消除神奇的过程中，并取得一个又一个里程碑，也都在验证韦伯的判断。但在此我需要澄清一句：我这里强调理性的胜利，并不排斥信仰，理性是对蒙昧的胜利，而不是对信仰，信仰属于超验之维，是科学不能证成也不能证伪的。
而且人之所以信仰，也不是因为它能解释世界–特别对现代人而言。信仰本质上是根植于人性的需求，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很容易折断，本性是软弱脆弱的。所以，科学再发展，理性再高扬，信仰也仍然需要，而且可能更加需要，毕竟理性化本身就是一个价值意义破碎的过程，人更容易感到虚无，也更需要抚慰。
这个世界已经祛魅了，但这不是说任何人都已经习得了理性思考的能力，更不是说理性的光芒已经照耀到世界各个角落。而且单单有理性是不行的，所以我强调清明理性，强调良知，也不排斥信仰。清明理性是清澈清醒澄明明智智慧且理性，几可与良知等同，因为有清明理性的人才能真正有良知，也必然会有良知。所有的狭隘偏执仇恨不讲道理一定意义都是清明理性匮乏的产物，因为他缺乏自我省察的能力，把自己作为唯一的主体，又不接受别人的批评。
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一个已经祛魅了的世界，现代人既不承认自己非理性，同时却又干着非理性的事情。因为很多人认为只要自己做事有目的，就是有理性，甚至连工具理性都可以不顾，对理性做事所要求的比例原则都无视。渲染恐惧煽动仇恨对某些人有利可图，所以渲染恐惧煽动仇恨就是理性的，坚持双重标准可以打击报复敌人，所以坚持双重标准就是理性的。
笔者不想去争论这是否是理性，但它肯定不是清明理性。一个人能被称清明理性要求他必须有超越性，既超越自己利益的迷障，也能超越历史的仇恨。唯有超越，也才能真正看清自己，自己所属的小团体以及国家的核心利益。一个超大型国家，其国家利益具有复杂的面相，如果偏执地只顾及某一方面比如安全，则很容易导致政策失衡，把经济和社会窒息，最终连安全也保证不了。
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于它先天资源的禀赋，而在于它是否有一群人格独立和清明理性的公民—-他们不崇拜偶像，不迷信权威，也不讨好大众。这样一群人的存在才是一个国家可真正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资本。
对自己的国家，我一直存有一个美好的期待，美好到甚至我禁不住拟人化的表达。首先我期待她是自由的，生活在她怀抱中的人是自由的，真正享有free to与free from的自由，她自己也是自由的，即独立和自主的。其次，我期待她是清明理性的，是睿智的，她对自己利益的理解是深刻的，行事是稳健的。最后我期待她既是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同时又是雍容大度，温柔敦厚的。
2023年9月4日
作者简介：刘书庆，国内著名人权律师，现居山东济南，也是齐鲁工业大学讲师。因为参与多起人权案件，被吊销律师执照，并且被学校停止教职。
（封面图片来自：雅虎奇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