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举办了线上研讨会，题为“中国电信的威胁”，由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兼高级研究员余茂春(左上)主持，参与讨论的嘉宾有：联邦通信委员会委员西蒙顿（Nathan Simington）（右上）、美国退役空军准将、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伯丁（Robert Spalding）（中下）、著名律师事务所Taft Stettinius& Hollister LLP合伙人达斯古普塔（Sohan Dasgupta）（右下），以及网路安全公司Galvanick联合创始人兼执行长（Joshua Steinman）（左下）。
10月12日，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举办了线上研讨会，题为“中国电信的威胁”，就中共控制的电信公司如何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进行了讨论。
研讨会由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兼高级研究员余茂春(Miles Yu)主持，参与讨论的嘉宾有：联邦通信委员会委员西蒙顿（Nathan Simington）、美国退役空军准将、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伯丁（Robert Spalding）、著名律师事务所Taft Stettinius& Hollister LLP合伙人达斯古普塔（Sohan Dasgupta），以及网路安全公司Galvanick联合创始人兼执行长史坦曼（Joshua Steinman）。
早在中共间谍气球穿越美国本土之前，美国就开始努力阻止中共透过中国制造的电信设备对美国人进行非法监视。过去二十多年，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包括美军基地向华为等中国公司购买了数千个可能安有非法监控的电信设备、服务和基础设施。其威胁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限制使用中国电信设备
西蒙顿委员表示，美国在限制中国电信设备方面做得很好，但是除了限制中国电信设备外，中国的电信技术在被纳入更大的网路和电信生态系统时也会带来巨大风险。美国必须维持在电信技术上领先，否则技术落后会为自己带来更大风险。
斯伯丁将军说：“我不认为我们在电信方面采取了足够的措施来应对中国威胁。虽然我们把华为和中兴通讯从我们的网路中剔除，但我们仍然有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在中国生产设备，这是一个漏洞。
“更重要的是我们停止了电信领域的创新。你看看AT&T和Verizon的股价，没人愿意投资电信架构，认为那不是吸引人的技术。我们必须更有策略地思考如何投资、如何开发、如何提升这些能力。”
史坦曼表示，美中之间有着根本区别，“最明显的一点是，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私人空间很少。在中国境内不存在与私营公司做生意的情况。中共控制着国家，当你与中国实体做生意时，你就是在与中共做生意。”
他说，可是美国人不知道这些，也不知道将要面对的风险。“我认为联邦层级的政策制定是防范这种风险的主要办法……联邦制定政策的目的是禁止美国公司与受中共控制的公司开展业务。20年前就应该禁止了。那时是最好的时机。”
他指出，美国的私部门是社会的核心，中国电信除了对政府和军事基地构成威胁外，对私部门也同样构成威胁。
限制使用中国制造的海底电缆
在谈到美国的海底电缆时，西蒙顿说：“美国已采取重大措施限制使用中国制造的海底电缆。尽管如此，全球超过10%的基础设施是由中国公司HMNTech建造的，还有小比例的基础设施是由其他中资企业提供的。
“美国新铺设的海底电缆超过20%，中国铺设的海底电缆比法国、美国和日本的少，但数量并不小，而且还在增加。中美IP网路营运商之间的互联互通正在急剧增长。从2015年到2022年增长了四倍多，因此，资讯交换面临着巨大压力。”
他说：“美国政府最近开始关注海底电缆，因为即使不使用中国制造的海底电缆，也可能会产生间接的安全问题。”
“我注意到从2022年开始，美国政府开始施加影响力，阻止某些新电缆直接连接中国。这导致了东南亚的电缆铺设竞争，电缆一直延伸到中东和西欧……现在还没有到网路分裂的地步，但可以肯定，情况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西蒙顿说。
余茂春指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接纳了中国成为正式成员，而中国根本不是市场经济，我们却允许中国利用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所以就造成了这些问题。”
中国电信对美军基地构成威胁
斯伯丁说，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全球性的强国。“我们全球实力的具体表现之一是我们在世界许多地区，在视为盟友的国家有军事基地。但这些国家有的使用中国的电信服务和设备。这就会带来风险。”“这种风险与我们对国内的军事基地的担忧很相似。在境外持续运作的美国基地面临同样的运营安全挑战。”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那些网路不一定是为军队在海外所需的弹性类型而建构的。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军事人员透过政府设备使用这些网路。不幸的是，它们并不是为军方设计的，达不到军方的安全和弹性要求。”
他说：“即使国防部使用5G，也尚未真正达到要求。这不仅妨碍了国防部的运作，也引起了人们的担忧。”
“所以我认为，我们在海外的基地，以及我们如何从弹性和安全标准来看待无线架构，对我们来说是个巨大挑战。美国需要投入时间、资源，提高这一关键能力。”
严厉制裁中国监视技术提供商
达斯古普塔表示，美国政府在法律上对间谍技术和中共的监视技术提供者实施了相当严厉的制裁。“我在国土安全部任职期间，我知道我们的电信团队（Team Telecom）有专门负责大公司的专员…2019年，Team Telecom拒绝了中国移动向FCC提出的通信服务申请，因为它被发现受到中共的利用、影响和控制，它可能会从事间谍活动。中共政府可能会向它提出情报要求。
“一年后，中国电信被发现是一个不值得信任、不愿合作的伙伴，它违反了缓解协议。所以，Team Telecom再次建议FCC终止海底电缆登陆许可证。我们还发现中国联通是由北京间接指挥、拥有、经营和控制的。因此FCC也撤销了给它的授权。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
他接着说：“我们在巩固伙伴关系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例如，就在几个月前，德国将华为从网络中剔除。其它国家正在关注，他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赶上，但随后会赶上的。”
他表示，“除非我们真正了解中国设备的生产能力和这些能力对我们国内市场的吸引力，否则我们无法与中国脱钩，更不用说全球其它国家了。”
美在卫星无线通讯市场的优势
近年来，卫星无线通讯逐渐兴起，马斯克公司发射了5,000多颗卫星，打造星链，中国制造了全球定位系统北斗。余茂春问：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对卫星通讯设备，星炼和中国的北斗系统有监管吗？
西蒙顿专员表示，对于卫星无线通信，美国政府利用管辖权在全球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对卫星的使用具有巨大的影响力”。首先，为了在美国的卫星之间发送和接收讯号，所有国家或公司都要申请FCC许可证。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卫星服务消费国，约占全球卫星服务的50%以上，所以对于其它国家来说申请FCC许可证绝对必不可少，除非在较小的市场开展业务，这些较小的市场包括俄罗斯和中国。
他还说，美国率先拥有了全球定位系统(GPS)，领先其他国家十多年。后来出现的更先进的GPS等效系统，如欧洲的伽利略、中国的北斗和俄罗斯的格洛纳斯。“我们现在的困难是美国不一定能跟上其它国家的研发速度”。
“我研究过这个问题，并且有预算把GPS系统安装到剩余的卫星上去，以实现美国GPS的全面现代化。六个卫星中有四个已经安装好，并存放在仓库中。”
“这实际上是联邦政府是否愿意让我们在技术上保持领先的问题。”他说：“困难在于，手机制造商必须在全球范围内销售，他们的设备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使用北斗和格洛纳斯，而不是伽利略和GPS。
“目前我们能做的最好的就是，更多地利用我们的商业力量，即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许可和我们巨大的市场份额，再有就是让我们剩下的GPS卫星升上去。”
中国电信超低价竞争
余茂春表示，与许多国家打交道时，发现人们较少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问题，更多是从成本角度考虑问题。
史坦曼表示同意：“他们总是问我们，你让我们相信华为和中兴的设备不好，但是你能给我们一个替代方案吗？美国和盟国是否在该领域提供可行且经济的替代方案？
“没有，因为中国已经去了，为他们提供远低于市场价的设备。当我在白宫帮助美国政府协调电信政策时，我们经常与欧洲国家进行对话。他们的高级部长告诉我说，他们让华为来到那里并为他们提供一种疯狂的东西，例如购买其设备，享受30年零利率贷款。
“你无法与之竞争。我认为答案始终是关税、关税、关税。我们必须对这些公司征收关税。我们必须制裁与他们有业务往来的组织。”
他表示：“欧洲人目光极其短浅。他们常说，他们需要让他们的电信网路达到标准。我们会提醒他们，有两家非常优秀的欧洲制造商，爱立信和诺基亚，他们会说，那太贵了。非常短视。”
中美电信竞争前所未有
余茂春问：“即使我们避免与华为、中兴通讯等公司签订电信设备和服务合同，但我们当前的供应链不可避免地要使用中国制造的组件。我们怎么避免这种情况？”
西蒙顿表示，今天美国所面临的情况前所未有，中国和俄国在电信业一直在追赶美国，以致美国今天在无线电话和先进无线电设备方面并不具有主导市场的力量。虽然华为和中兴通讯受到了一些关注，无人机公司以受到了一些关注，但美国忽视了它们也有强大的本土研发能力，也有快速的生产周期、本土原型设计和从车间到高层管理的高效运作，以及基础研究。
达斯古普塔说：“如果我们的研发落后于某些国家，那么我们的供应链就没有选择，最终不得不使用敌对国家制造的产品，这既是我们研发的失败，也是我们发展能力的失败，也是对法律、经济和其他因素的控诉。因此，解决方案是更快提高我们的技术。”“我知道创新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但我们曾经领先过，希望能再夺回那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