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署名单伟建的人在报章发表长文，标题为“香港的魅力”。此人列举一些数字，企图证明“他的朋友”罗奇不久前断言的“香港玩完”观点是错的。
他的依据是：离开香港的美国人又都回来了，香港人移民英国表面上有15.76万人，实际只占拥有英国国民（海外）身份的540万人的不到3%。香港有国安法，英国也有国安法。香港股市下跌，但股市不能预判经济，香港经历股灾，每次都“最终反弹”。内地经济退潮，但香港经济与内地的关联远小于与美国的关联。
单伟建认为香港有“如此的魅力”，是有得天独厚的体制特点，开放、自由、司法独立、资本自由进出、货币自由兑换、税率低、允许多重国籍、中英都是官方语言，既是华人社会也是国际社会，还有安全、交通便利等等。这么优越的条件，为何搞到香港政府要以搞夜市来提振经济？
罗奇是前摩根史丹利首席经济学家，长期是中国概念“大好友”，前不久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标题为“我沉痛地说，香港已经玩完”。这个号称经济学家的单伟建，“唔抵得”罗奇此一说法，因此挖空心思罗列一堆理由来反驳他。
香港是不是玩完，在我看来，与所有这些数字与现象都无关。一个国家或地区，是祸是福都有自己的“命数”，香港气数已尽，迟早玩完，原因只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失，从前拥有的发展机遇，一去不复返。
所谓天时，便是所处时代的主客观条件。香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那时中国远未开放，香港为英国殖民地，得天独厚，以自由法治与港人的国际视野开拓市场。七八十年代香港工厂代工收音机、录音带、电子表、相机等，纺织与制衣都成行成市，当时满街都是工厂招工广告。九十年代大陆改革开放，港商又到珠江三角洲投资设厂，前铺后厂，又趁势而兴。当时大陆落后闭塞，海运、贸易与金融都借重香港，香港更占了大便宜。
这个“天时”，现在早已一去不复返。近年大陆经济改观，独自与各国做生意，深圳、宁波、上海港口吞吐量都在赶上或超过香港，香港航运、贸易与金融不可避免遭遇重击。
香港从前的地利，是与大陆一河之隔，来往方便，“前店后厂”模式，与大陆厂商配合默契。九七后香港仍占有一国两制之优势，补大陆行事不便之不足，仍有变通的空间。但反送中国安法后，香港原有的体制优势逐渐削弱，大陆与西方交恶，产业链外移，香港原有的优势变成劣势。香港侷处一隅，一脚踏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香港的地利之便逐渐丧失。
至于人和，不提便罢，一提更心堵。习近平上台后与西方先进国家全面交恶，今日已势成水火。美国与盟友对中共实施全面围堵，高科技坚壁清野，外交上围追堵截。中共与人为敌，香港也被中共拖累，李家超、张举能等香港权贵被美国制裁，李家超倒也罢了，张举能被制裁，证明美国对香港法治“冇眼睇”。香港在国际上原有的独立关税地位备受质疑，连香港驻美代表处所在街道，都即将改名为黎智英道，摆明美国人“明剃香港眼眉”。
香港被西方民主国家排挤，香港原本拥有的“人和”日日折损，跨国公司总部纷纷搬到新加坡，中区甲级写字楼空置率明显升高，外国银行高管执包袱走人，外国人来香港，都会被提醒安全有疑虑。
外部如此，香港中产家庭纷纷弃港，即使只去了英国16万人，但如加上美加澳台等其他国家，那离开香港这个伤心地的知识精英，就绝不在少数。这些走的人都是各行业翘楚，是建构香港经济活力的中流砥柱。他们拥有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他们的国际视野与人脉，都是无法取代的，这几十万精英留下的职位空缺难以填补。
一个城市的发展与沦落各有前因，能不能保持优势，端看天时地利人和之配合。香港天时地利人和皆失，最根本的原因，是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国进民退，放弃市场经济国策，走回计划经济老路。自国安法和二十三条后，香港处境更每况愈下，“赶客”唯恐不及。个别数字有起落，具体行业有升降，但总的大势却不可逆转。
香港气数已尽，今日之低，必然是明日之高，低处未算低，唯有一路沉沦下去。这不是罗奇说了算，更不是单伟建说了算，是香港本身的内在外在条件说了算。罗奇是高人，有先见之明，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不但有智慧，更有常人难及的胆识。
谁面对窘境，谁路路通？谁孤家寡人，谁盟友遍天下？谁凭实力说话，谁以大话代替实力？无需专家，人人有眼睇。单伟建唱好香港，只是为取悦中共和李家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