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注定是个历史转折的年份，当下的五月或许是这个转折年的转折点。稍早，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国务卿布林肯先后访华，对中国援俄提出了最后警告，美国国会通过了延搁半年的援乌法案。中共则同样在几乎延搁了半年多后，终于确定7月召开二十大三中全会；另外，本月继续连任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将访问中国，而11月的美国大选牵动全球关注。
这就是中共领导人本月出访欧洲三国的背景，可谓踩踏在时间线的转折点上，也深入了地缘政治的冲突战场——上述两个阵营对峙中的欧洲。对近年来极少出访，强调所谓主场外交的中共领导人来说，欧洲三国行更像是肩负重任却迫不得已的以身蹈险。结果，访问前，欧洲媒体和政界充满怀疑；结束后，更是倒彩一片，中国的首脑外交变成了一场外交灾难。
分化欧洲
除去出访时机和背景，仅仅从三个访问国家的选择来看，几乎所有人都能意识到中共领导人此行的目的，那就是分化欧洲。
这个分化也有三层含义。一层是对法、德两个欧洲领袖国家采取不同的态度。相对德国在华的巨大市场利益，北京坐等朔尔茨总理携企业家上门，而对法国则以亲自赴法的方式表达亲善。其次，则是鼓噪所谓法国和欧洲的独立性，期冀用所谓独立性来分化大西洋关系。最后一层，则赤裸裸地接受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的盛大欢迎，表达中国与这两个另类欧洲国家的特殊友好关系。
在外界看来，离间德、法关系是不可能的，尽管两国的对华政策存在差异，但是两国的密切协调不是中国的低成本利诱可破坏的。例如中共领导人访法之前双方还进行了首脑会谈。而对大西洋联盟关系来说，中国继续了斯大林在二战后的一厢情愿，以为英、美之间的差异可能被利用，这当然反映了苏联-中国体制对民主联盟的无知。而中国炫耀与塞、匈的密切关系，毫不遮掩地如同示威一般地扶植两个特洛伊木马，摆明了要公然分化欧洲民主和一体化。
其分化意图，正是中共领导人在五年后重返欧洲的目的，在任何一位具备基本国际关系和对欧洲政治有着基本了解的人看来，都显得过于宏大，也过于天真。何况中共领导人此行就欧洲所关心的产能过剩和对俄援助两个重大事项均未做出重大让步，仅就后者重复了过往的承诺。如此吝啬而不愿意做出妥协和利益交换的外交，譬如对法国产业仅仅减免了白兰地关税，而对空客虚与委蛇，着实不像隆重的首脑外交所为。毕竟，中法磋商才是此次访欧的重点，如果中方没有在出发前与法方趋近共识、或者准备做好重大妥协，这种首脑外交毫无意义。
天下主义
反之，如果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如果中方原本就不愿意做出重大利益交换、为美中间的外交赢得缓冲，仍然一意孤行、亲力亲为做如此糜费、无效的外交行动，其中原因可能或许只有一个：在努力不强调中欧意识形态差异和地缘政治竞争的背景下，中共领导人受着某种前现代的、非现实的外交思想驱使，试图将欧洲也纳入这一体系。
那就是中国学者们在过去十数年精心打造的所谓天下主义国际关系理念，也就是以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代表的“世界新秩序”。这是中国外交过去十年的指导思想，在强调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而非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上、也是中国文明优越论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并且试图在中国陷入最为孤立和困难的时刻变现为实用的外交政策。
历史上，天下主义确曾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国家观，或者说是以中国为中心、统合“四夷”的世界秩序观，发端于周朝，伴以祭祀为主体的礼制，为皇权服务，意味着顺服才是天下主义的本质，贯穿了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直到近代才被迫开启了天下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型。
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Aleksandar Vucic）与到访的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2024年5月8日）
不过，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此次访欧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惊讶地发现，天下主义重现了：中共领导人关注的重点不在于利益交换，而在乎“名”。例如，对于欧洲边缘国家的塞尔维亚，中共领导人使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来定义，对在欧、中之间搞机会主义的狡猾政客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Aleksandar Vucic）则以“铁杆友谊”来形容，令人瞠目。而对欧洲民主的异类、威权主义的匈牙利，中方另行炮制了所谓“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堪比冷战时代被称为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
如此种种，与实质外交几无寸进的中法关系相比，在在显示中共领导人此番欧洲访问更像是一场君王巡行，意在亲临小国以彰显威仪、享受只有冷战时代才有的群众欢呼；行程中虽然没有到驻前南使馆遗址鲜花，但是文告中极力渲染25年前的轰炸，突出反美（西夷）而界分天下主义秩序。惟其憾者，缺一个面对塞尔维亚或者匈牙利公民或者议会的反美演说，为他的天下主义新秩序定调、解释，为两种秩序的竞争发出划时代的信号。
失去法国
当然，在这样宛如宋襄公一般的反现实主义外交战后，举世错愕，其结果自有前车之鉴，不能不令世人怀疑中国是否回到了轴心-恐龙时代，或者让中国人怀疑是否如同王莽新政一般意欲复活周礼。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中欧关系可能因此陷入一场外交灾难。
技术上，中法首脑谈判后仅仅发表了四项单独声明，没有达成总体性共识，表明中共领导人没有抓住比利牛斯山私人会晤的集会，既没有在重大问题上形成突破，也没有能够借机促成中法领导人的私人互信，错过了中法关系未来趋向缓和的窗口。以至于在访欧结束后，中国媒体对中法会谈能够做的报道就是“历史相遇”，而外长王毅对此行的评价重点竟然是“第一夫人的魅力外交”，以此掩盖此番中国对欧洲外交的失败。
因为，在欧洲复杂的对华政策光谱中，中国失去了对在对华政策处于观望的马克龙最后的影响机会，将有利于更强硬的例如冯·德莱恩占据上风，很可能连任欧盟主席；也有利德国对华强硬的外长巴博克，将借此扭转联合政府内部的绥靖倾向；更因中国对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的反民主模式肆无忌惮的拉拢和支持，继续强化欧洲整体的对华政策，并在未来的中俄关系、产能过剩、公平贸易、人权等诸多方面采取相应对策。
此种转折一旦发生，可能产生连锁效应。法、德可能更为一致地迅速杯葛中国电动车、太阳能电池板和广大制造业产品，造成中国新质生产力产业政策的破产，还可能在未来更积极地支持匈牙利内部的反对派，塞尔维亚为“入欧”也将对欧做出更大倾斜。这意味着中国将很快丢失塞、匈这两个宝贵的“全面战略伙伴”。
更意味着，中国还可能终将“失去法国”，丢失这个对中国来说最为重要的“独立”欧洲伙伴。这才是不折不扣的外交灾难，不亚于过去十余年美中关系的趋向对抗。这场灾难的转折点，就在中共领导人端坐爱丽舍宫圆桌旁的僵硬和比利牛斯山牧羊人餐厅品尝山羊奶酪的蹙眉，那是拒绝聆听和思考的自我封闭，缺乏即刻改变的决断。这是中国首脑外交也是天下主义的失败。
北彦
中国政治学者，出于安全考量，作者使用笔名发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