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弄笔
陈锦华是上海市委副书记，文革后分管文教系统的平反工作。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5点来钟的样子，陈锦华下班回家。他当时住在康平路大院，那是一处有两个门的房子，大门连着客厅，另有一个厨房门。陈锦华到家的时候，看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杨延晋，带了个人站在他家厨房门口。陈锦华从大门走进客厅，杨延晋从厨房门外把那个人领进来。陈锦华一看那个人，觉得很面熟，但就是想不起来他的名字。小女儿陈悦刚上中学，在旁边推了他一下说：“爸爸，这是赵丹。”陈锦华这才想起来，请两人在客厅坐下，问道：“找我有事吗？”赵丹说：“对不起，星期天还来打搅你。”陈锦华说：“没关系，有什么事情啊？”赵丹说：“是我自己的事，落实政策的事，想跟你谈谈。”陈锦华说：“行啊，不过今天恐怕不行了，我已经另外约了人要谈事情，我们另外约时间好不好？”赵丹说：“可以啊，我等你通知。”陈锦华根据日程安排，和赵丹约好下星期天再谈。
到了星期天下午，黄宗英陪赵丹来到市委会客室。一开始，赵丹便谈起自己演过的电影，情绪还比较冷静，待讲到文革中被批判，关在“牛棚”中遭受种种折磨、批斗，人就非常伤心，讲着讲着就站了起来，越说越激动，讲到伤心处时更是声泪俱下，大声嚎啕。黄宗英在一旁拽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不是跟你说好的嘛，你好好讲嘛，你这样讲陈市长怎么听呀。”
陈锦华当时一面听，一面也深受感染。他对黄宗英说：“没关系，没关系，这么多年他受了很多委屈，我能理解。现在不到市委来讲，他能到哪里去讲呀！”
听到陈市长这样说话，赵丹更激动了，哭得像个孩子一样。他说：“这样的话我已经多少年没听到了。”陈锦华说：“你今天说的事情我都清楚了，我会抓紧落实这件事，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找你。你还有什么事情没讲完的，也可以再找我。”赵丹听后，感动地说：“好的，谢谢你陈市长。”黄宗英也对陈锦华表示感谢，两人高高兴兴地走了。
第二天，陈锦华把市电影局党委书记戴星明找来，跟他谈了赵丹的情况。陈锦华说：“赵丹来找我了，他曾经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关押过，后来都搞清楚了，那些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也应该搞清楚了。赵丹这个人在全国影响很大，你们抓紧一点早点落实政策，影响也好。”戴星明表态说：“我们抓紧做。”
不久，给赵丹落实政策的事情，市委很快就讨论通过了。
那段时间，憋了十多年的赵丹，特别想拍电影。他天生就是个演员，一旦进入拍摄状态，立刻全身心投入，百分之二百地忘我，什么也顾不上，头脑中只有电影。他太想上银幕了，十多年没拍电影，太难受了！大概是1977年吧，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请他饰演《大河奔流》里的周恩来，赵丹很是兴奋。他试装后在厂区里行走，见到的人都震住了。他自己看到试片，也惊讶竟然这么像。可晴天一声霹雳，突然活生生把他撤了下来。那四个人都已经粉碎了啊，怎么还这样啊！黄宗英陪赵丹去文化部找部长黄镇讲理，好歹总得给个理由呀。黄镇答复说，撤赵丹这件事，不是他个人可以做主的。
赵丹被撤后，黄宗英赶紧为他写《闻一多》的本子。非但如此，赵丹碰上谁，都要人给他写剧本，像苏叔阳、白桦、李准，他都说过。他真是想演得不得了，还想当导演，常在各种纸上画镜头。当时美国方面曾发函邀请赵丹去美国访问，可有关方面却一拖再拖，等到复函时配上的一份名单，却列出了包括各级领导在内的八个人。对方表示不愿接受，说他们请的只是艺术家赵丹。
从表面看，赵丹似乎落实了政策，但实际上，他的所谓叛徒问题，一直没有结论。
文革中，赵丹是因为30年代与蓝苹有过交往，抗战期间在新疆被捕两个原因遭到逮捕关押的。黄宗英还记得，1967年12月赵丹被捕的前几天，曾受到上海青年话剧院造反派的毒打，这些人在皮手套里放上硬物，一边打他的脸一边说：你不是还想上台吗？这些人目的就是要破他的相。一个星期后来了一辆吉普车，把赵丹从家里抓走。黄宗英当天正在电影厂的牛棚里，白穆来告诉她说：赵丹被带走了。随后，造反派通知黄宗英回家给赵丹收拾东西。
赵丹后来回忆，那天，他被蒙上眼睛，夹在两个公安之间，坐在小汽车里，不准抬头。但赵丹从蒙眼布的底缝中，发现经过提篮桥监狱时，汽车并未停下，而是去了另一个地方。等到他被推进单间牢房跌到地上时，眼罩解开，才通过高墙上的一线光，看见自己跌倒在一块染血的草垫子上。赵丹后来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在这儿关押了一段时间后，赵丹被转到位于虹桥的一座少管所，这里关押着三百多名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
1948年，拍摄电影《丽人行》时，赵丹在片中扮演革命者章玉良，章玉良被捕入狱的监狱，就是赵丹现在被关押的地方。这真是太巧合了，巧合得令人匪夷所思！
赵丹从车上被推下来时，一眼就看到了这个熟悉的地方。他被关进囚室后，听到隔壁有人大叫：“我要去见毛主席！”他听出来这是贺绿汀的声音。
狱卒告诉他：“不许再说自己的名字，你是139号，139号就是你的名字。”从此赵丹就只有代号而无名字了。
随后的几年时间里，赵丹一直是单人关押，这使他后来出狱时，曾一度语言迟钝。
关押期间，赵丹被要求没完没了地写交代，写检讨。交代的范围涉及面很广，从三十年代拍摄电影的经历，到抗战期间他在新疆被盛世才当局关押前后的情况，释放后返回重庆的演出活动，以及文革前十七年的文艺经历。关于后者的内容，赵丹除了交代已经演出的《武训传》《李时珍》等影片，就连没有拍摄过仅有想法的事情，也逼他交代，如“为什么想要演刘贼少奇”？
虽然交代的内容包罗万象，但抓捕赵丹的直接原因，是按所谓叛徒问题立案的。
抗战初期，新疆王盛世才奉行亲苏政策，与中共结成统一战线，在迪化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受中共派遣，毛泽民、林基路出任新疆省财政厅、民政厅厅长。新疆因此被认为是进步之区，吸引了不少左翼人士前往。1938年新疆成立文化协会，茅盾任董事长。从上海流亡到重庆的赵丹、王为一、朱今明、徐韬等人，经邹韬奋介绍，与茅盾取得联系后，也前往新疆，组织成立了实验剧团。
1940年，新疆发生“杜重远案”，盛世才将杜重远和与之有关的人士逮捕入狱，赵丹也被卷入其中。
最初，赵丹被当作要犯关在特别监狱，受到严刑拷打。后来移送到第二监狱。两年后，盛世才放弃亲苏政策，转而投奔重庆政府，其后被蒋介石调离新疆。盛世才走后，国民党派审判团来乌鲁木齐处理积案，除一部分中共人士外，其他囚禁者只要有人担保，便可获得释放。赵丹、徐韬等人找到当时担任新疆教育厅副厅长的刘永祥，由他出面担保，这才在关押了将近5年之后，重新获得自由。
这段原本清清楚楚的历史，文革时却被专案组认为是叛变自首，勒令他翻来覆去地坦白交代。
赵丹很清楚，专案组拿新疆坐牢的事情说事，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30年代他认识蓝苹的那段历史。所以他无论怎么交代，也绝口不提那个女人。
但即便如此，赵丹仍然没能逃脱对他的迫害。这种迫害残忍到什么程度？赵丹后来告诉黄宗英说，提审时，打手从外边来，站四角打，把他打过来，打过去；在牢房里，打手也是从外边来，站两角打，或是把他绑在床上打。先是每次打过之后，次日或隔日就拉出去批斗。某次打得鼻青脸肿，不能拉出去斗，以后就不往脸上打了。
如果说受审被打是肉体摧残，那么写交代材料就是精神折磨。有时为了让专政者获得快感和满足，少受毒打，甚至不得不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自己。那几年，在专案组的逼迫下，到底写了多少悔过材料，连赵丹自己都记不清了。
1980年冬，赵丹去世不久，上海电影局运动复查组交给黄宗英两大捆材料，全是赵丹在狱中所写的交代。
过了一些日子，上影厂落实政策办公室来找黄宗英，告诉她说：“复查组重新讨论过了，结论也重新写了。”黄宗英一看，大意是：“一切不实之词予以推翻。”来人要黄宗英签字。赵丹生前，曾因结论回避实质问题，多次拒绝签字。复查组这次的所谓新结论，仍然没有说清问题，因为当初抓捕赵丹是根据叛徒立案的，但新结论对此还是只字不提，所以黄宗英拒绝签字。
这就是说，赵丹的问题至今也没有家属认可的最后结论。
赵丹逝世后，做了尸体解剖，参加解剖的宋慕琳是黄宗英的朋友，她对黄宗英说：“赵丹身上，没有一块地方没伤，包括两只耳朵，打人者太歹毒了！”
2024-0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