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七世纪的先知耶利米曾为其同胞的道德沦落、为统治者的“恶行”而恸哭。上帝差遣他到王宫，痛斥君王用不义不公的手段建造楼房，“流无辜人的血，施行欺压和迫害”。他同时诘责“文士的假笔舞弄虚假”，预言“这城必变为荒场”（耶利米书8:8；22:5、13、17）。
从毛泽东开始的专制极权，不是将铁屋子改建为敞开门窗的现代民主社会，而是加固铁屋子，并将呐喊者消声。
于是在中共治下，先知的命运都有并不惊人的相似之处。反右时期毛泽东坦言，鲁迅若还活着，“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上世纪六十年代，林昭就是在上海第一看守所里带着反铐，刺破手指，以鲜血明志：“自由无价，年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林昭囚室血书的呐喊“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至今还在神州回荡。当代中国，牢狱也是刘晓波和无数捍卫自由与人权者的归宿。正如王剑虹《编者的话》所言，张展穿越自由之路“毫无悬念地通向了监狱”。
先知异于哲人和革命者。沙发椅上的哲人，对着窗外的萧索沉思；革命者以暴易暴，用仇恨和血腥编造解放人类、铲除不公的太平世界美梦。
先知面对朝堂和市井，呼唤未泯的良知与理性，告诫不论是君王还是草民回归真理与信仰、道义与公正。先知是无畏的践行者，被爱而非恨所驱使。
先知是孤独的。上帝告诉耶利米：“君王、官长、祭司和人民都要攻击你。”（耶利米书1:18）祭司赞颂君王的功德、智慧；先知直言他的罪恶、愚蠢。当代中国的统治者将党国祭司的袍服赐给了御用文人，也赐给了官办教会，所以教会只能放逐先知。民间基督教无缘进入公共领域，社会良心退化，却将对世间不公的冷漠圣化为属灵与虔诚。于是先知成为了众矢之的。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武汉被封。是先知般的敏锐和悲悯，让张展“觉得这座城市受伤了”。她逆行至封城武汉，担负公民记者的责任去披露真相，援助惊恐受困的人们。“同胞的创伤使我心碎；我悲痛万分，惊忧不已······为什么我的同胞没得到医治呢？”（耶利米书8:21-22）那是耶利米的哀歌。驱使耶利米的哀怜之心，同样驱使着张展；等候耶利米的枷锁和牢房，同样等候着张展。
张展的道德勇气有目共睹，而她的文字却并不掩饰恐怖统治投在她内心的阴影:“这种恐怖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我唯一的念想就是进监狱，好结束自己的恐怖感。”但她同时要“和恐惧反复地较量，直到跨越恐惧为止”。面对政府的非法暴力，张展沉稳坚毅的语气和行动是这种较量的结果。她知道这个国家“需要牺牲······换来和平和自由”。
要了解张展的勇气，就必须了解她的基督教信仰。对上帝的敬虔使她蔑视地上的“神界”，对他们“身上沾染的权力的傲慢和流氓的习气感到厌恶”——尽管他们看似“全能”，可以让天“准时蔚蓝”、“指标总平稳增长”。
她平视皇帝，不屑他的新装。她的目光穿透政府滥用的暴力，看到统治者的恐惧。她告诉审判长：“这是审判你的法庭，不是审判我的法庭。”她不觉孤独，因为“上帝与我同在”。她鞭策自己“当然应该寻求真理，不计成本地寻求”。
王剑虹受信仰和道德激情所驱使，细心收集这些散落在新闻报道和社媒的文字，整理编辑成《自由张展》，让读者走进张展的心灵世界、认识这位二十一世纪中国精神界之战士，也保存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当代见证史料，值得我们称谢。
我们声援张展的同时，也应提醒自己：我们没有权利让张展去为民主和宪政中国殉道，用她的牺牲来遮掩我们的怯懦与麻木。鲁迅当年被捧为战斗者和革命者，听到“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后，曾“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拍手毕竟容易，尤其是让他人去牺牲。五四运动时期，蔡元培营救北京各校被捕学生出狱后即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并引东汉《风俗通义》留下一封公开启事：“杀君马者道旁儿”。我们不能不献上对张展的敬意，更不能当道旁儿催促乘者驰驱不已。
但若担心张展倾听的是我们在路旁劈劈拍拍的拍手而非真理、信仰与良知的声音，那就是高估了自己，同时也低估了张展。
2024年4月14日
（有删节）
【作者简介】连曦，杜克大学世界基督教研究讲座教授，著有《血书——林昭的信仰、抗争与殉道之旅》（台湾商务印书馆，2021）和《浴火得救——现代中国民间基督教的兴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