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领导人不能让军人们存在吃皇粮却不打仗的幻想，而是要让人人都有临战准备。（图片摘自总统府网站）
赖总统在就职演说中说：“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是唯一的选项”。就政治语言而论，不能说错，却是个过于美好的期待。现实上，古今中外，小国弱国被侵略者，经常是被迫接受一场战争，或被迫投降或亡国。如果“和平是唯一的选项”，那么“投降”就是一个顺位排在战争之前的选项，这会是赖总统想要表达的意思吗？
威尼斯的“吓阻”
还是拿威尼斯来说嘴。这个建立在沼泽、小岛、与舄湖中的国家，有着独特的共和政体，也有着与台湾类似的四面环水环境。5世纪时，西罗马已经衰弱到无力阻挡蛮族的频繁入侵，公元434年以降约20年，匈人首领阿提拉肆虐罗马各个地区，于是约在452年左右，难民们躲到威尼斯建立邦国。这个四面环水的城邦，在接下来1345年中，躲过了匈奴与蛮族这些旱鸭子的侵扰，逃过了西罗马灭亡，成为地中海世界海运霸主，打败另一个海权强国热那亚人的直捣国门，顶住鄂图曼土耳其的不断挤压冲突，直到1797年才被拿破仑灭国。
这一千多年中，威尼斯不是没有战争，而是不断在与大大小小的国家，甚至是无所不在的海盗进行战斗。威尼斯既有最大的商业能量，也有当时地中海世界最强大的海军与桨帆船造舰能力。1571年李班多海战，威尼斯也首度将火炮装在大型帆船上，开创后世炮战舰的战术。威尼斯的商业需要和平，威尼斯人也善于妥协谈判以创造和平商业环境，但那不表示他们放弃了战争。反而，威尼斯的贵族多半是要出过海的，在大大小小战争中要身先士卒领导作战。他们二十岁不到就要上船经商或当海军，直到四十岁以后才能回国任官，或担任议员。威尼斯人爱好Make Money而非Make War，但打起仗来也从不含糊，胜多败少。但当他们商业衰退，败多胜少后，离灭国也就不远了。
1645-1669的克里特战争，威尼斯不得不与侵略者鄂图曼土耳其苏丹连打25年，一年军费约460万达卡特，但威尼斯一年收入不过300万达卡特。克里特是威尼斯最大的海外殖民地，也是控制东地中海航路的关键，有着不能丢失的压力。战败投降后，威尼斯从此一蹶不振，转向陆地农工业发展。但也正因如此，当陆上霸主拿破仑打下威尼斯在义大利北部本土领地后，威尼斯也就不得不投降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威尼斯观光胜景，多半是威尼斯最辉煌时留下来的建物与风貌，而不是被并吞后的建设。
这是个战略上的现实困境。所谓的“威慑”或“吓阻（Deterrence）”，是建立在战争能力与意愿上的一整套战略与政略操作。吓阻战略有三个C：Capability（能力），Credibility（可信度），Communication（沟通）。第一个C（能力）是指有足以击败敌军的战争能力，包括部队数量、装备训练、与后勤支援，甚至是支持战争持续消耗的经济能力与军工技术能力。第二个C（可信度）是指国家领导阶层以至基层民众的作战意愿，不论是保卫自己国土还是出国侵犯他国。领导者必须将自己的红线划清楚，并明确告知对手，过红线就开打，没有例外。如此才能赢得可信度。第三个C（沟通），则是除了要将红线告知对手外，也要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这场仗才打得下去，战争决策才能贯彻。但沟通需要从政治到军事各层面多向沟通，以避免误判。
领导人的意志决定吓阻的可信度
所以，吓阻或威慑并不是万能，其逻辑中本就包含了失败的可能。吓阻失败就必须进入战争，而战争就是要用最低成本在最快速度内打赢，即使惨胜也必须要求胜。麦克阿瑟有句名言：“胜利，无可取代。”巴顿对他的士兵说：“我不是要你们为国家捐躯，而是要让敌人为他们的祖国捐躯。”讲的就是面对战争时，领导者必须具备的钢铁意志。这种意志需要从上到下一路贯彻，“吓阻失效时我们就进入战争，而一旦开战就要全力赢得战争。”林肯打了场美国史上最惨烈的南北战争，死亡人数比二战还多，但这无损于其美国最伟大总统之一的地位。当敌人认清了领导者有这种钢铁意志，而且其国民也有，吓阻的可信度才会建立起来，觉得跟你坐下来好好谈，远比拿枪炮对着你好。
孙子兵法五事，道、天、地、将、法，第一条就讲“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生，可与之死，而民不畏危。”所以，整套吓阻战略逻辑，与若干蓝营退将所说的完全背道而驰。他们说道就是政治，政治要维持和平，政治失败才有战争。这种说法简直是连书都没读通，完全扭曲了孙子兵法原意。吓阻战略要成功，需要的不是上下一心求和平的意愿，而是守住红线，不惜一战的决心、意志、与战争准备。认清被野蛮的敌人统治，比战死沙场更痛苦，更活受罪，才是吓阻能够成功的底层动力。人生在世，不是仅求茍活而已，你想象香港青年一样被噤声、被折磨，整个城市失去了光彩？还是像被关在屋里不能出来的上海青年一样，绝望喊着“我们就是最后一代”？当你有枪有炮的时候不反抗，等你手无寸铁时才要来搞和平非暴力抗争，这逻辑不是很怪吗？
许多政治人物，逃离不了完美人设的枷锁，却常会让自己陷入更加两难的境地。两千年前，打败迦太基的罗马名将小西庇阿回到罗马，发现城内流传着他们如何残暴的流言：罗马军队把迦太基城所有男人全都杀死，女人卖为奴隶，连小孩都挑在枪尖上消灭…。小西庇阿的部将向他回报并抱怨，我们没有做这些事，你为什么不澄清？小西庇阿仅淡淡的回：“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偶而留下一些恐怖的传说，有时不见得是件坏事。”这是很基本的人性，当人们觉得你手段凶残，对你讲话都会变得轻言婉语很客气；但当大家都觉得你温文儒雅，就会有人跳下去给你背刺，对你咆哮。所以，要不想让人对你呲牙咧嘴，就得在他张嘴咆哮时，直接往他嘴里喷辣椒水。有能力造成敌人实质性的伤害，而且是很痛，痛到永远记住的伤害，才是吓阻能否成功的关键。
两岸的橄榄枝插着烫手山芋
换言之，在现实世界中，经常不如平和长大的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美好。你有了钱，就有人想来抢你骗你；你有了势，就有人想来争权夺利，捅你压你。在丛林法则的国际关系中更是如此。陆权侵略者的麻烦是，他们侵略的动力来自于深刻的“不安全感”，当他们打下一个地方后，又得与新的邻居接壤，防守更长更遥远的边界，于是又产生新的不安全感，于是只能不断扩张。你无法用任何理性方式说服他停止扩张，只能用枪炮逼他恢复理智，或打断他的手脚让他停止前进。吓阻战略是一个从现实经验法则中长出来的有效方法，只不过被学者与政治人物们过度美化，掩盖了其残酷且现实的本质。有些人，天生就是听不懂人话，但用拳头跟他沟通，他马上就头脑清楚了。
所以，真正的吓阻战略逻辑是：“战争是不得不的最后选择，因为输家没有和平这个选项。”不得不打的时候，就要确保自己打得赢。就像墨子拿叉子破了公输班的百般巧技，台湾没有想灭掉中国，也没那个能力反攻大陆，但绝对有机会在渡海作战中，毁灭中共的海空军力量。“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当你断了一根手指，就再也握不起拳头，这正是小单位对付大部队时的基本逻辑，还是毛主席的名言。所以，台湾不是要示弱屈服来换取对岸的和言悦色，而是准备好“断其一指”的能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人若犯我，一旦出手，不留活口。有如此能力与意志，才能确保吓阻成功。
这是一篇极度政治不正确的文章，但却是意在阐明国际战略现实的马基维利式提醒。危机时代的领导者，必须清楚告知人们可能来袭的风险，以及物理上、心理上要做好的准备。选民们都是成年人了，不需要家长的哄骗，却需要清楚的危机指引。当台湾确定与中国“互不隶属”时，我们就必须做好最坏打算，并做好最好的准备，因应可能到来的各种冲击。战争，是维持自由民主，维持主权独立，必要存在，且永远存在的选项。国家领导人，不能让军人们存在吃皇粮却不打仗的幻想，而是要让人人都有临战准备，而且让敌人为他们的祖国牺牲的战略战术与技术。这是不好听的话，却是必须有的觉悟与选择。当我们挺身战斗，全世界都会来帮我们；但当我们一味乞求和平，全世界都会唾弃我们。台湾没有挑衅寻战的条件，却一定要有应战决战的充份准备。这是我们的宿命，不见得有安全感，却获得安全与和平的现状。前者只是一种心理感受，后者却是真实的状态。
我相信，赖总统是有认清现实，并面对现实的准备的。只不过，政治上需要他这么说话，那就让他说说吧！两岸早已没有互递橄榄枝的空间，橄揽枝上都插着烫手山芋，与其咬文嚼字，戴着假面操作阴谋破坏，还不如让公民们知道现实真相，不要再存幻想，准备好应对冲击与挑战，可能更加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