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1967年春夏之交，北京大学的群众组织《红旗飘》被江青点名。江青不仅在召集北京各大学群众组织的头头的大会上委过于人，而且诬陷说《红旗飘》中有坏人，我们当时真的被弄晕菜了，把《红旗飘》全部成员及其家庭成分的名单托人递给中央文革，让他们指出坏人是谁。记得是王忠林提出让我们理智地冷静下来，好好地学习有关文件资料，回顾和反思一下文化大革命的全程，以确定自己的认识角度和立场，对当前形势有一个清醒的看法。
于是原《红旗飘》的几个成员带着怨气开始了学习。从文革初起，回顾到毛主席提出“解放军不听我的，我就上井冈山打游击”；回顾到七千人大会；回顾到庐山会议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回顾到五七年整风反右；回顾到四二年的延安整风……，捋出的一条党内重大政治斗争的历史线索，似乎印证了传说是康生说的那句话：“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这对我们这批理想主义的年轻学生的政治忠诚和良心无疑是一瓢兜头的凉水。自1967年10月至1968年3月，我们这个学习小组的人对中央文革小组和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对毛泽东及其后期思想的态度和立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陆陆续续地说出了一些当时可谓大逆不道的议论和怨言。贾平凹说，话有三说。我们选择的基本是第三种。比如，说毛主席搞的是封建王朝的家天下，一言堂啦；林彪的“四个第一”“一句顶一万句”和“顶峰论”是唯心主义，像个赫鲁晓夫啦；有一种文革理论叫“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啦；中央文革出尔反尔搞两面手法推罪给群众组织头头啦；说刘少奇是叛徒是天大的笑话啦；彭德怀反党集团是冤案啦；等等。这些话放在十年以后，人人都会说自己也是这么想过，这么说过的，可在当时确实是十恶不赦的反动言论。
终于有一天，我们暴露了。校文革的头头聂元梓把我们定为“牛辉林现行反革命小集团”，把材料报到了中央。虽然毛主席在1968年7月28日接见五大学生领袖时说，“不要杀牛宰猴”，“无非是攻击江青，攻击总理，攻击林彪和我，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有到外面贴大字报”。（引自《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但下面的人可不作此想。于是，我们这几个人就被对方的群众组织、工宣队、军宣队和后来的八三四一部队先后隔离审查了若干次，若干年月。先是被军宣队定性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处理，交给群众专政监督改造。后被八三四一部队定为“五一六”分子，不了而了之。
事情不难说清，难以说清的是灵魂的耻辱和良知的崩毁。下文谈到的诸事，均从这样一个当时的角度、身份和心态入手。
圣言与私语
记得刚上北大时，二年级的张荣德学兄曾经开玩笑式地告诉我，国际政治系的学生论文的写法是，“首先，‘马克思说…’，其次，‘恩格斯说…’，‘列宁说…’，‘斯大林说…’，‘毛泽东说…’，最后，才是‘我说’！”当时一笑，没往心里去。几十年后，我才咂摸过味儿来。这是一条中国特色的政治意识形态铁律，是圣言的逻辑。
说说我被审查时最怕听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也不是记不清出处的“对于怙恶不悛，民愤极大的罪犯，我们应予严惩，不能手软”，就是“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你想象一下，一个犯了政治立场错误的年轻学生，在接受群众批判时，面对一个班，一个系，甚至全校上万的师生，大家一起打开《毛主席语录》，翻到第若干页，大声向你念或唱这段话的情景。简直象张艺谋的大片《英雄》里攻城一方万箭齐发的阵势，心里完全毛了，恨不得自己缩小身形，躲到老鼠洞里。
为什么是这么个心理状态？事后我才明白过来，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你应当相信别人，你相当相信党组织，而不应当相信自己。放弃你的思维，放弃你的想法，放弃你个人主义的立场。在我们面前，你永远的错的一方！”前面的缘起中说过，我曾经站在个人良知和事实经验的立场上反思过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领导层的言论和行为，我曾真实地感受过这种政治风暴中发动方的专断和跋扈，完全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一言堂的逻辑。但它是通过什么实现这一点，降服人心的呢？就是用这段话。它是毛主席说的。它是最高指示。它是圣言。从表面上看，它是完全正确的。革命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但当这种圣言与我们个人的私语发生冲突时，它的“神圣性、权威性”就成了强权的话语。何况是那样一种“千夫指，万众怒”的场面。这种人民战争的场面，没有鲁迅那般的硬骨，是谁也顶不住的。它让你放弃个人思考的权利，不管你的想法是否正确。你应该放下武器，无条件地投降。难道你不想成为革命群众中的一员吗？！难道你能说你比党组织更英明伟大吗？！
这是一个不易察觉的却令人毛骨悚然的逻辑。它不仅可能解除一个青年学生的思想武装，而且可能摧毁他的个人意志和道德良知，背叛自己，自己把自己绑在道德良知的耻辱柱上。是啊，马克思说，恩格斯说，列宁说，斯大林说，毛泽东说……，那么，我个人还有什么可以言说的自由空间吗？何况他们说的，往往并不是一回事！于是，我就被带到沟里去了。历史的阴沟、政治的阴沟、良知的阴沟。
当一个人在强权的话语而不是真理的面前放弃自己的思想和良知时，是什么样的可耻的事都可能做出来的。这道理，对小人物和大人物都是一样的。
语录与阐释
编纂《毛主席语录》绝对是林彪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大贡献。文革中语录的发行量绝对比《毛选》的发行量大，说全国人民人手一册都嫌算少了。试想成千上万的人同时念一段毛主席语录的宏大场面：有什么能比它更快速有效地控制好广场政治的走向，统一人们的步伐？《语录》在汉语语境中是个有宗教色彩和神圣性的词汇。知道佛教禅宗的《古尊宿语录》么？它把博大精深的宗教道理用只言片语表达出来，悟不悟得透，那就是参禅者的事了。
说实话，在文革中，我虽然也通读过《毛选》四卷，甚至通读过群众组织编印的《毛泽东文集》八卷。但在具体行动中，运用得最多和最顺手的还是那本小红书。鲁迅先生说，“无聊才读书”。（《鲁迅全集·集外集·赠邬其山》）我的体会是，入狱才读书。听说彭真就是在入秦城监狱那些年才通读了《马恩全集》的。我被群众组织隔离审查时，通读的是《毛泽东文集》八卷。被系工宣队隔离审查时，和同室的三年级的刘和生同学通读的是《列宁选集》四卷。被校工宣队隔离审查时，就只准读《毛选》四卷了。1971年，再被八三四一部队揪回北大时，因为事出仓促，基本上就没得书读了。幸好拾得了看守人员抄录的十几张词谱卡片，如获至宝，玩味吟咏了好几个月。所以，监狱，才是真正的《我的大学》。比如我们班的几个同学，明显地被排斥在新北大公社这个群众组织之外，于是我们自成一体，取了个名字，叫“犹可训”。是“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两句毛主席诗词里的一词。什么意思呢？是自嘲也是自我保护。我们是愚氓，但不是妖。——因为我们的成员中有几个曾被视为“反动学生”。我们本能地用圣言来保护自己。
在我被隔离审查的初期，组织上要我交代“反动言论”。我往往在抬头上先写一段毛主席语录。一是表明自己的心迹和立场，以示政治上的忠诚。二是所选的语录总能被我用来为自己的言行辩护。后来到校工宣队审查时，就不让我那样写交代材料了。到再后来交给群众专政监督改造时，同宿舍的同学都不愿意和我一起“早请示”了。说我应该“早请罪”。我被剥夺了对毛主席语录的引用权和阐释权。所以，我对当时人们写信或说话之前先引用一段毛主席语录的心态，特别能理解。
其实，我当时最想引用而又不敢引用的最高指示，是毛主席1968年7·28讲话中关于对我们应如何处理的语录：“不要关牛辉林，让他们回山去，有自由，不勉强，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同上）等等。就当时的情形，我敢吗？！即使我敢，有用吗？！
所以说，圣言虽然是圣言，有神圣性，有权威性，但一旦编成语录，传播海内，人手一册，就像西方人忽然人手一册《圣经》一样，每个人都有了引用权和阐释权，可以有自己的“有限度的”理解和“有限度的”利用。用得好的，不仅可以保护自己，甚至可以贩些私货。这就是文革中每次发布最新最高指示都会引起两派斗争加剧的主要原因：同样的一句圣言，不同立场的阐释者都可以用来贩卖自己的私货，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正确性、真理性。真理只有一个，阐释却有两种，那还不得打起来？西方的新教为此就被对方杀死不少人。何况，任何话语都不能脱离它的语境，脱离它的上下文。一旦脱离开来，变成语录，其意义的含混和游动，就可能成为双刃剑，其杀伤力是难以估量的。这种文革现象，叫做“打语录仗”。你看华国锋打倒“四人帮”时，就用了毛主席的语录：“你办事，我放心”，证明了自己行为的合法性、正统性和真理性。邓小平放倒华国锋时用的好像是：“邓小平政治强，人才难得”。这叫做“完整地、正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意思是：你引用阐释得不对，我才是真正完整地正确地运用了毛泽东思想。自从他说了这句话以后，打语录仗的现象就彻底消失了。因为他的阐释已经转化为新的圣言，人们从此以后再也不怎么引用毛主席语录了，尤其是高层领导人的讲话。当然，必须引用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语录，比如他的“猫论”和“摸石头论”。
忠诚与背叛
政治忠诚对于我们北大国际政治系的学生而言，不是基本功、必修课，而是娘胎里带来的本色。所有同学的出身，不是工农就是高干子弟（如果12级以上就算高干的话。）用当时的话来讲，就是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所以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是一回事。“三忠于，四无限”嘛！
忠诚不只是一种理性或非理性的信仰，它更是一种血脉相通的感情。但是，忠诚也是有两面性的。在文革中，尤其是对于在文革中那样处境中的我而言，对一方的忠诚，就是对另一方的背叛，更是对自己的背叛，对良知的背叛。读过雨果的《九三年》么？是的。
我们被隔离审查时，并不太怕打和骂，也不太怕威逼和诱供。最扛不住的是工宣队和军宣队的领导跟我们大讲阶级感情，讲出身，忆苦思甜。前面在缘起中说过，我们几个人不论是法律系还是政治系的，出身都是“红五类”。所以人家一讲到出身，一讲到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情，我们一个个都哭得稀里哗啦的，精神上就扛不住了。有一种要把一切都实实在在地交代出来的冲动和愧疚感。谁说中国只有乐感文化没有罪感文化？每当这个时刻，我们就象跪倒在上帝的面前，罪感深重，抬不起头来。
我大概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曾不止一次被这种忠诚和罪感压倒，背叛我们的“攻守同盟”，坦白出我们的“反动言行”。
记得1971年初春，已经毕业的我又被揪回北大，这一回的罪名是“五一六”分子。我当时对系里八三四一部队的领导人说：“我们的事不是已经平反了吗？我和王忠林还找过迟群同志，问以后再搞运动整我们怎么办？迟群拍着胸脯承诺：十年之内，有人整你们，让他来找我！”领导说：“那次是那次的政策，这次是这次的政策。”弄得我莫名其妙，哑口无言。
大约一两个月以后，我被叫到校八三四一部队某个办公室里去训话。训话者是位女同志，三十来岁，军装，短发，不认识是谁。训话的神态，口气，总让我想到传说中的谢静宜。训话的情形大致如下：
首先，她问我交代得怎么样了。我说，过去交代过的，又交代了一遍。她听了后怒斥道，这次要交代新问题，就是参加“五一六”的问题。我说，我不记得有此事。她说，我们是八三四一，你应该了解的。你不是“五一六”，我们会把你大老远的弄来吗？！我们有实打实的把握和证据。我们每天都向毛主席汇报工作的。你要准备一份坦白交代大会上的发言。记不记得没关系，以后有的是时间慢慢回忆交代。先坦白交代参加“五一六”组织的事。我们的政策，你是知道的，不用我再多说了吧？！
我能怀疑曾经为自己平过反的八三四一中央警卫团吗？我能怀疑这位可能是谢静宜的女领导每天都向毛主席汇报情况吗？我只能怀疑我自己早已被几次隔离审查弄坏了的记忆力和脑袋了。
于是，开大会那天，牛辉林上台坦白交代完以后，我就走向了会场的讲台。半路上转头一看，分布在会场各个角落的“同伙”纷纷起立要求坦白交代。怎么又是我！第一个把自己绑在背叛良知和道德的耻辱柱上，让我悔恨一辈子！
我中了“忠诚”和“信任”的圈套！
大约七八个月后，八三四一部队的王连龙政委笑嘻嘻地来到我的隔离室，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我说：“八三四一也搞逼供信！我没有参加过‘五一六’。我记起来了，我参加的是《红旗飘》的红卫兵。”王政委嘿然不悦，脸拉得长长的，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林彪在当年的9·13出事了。与三叉戟同时轰然坠地的，是我的政治忠诚。
从此，我也就没有了背叛。
但，真的是没有忠诚就没有背叛了吗？我想，这只是对我这样的小人物而言。对于那些大人物，则未必，说表忠心就表忠心，说认错就认错，说揭发就揭发，说翻案就翻案。而且是只准他翻别人给他定的案，不准别人翻他给别人定的案。也许对他们而言，根本就无所谓忠诚和背叛。那些大人物后来做的事教我明白了这一点。
孟夫子不是说过吗：“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这才是真正的圣言呐！
政治罪感与伦理罪感
回过头来再说说“乐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话题。学术上的事自然不是我所关心的，我只是想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感心理做一个回顾。为了描述的方便，我生造了政治罪感和伦理罪感这样两个词。
还是从具体事情说起。我们几个人虽然在私下议论中央文革时知道有一定的政治风险，牛辉林也曾一再警告我们中的人“不要乱说”，但我们在议论的当下并没有恐惧和罪感。政治恐惧是在东窗事发之后才有的。因为不知道对方掌握了多少真实的证据，就产生了一种对政治惩处的想象性的恐惧。政治罪感则发生得更迟，是审查方把一切证据落在实处并告知我们时才产生的。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定罪之后服了罪才产生罪感。不定罪，或不服罪，是不会有悔愧内疚的罪感的。所以各种组织开始审查我时，我的心里虽然有些害怕，但没有明显的政治愧疚感，总能找到各种理由为自己辩解。顶不住这种恐惧时，我也曾想到过自杀，那种心理的崩溃，是一种对未来的未知而造成的。几次审查前前后后有六个月，这种政治恐惧感也就积累了漫长的半年，好几次产生逃跑和自杀的冲动。
然而真的宣判了自己的“现行反革命”罪名和罪行的时候，恐惧感反而瞬间消失了。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一个新的心理阶段开始了。罪名落实了，我也认罪了，用当时审查方的话说我要“重新做人”了。没有罪感是谈不上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越想重新做人，越是罪感深重。我不再想着逃跑或自杀了，想的是：“爬也要朝着革命的方向爬，朝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爬。”前文不是说过，同宿舍的同学不愿意与我一起“早请示”吗？那么我就一个人“早请罪”，争取早日脱胎换骨，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去。（当然，这种服罪心理也不是死心踏地的，中间有过几次反复呢，这里就不再细说了。）
但可怪的是，到了半年以后，北大的八三四一部队给我们平了反，说是63军和工宣队搞了逼供信，我们只是“小将犯错误”不是“现行反革命”之后，我的罪感心理马上消失了。事，还是那些事，话也还是那些话，材料虽然用一根火柴烧光了，那些事和那些话还在那里，我却不再有罪感和愧疚，不再想什么脱胎换骨的事了。从此走路抬头挺胸，理直气壮的。——人，真是一种奇怪的政治动物。
可见，政治罪感是两造的事，一造不定罪或一造不认罪，政治罪感就不会产生。所以，喜欢搞政治翻案的人，是永远没有政治罪感，没有愧疚心的。而且我发现，政治罪感与时间成反比，时间越久，罪感就越轻越淡。到1971年八三四一再把我当“五一六”分子揪回北大时，我已经有点像个政治犯中的老油条，几乎没有一点罪感了。所以我想象，政治罪犯得越多越大越久的人，很可能越没有罪感。政治罪感，应该只属于我们这些小小的，小小的平头百姓。
然而，伦理罪感却不是这样。如果说，政治罪感对应的是君臣之义，伦理罪感对应的就是父子之义、夫妻之义、兄弟之义和朋友之义。两者之间，有个公域与私域的区别。在平和安定的年代，政治和伦理可能相安无事。公私分明即可，不必“大公无私”。在文化大革命这种大的政治风暴中，政治之义和伦理之义却非常可能发生剧烈的冲突。不是简单的“忠孝不能两全”，而是水火不能相容，两种罪感轮番折磨，无论怎样心理上都是痛苦的。这里对父子、夫妻、兄弟之义就略去不谈，主要说说朋友之义。
文革中的同一派人叫做“革命战友”，如果更加亲密和信任，就是江湖义气中的同志加兄弟般的朋友了。对朋友的背叛而产生的良心上的愧疚痛苦，我称之为伦理罪感。
简捷直说。我们几个革命战友的“反动言行”暴露了，政治上认了罪，就得彻底交代。因为事不是一个人做的，话不是一个人说的，一彻底，就要供出同学、战友、朋友。当然，死不认账最好。既无政治罪感的折磨，也没有背叛同伙，没有伦理罪感的愧疚。一些久经考验的革命老干部就有这方面的经验，比如聂元梓就说过：“一口咬定，死不认账。”但如果涉人较多，团体较大，就会出现博弈论中“囚徒困境”，几乎没有一个能死扛到底的。对于我们这些毫无革命斗争经验的年轻学生来说，结局几乎是一定的：陆陆续续地，几乎是各人都一步步地挤牙膏似的退却，直到供出了别的人，直到供出了最要命的反动言论。于是朋友之义，用工宣队领导的话说，“江湖义气是靠不住的”，终于坍塌了。政治罪感越强烈的，对朋友之义的背叛就越彻底。我就属于这一类人。虽然我很羞于直面这一点，但良心不容我不实说。
若干个月后，我们被平反了。前文说过，从那一刻起，我的政治罪感瞬间消失了。可是，我几乎不敢面对此案涉及的其他人——这是一种良心上的罪感、愧疚和痛苦。它是更深层次的东西，它是拿不出来，不能辩白的，更是翻不了案的。不管朋友是否原谅了你，这东西如胸中垒块，长在肉里，永远也去不掉。无私，真的就无畏么？有的时候，它是无耻。
因为，它是伦理的罪感，它不需要另一造的证据和定罪。它就在你心里，只要你有良知，有伦理道德上的自觉，它就牢牢地坐实在你心中，黥在你的脸上，不仅不会淡忘、消失，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让你—我指的是我自己，悔恨非常。它是我灵魂中的丑恶，人性中的黑暗……
因此，后来我常常想，对于文化大革命，如果它的参加者没有一丝一毫的罪感和良知的悔愧，没有一点儿反思和警惕，这场文革恐怕永远不会终结。不知什么时候，它又会找上门来。因为，在我看来，它绝不仅仅是一时的错误，也不仅仅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浩劫，而是现代性政治制度的必然的表达的一种。读过奥威尔的《1984》么？是的。
噩梦是怎样炼成的
自从1971年，我又一次被八三四一揪回北大隔离审查八个月，然后又不了了之地放回乡下后，我就开始重复性的做一个噩梦：我又被抓回北京大学了，我们又被定什么罪名了，这个噩梦从我二十多岁一直做到五六十岁。最初，梦境清晰而紧张，几乎每月一次。随着岁月的推移，渐渐地，噩梦的紧张度淡化了，弱化了，间隔的时间长了，但依然辨得出它的基本特征：在北京。在北大校园。在被囚禁的28楼。还是那几个人。它几乎伴随了我一辈子！
它是由什么炼成的呢？是政治罪感吗？不是。早在1980年北京卫戍区来函告知我在文革中的材料已全部销毁，政治上彻底平反之前，我的政治罪感早就消失了。是伦理罪感吗？也不是。伦理罪感是一种清醒而有彻骨之痛的自觉的理性意识，不是梦的构成原因和材料。多少年之后，大约是中国再次出现政治风暴的时候，相似的政治环境使我突然明白了：是对政治惩处的恐惧感造成了潜意识中的伤痕。这种政治恐惧的伤痕，不是在第一次的政治惩处之后出现的，而是在再次的政治迫害（因为我根本不是五一六分子）之后出现的。如果它是一次性的，是有真凭实据的，也许我不会那么的恐惧。但当它反复出现时，当它是凭空捏造的时，巨大的政治恐惧感就会在我精神的最深处留下一道久久抹不去的伤痕，它会在潜意识中扎下根来，月月年年，开出噩梦之花。（明白了这一点，你就明白曹雪芹为什么会写出一部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小说——《红楼梦》了。——他被圣上抄过两次家哪！）
由此，你可以想见我这半个世纪的性格和命运的走向。（当然，我不是贾宝玉，没有遁入空门。）
在当代中国，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做过这样的噩梦，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还在做这样的噩梦，更不知道这样的噩梦还会再做多久。这也算是中国梦的一种罢。
从圣言到私语，从语录到阐释，从忠诚到背叛，从政治罪感到伦理罪感，再从罪感和恐惧到噩梦和潜意识。我已经把自己在文革中的个人精神之域从表层剖割抉剔到了最深层。
我已经说了。
我是否能够赎回自己的灵魂？
摘自《燕园风云录》第四集，丛璋、亚大、林爻、戈辰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