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母亲说我三岁寄宿在中国福利会幼儿园，1957年我家从上海锦江北楼13层搬到上海培文公寓（原培恩公寓），这是1930年由法国人建造的一座马蹄环形坐南朝北大型高级建筑，后为孔祥熙所购。培文公寓1949年解放后，楼上住宅大部分是上海南下解放区的文艺界干部和著名演员、医生等，楼下为上海淮海中路最热闹著名的妇女用品商店。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次日又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揭开了文革的序幕。我清楚记得6月的一天，北京红卫兵到上海来点火，一律穿着褪色黄军装，男女腰间束着宽皮带，说着一口京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出现在上海主要街头南京路淮海路等地。
他们在每间商店橱窗贴着大幅标语，号召社会“移风易俗”“破四旧、立四新”，改换老字号。于是很多老字号都立即响应改成文革最时髦的商号，甚至班上同学将自己人名也改了。沿淮海中路一带商店是他们重点扫除对象，在楼下妇女商店西南角淮海路雁荡路口，搭建了一个很大的宣传队舞台，扩音大喇叭不停地播放着革命歌曲和宣读《人民日报》社论，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地大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口号，有的在台上不停挥动《毛主席语录》狂歌乱舞，气宇昂扬，引来路上不少观众围观，却留给每个人一脸困惑和恐惧的神情。
那时淮海路上街上凡见有抹口红的女人，卷高头发或穿尖头皮鞋和瘦裤腿的男女，就会被北京红卫兵当场拦住训斥，剪掉烫发和瘦裤腿，喝令脱下尖头皮鞋，一时满大街人群不知所措，惊恐失色，如惊弓之鸟，争相逃窜，无人敢表示不满或异议。我躲在楼上晒台朝西望去，马路上交通阻塞，汽车已不能正常行驶，只能停在马路中间。一些男人和被剪头发的女人披头散发狼狈不堪，提着皮鞋光着脚走在马路上。那天父亲正好早上穿着接待外宾的西装和一双小方头黄皮鞋，我非常担心他会不会也被红卫兵拦下。好在父亲晚上接待外宾，由对外友协的车送回家，我很紧张地告诉他白天发生的事，父亲听后一直沉默不语。
我家北面晒台是位于培文公寓七楼正中最高点，是散发传单最有利的地势。当天下午楼下那群北京男女红卫兵提着一桶墨汁和一大包传单，闯进我家七楼晒台来散发。红卫兵从一楼到八楼楼梯旁的墙上，用排笔刷了巨大的标语“各家各户都要挂毛主席像”。幸好我家书架上有一个石膏毛主席像，但同时放了捷克朋友送给父亲的瓷器艺术品，红卫兵认为是耶稣像，气势汹汹说属于“四旧”，要我们收起来不准摆放。
接着那天晚上，听说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对培文公寓的文艺界人士进行了抄家。我家的大阳台正好对着楼下六楼的晒台，我看见一群女红卫兵拿着皮带呵责那家男主人，他那残疾的小女儿吓得躲在身后哭泣。第二天就看到培文后院一堆被红卫兵抄家出来的物品在焚烧，一直烧到天亮，皮鞋烧焦的味道，整个培文公寓都能闻到。文革中培文公寓没有几家不被抄家的，没有几家是太平的。
据1986年10月14日《报刊文摘》报道：“1966年8、9月，红卫兵‘破四旧’和全面抄家期间，上海市被查抄共15万户，共抄去黄金65万两，金银首饰45万公斤，美元334万元，其他外币330万元，银元240万枚，现金、存单、债券等3.7亿元，珠宝玉器15万公斤，此外还有大量各种物品。”（载杨东平著《城市季风》“5.市民文化：抗拒和变迁”，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308页）我家隔壁是著名骨科医生石晓山寓所，他被离开后，那里长期成为卢湾区文革抄家物资的聚集仓库中心。
还在文革刚开始的6月中旬，隔壁楼里就传出华东师大著名教授李平心先生用煤气自杀的消息。过了不久，我在阳台看到楼下一辆大卡车装得满满的，把李平心家收藏的书都装箱拉走了。
有一天，我正在家里大阳台上跳橡皮筋，看见对面公费门诊医院楼上五楼，一个男人从窗户毅然跳下，脑袋分成二瓣，惨不忍睹。住在楼里的我班女同学也正好看见，神经受到不小刺激，至今留下后遗症。没过多久，又一个男人在另一栋楼跳下，静静地躺在一滩血的地上，被一张破席子草草盖上。还没来及收拾，妇女商店来食堂吃饭的营业员若无其事从躺在地下那具带着余温的尸体来回走过，却没有一个人上前围观，是什么让人性的麻木与冷酷，能够达到如此淡定从容不迫，此景至今使我震惊不可思议。
有不少资本家不堪受到红卫兵的暴力殴打与虐辱，都会选择来培文公寓跳楼自杀。有一天放学回家，我听说有一位老者送了孙子到三楼幼儿园后，就在我家七楼楼梯窗口一跃而跳自杀身亡，引来楼下淮海路无数围观者。可就在前几天，早上我上学下楼梯时，曾看见他默默不语坐在窗口不停抽烟，静静地远望着窗外拭泪，经过他身边时，我曾怀疑过他是不是外面又来跳楼的，没想到一个星期后不幸被我言中。他跳楼前留下地上一堆烟蒂，后来每次走过那里，便会想起这位老者，不知他的家人现在会怎样？我心里一阵难过。短短的几个月中，周围一幕幕触目惊心的自杀恐怖情景，深深留在我少年时代记忆里，至今无法抹去。
那时我小学班上的同学，包括我弟弟妹妹的同班同学中，常会传出可怕的消息，不是某人的父亲自杀就是某人的母亲自杀。我班一个同学吴安娜非常优秀，住在我楼下是我的玩伴，文革开始她父母亲就被批斗，她因精神受到刺激不幸患病，后来病重送到精神病院住院治疗。等我下乡插队后第二年回家探亲，得知她已在精神病医院自杀了，那时她还是不到17岁的少女。
那时只要我放学回到家里，心里就很害怕、焦虑，担心父亲会不会早晚也走上这条路，这种恐惧心理一直持续到了父亲1969年解除隔离审查，记得父亲回家第一句话对母亲说：“不是为了孩子和你，我早就自杀了。”
培文公寓曾伴随我儿童少年时代度过无数快乐时光，随着1966年夏天一场政治风暴袭来，令人不寒而栗。这幢百年沧桑的培文公寓，突然变得像魔窟一样阴森、冰冷、无情，在那个文革岁月初期不知吞噬了多少人的生命与美好家庭。
1966年10月上旬一个深夜，一群神秘的人冲进家中，戴着大口罩，穿着解放军装，有的是文质彬彬，戴着眼镜，讲话老练精干，看得出是有备而来，手段却很熟练。他们先把我父母关在厕所里，将书柜全部野蛮推倒在中间空地，他们来回踩着屋子里堆积的书，挥舞着棍子对着父亲训斥，用长木棍不停翻动书和敲打着地板，找他们要找的东西。父亲眼睁睁看着积累多年的手稿和线装书被狠狠地蹂躏在一双双大皮靴脚下。深夜里全家人从睡梦中惊恐地爬起来，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抄家从半夜一点半直至凌晨四点。
第二天我随朋友去黄宗英阿姨家，知道赵丹先生已被单位抓去隔离，他家当天也被抄了。全市文艺界除正副文化局长被抄之外，还有著名的电影导演郑君里家。后来公审江青时，电视报道中出现了郑君里夫人出庭作证痛斥江青的场面。
文革结束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江青30年代在上海滩当电影“明星”时闹过“绯闻”，为了除去她这段风流历史心病，不影响“文革旗手”的声誉，张春桥授意让人安排了这次特别的抄家行动。父亲虽不在电影界，却因在30年代从上海美专毕业后，曾与几位年轻的美术爱好者共同创办了上海滩上唯一的《美术电影》杂志，也成了这次抄家的目标。父亲是该刊的编辑，这是一本集漫画与电影于一体的综合读物，在电影部分中的《影剧新人展望》栏目里介绍了“电通四杰”（陆露明、陈波儿、王莹、蓝苹），并刊登了一些剧照。当时父亲怎么也不可能想到，他学生时代的这一艺术爱好刊物，竟会在34年后莫名其妙招来横祸。
自那次抄家以后，父亲不敢夜宿在家，只好躲到我姑妈家避了几天风险，重要的部分甲骨书籍和线装书，移送到我叔叔家里。多年以后我看《辛德勒的名单》电影，看到犹太人被查抄的情节，便会想起文革中我们被抄家、搜查的事。东、西两个世界，人性之恶一旦被政治诱发，却有着惊人的相似。那时的社会混乱，让我们随时感到身处在一个大监狱，每个人都笼罩在一张看不见的网下，小心谨慎苟活，即便在街上遇到熟人也只是四目相对便匆匆离去，生怕被人看见举报。父亲一个老战友的女儿串联到了上海，特地来看他，他心里也非常紧张，他甚至怀疑开电梯的老张叔叔会举报他，表示要主动向组织汇报，果不其然他在交代里汇报了。
1966年我小学刚毕业，文革开始时，取消了小学升中学考试，等到第二年才分配中学。我们小学班上绝大部分是培文公寓的干部子弟，差不多同学的父母亲都被打倒或隔离关押，同学之间倒也不觉得受到歧视。每月到父母单位发工资的时间，我们还互相结伴同行，去领取被单位扣除工资后发放的家庭成员“基本生活费”，这成为每个家庭里的头等大事。
每月逢5日，是我去上海博物馆领取父亲生活费的日子，妈妈顺便让我给他送些茶叶、药和换季节衣物。妈妈就像我出远门一样目送我，前一夜她已教会我怎样跟造反派对答的话重复了一遍，希望我从他们那里能带回一点爸爸的消息。但能够见到父亲的机会很少，每次回来妈妈总是问：见到爸爸没有？造反派怎么问你话？很多时候我的回答总是让母亲失望。
有一回我领了父亲工资后，在上博相邻的黄浦区公安局大门外，见到原是父亲秘书的张云霞阿姨站在路边等我，原来她不放心我拿着全家生活费，怕我路上出事，再三叮嘱我在车上要攥着衣袋，不要被小偷看见了。在如此严酷的文革政治环境下，一个善良正直的女性，不顾自身安危，对我这个“走资派”女儿伸出温暖真诚的情义，这份来自人性底的善良与正直，一直深藏在我的记忆中，多年来我一直对她深怀敬意与感念。
除了每月我去领工资之外，因得不到父亲的任何消息，母亲常常下班回家后去看淮海电影院对面文化局办的大字报专栏，也买小报，希望从大字报、小报中能看出什么最新政治风向和政策消息，以此来推测造反派对父亲的定性处理，幻想不久会放他回家。
那时妇女商店橱窗里已经看不到陈列的模特，从上到下都糊满了大字报大标语，一层又一层厚厚覆盖着，大部分是针对居住在楼上被打倒干部的标语口号。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上博的横幅标语就贴在我家门口：“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沈之瑜！”我立即告诉母亲，母亲却很平静地说：“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遍地都是，只要不是定性叛徒就好。”我家楼下妇女用品商店玻璃橱窗外，有时也会出现打倒我父亲的大标语，电梯大厅间还曾贴出父亲的“认罪书”。我进中学后，就因此常遭到班上劳工子弟同学带头奚落，后来我干脆拒绝去学校上课，不如在家享受读书之乐。
那时新华书店已经没有几本书可卖，年轻人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与勇气是压抑不住的，上海街上小裤腿和超短裙开始悄悄复苏，有一阵子社会上开展“抓流氓瘪三”运动，夜间大街经常有工人民兵指挥部巡逻，只要看见有成对的男女青年外穿着“奇装异服”（即蓝色带白条薄秋裤又称东京裤）或有肢体接触，就要上去训斥、搜查。有一次我晚上背着书包去朋友家还小提琴曲《梁祝》唱片，刚出培文门口就被街上无事生非的民兵巡逻队抄查，把唱片搜去充公了。甚至白天走在街上都要查佩戴毛主席像章，一次在淮海路雁荡路口，我被拦下问：为何不戴毛主席像章？我说自己是“狗崽子”不配戴毛像章，这才放我走。
1968年我15岁，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我怎么也搞不明白：一条罪恶的政治路线，可以把你的家庭搞得生离死别，也可以把你变得六亲不认，也可以把你身心搞得麻木不仁，也可以把人变得歇斯底里般疯狂。这真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我不知怎样来摆脱内心中时刻会被抄家的恐惧，唯有在书里还能找到精神寄托和快乐，幸而家里还剩有一些书籍没有被抄走，至少可以帮助我逃避外面轰轰烈烈的“红色恐怖”，暂时躲避到另外一个“世界”。
1968年12月，伟大领袖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最高指示”的学习宣传不能过夜，深更半夜淮海路就有举着红旗和毛像敲锣打鼓的欢呼游行，次日满大街开始号召动员各家各户中学生到农村，我羡慕周围同学有的已经在学校报名插队，与其说是我想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如说是渴望换个新的陌生环境，尽早走向社会。对上海这座城市从热爱到厌倦，感情上使我不再对它存有半点留恋，我恨不得马上远离上海，实际那时受了太多俄罗斯小说影响，我幻想到农村去可以亲近大自然，过田园浪漫生活。
1969年，我天真地听信了驻上海博物馆的工宣队队长劝说，如果早日插队，父亲就可以结束隔离审查，早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于是我选择了离上海较近的安徽宿县，这样随时可以回到家里。我从家里偷出户口本，到派出所把户口迁至安徽宿县。母亲得知后，埋怨我没与她商量，她连续几夜梦见我在农村的小黑屋里油灯下哭泣。而我却始终很兴奋，终于自己可以独立走入社会了，母亲在为我整理行李时，送了我达尔文的一句名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希望我到了农村要学会生存。可我没想到此一去，在淮北贫瘠山村里一掷五年，付出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时光。
2026年6月11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