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河”是北京犯人劳动场所的总名。我所在的是“清河塑料厂”，生产塑料凉鞋。我所在的车间有五台卧式注塑机，七八台立式的。卧式注塑机压制聚氯乙烯（俗称硬塑料）凉鞋，大多是十七号以下的小孩鞋，立式注塑机压的是发泡的聚乙烯（俗称泡沫塑料）凉鞋，是大人穿的。我被分配在3号卧式机上工作，我接一小队的班，二小队接我的班，三班倒，因为注塑机一开动就没法停，停了一定要把塑料使用干净，再启动很麻烦，调好机筒温度，需要较长的时间，耽误生产。
在“卧3”上干活的一小队的是李少白，二队的叫李佐新。粉碎“四人帮”后，我与少白先后被平反出狱。而李佐新是门头沟“大峪红旗”的，他只是在“文革”中参加武斗，死了人。原未判刑，只是在一监押着（因为武斗在“文革”中不好定性），“文革”后定为反革命的“打砸抢”，于是这个小青年被处死了。
少白与我同岁，刑期也一样，都是十三年，不过他进来早，1970年代初就入监了，属于老号。他爱好足球，最初考上了北京体育学院足球系，上了两年，转到北京邮电学院，所以“文革”时还没有毕业。他在家里与兄弟、老妈等人议论过江青及“文革”，“一打三反”时被揭了出来，这在当时是了不大得的罪状。结果弄得两人被判刑（少白与他的弟弟少文），母亲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交给革命群众监督改造。母亲当年也是民国的湖南名媛，真是情何以堪！
李少白消瘦，戴一副近视眼镜，颇有书生气。父亲是北京邮电学院的教授，但喜欢西洋音乐，希望儿子能学音乐，给他起名为“舒伯”（舒伯特的缩写）。不想儿子却爱好体育，不好音乐，而且写的字像火柴棍堆积，或说像甲骨文，简单的“舒伯”两字写不好，于是，删繁就简，改为“少白”，许多人以为慕李白而取了少白。虽然少白不喜欢音乐，但对诗、对艺术却有很好的感觉。他的新诗写得不错，在监狱时常常要搞些文艺活动，要写点应景的歌词、小诗一类，就这些应酬的作品让少白写来也往往有新意。可惜平反后，他专力于艺术摄影，不写诗了。当然在这物欲横流的时代也没有诗，现在他是“紫禁城”的专职摄影师，还组织了“影友会”，很活跃。我初见到他时，他显得比较“闷”，不善言辞。我接他的班时，他简单地问了问我的情况后有点儿高兴了，“这下子好了，来个学中文的，以后我们不懂的古诗就问你了”。于是他收拾好自己的几个小卡片，上面写的都是他在班上背诵的英文与诗词。少白此后与我交往颇多，下面再补充。
我第一天上机台干活，有点手足无措。压制塑料凉鞋不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活。机筒的温度低了，塑料没有充分熔化，挤出的塑料疙疙瘩瘩的，颜色也不一样；温度高了塑料煳了，便会有些煳点散落在鞋面上，很难看，成为废品。另外，塑料注入进了模具后，什么时候开机取出，太早，鞋软而烫，而且易于变形；晚了，鞋变硬了从模具上取不下来，这也是两难。我正感到特别尴尬时，同监室的徐连生来了。他是三小队的保全工（中队的保全工上正班，小队的保全工跟班走），负责机台维修和排除故障。他帮我设置好自动协调，压鞋正常了。徐连生便坐在放置生产成品的工作台上考起我来。提的都是文学与诗词上的问题，特别多的是一些诗词中典故的解释。大约他常用这种态度考新来的有一定学历的犯人，很随意。我很快一一回答了他，而且大大超出了他的提问。他突然起身走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我的回答去问保全工中的一位老号李聘伟去了。李是1958年划右，后来升级进了监狱的，被判无期。他读过大学，因为坐牢久，读书也多，文学与诗词的知识自然要比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徐连生高许多，得到他的肯定后，徐连生回来了。对我说，您今后就是我师傅。这句本来是开玩笑的话，后来却成了习惯，他还真称我为师傅，又说“我是小和尚，你是老和尚”（在监狱都被剃秃头）。董清旻给我起了一个老夫子的绰号，有时徐也跟着叫我夫子。
徐连生比我只小六七岁。当时他二十七，我三十四。然而从外观上看，他显得小。他十七岁就进了局子，十八岁被判二十年，在监狱里已经待了近十年。但监狱是个“保鲜盒”，人一进了监狱，岁数就停滞了，进来时多大，出去时还多大。当然不会是生理上的“保鲜”，而是心理、心态或性格上的“保鲜”。进去之后，原有的社会关系中断了，原来在社会上积累的一切，顷刻消失。社会角色他可能是丈夫、父亲，可能是老师、教授，可能是领导或受到一定人群尊重的长者。到了监狱，这些统统消失了，你只是个徒具姓名的犯人，有的监狱还不许叫名字只许叫“某号”（一监没有这个传统）。人几乎被还原为赤裸裸的没有正常的社会联系的自然人。这个地方没有任何人买你的账、尊重你，除了靠自己的定力重新积累人望，但那也需要低调和谦卑。三中队二小队有个据说是美国特务的陈虚威（有人质疑他说，你真的是美国特务？尼克松访华之后，怎么不把你要走。每当此时，老陈或急不择言地与人争辩，或是双眼黯淡下来，一语不发）。他从1950年代就被押在秦城，1970年代被判二十年，送到一监时，牙都快掉光了，两腮深陷，可是还觉得自己是个年轻人，动不动就双手握拳，要与小伙子玩玩拳击。徐连生也是这样，他还觉得自己是初中生，少不更事，调调皮没多大关系。也许真的是来得久了，他调皮也没见被哪个看守责罚过。这样，像我这三十好几的人，做他“师傅”也属于情理之中的事罢。
徐连生是门头沟城子人，祖父是办教育的，从解放前就做小学校长，在当地颇有威望。他从小好闹，一到文化大革命，停课了，成了脱缰的野马，搅乱社会秩序是不可避免的。可是“文革”中有哪个学生不搅乱社会秩序呢？毛主席鼓动他们起来不就是让他们打乱秩序，搅乱社会，其出发点就是“不破不立”。可能这个放荡不羁的徐连生又说了些反动话，遂以反革命流氓罪被判处重刑。
徐连生虽小，但由于入监时间久，保全工活动范围大及队长对他不太计较等原因，在三中队他的活动能量是比较大的。他又与我同一监室，睡在我的右侧，经常问我点儿问题，于是便到处替我宣扬，使我很快融入了三中队。
选自王学泰著《监狱琐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