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政治纷争正在妨碍我们解答一个本质上属于地缘政治的问题
题图：2021年2月3日，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在世界卫生组织（WHO）代表团前往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期间，安保人员在研究所外留守观望。（托马斯·彼得/路透社）
本周，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再次成为舆论焦点，随之而来的是华盛顿政坛熟悉的“例行公事”：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就新冠病毒（COVID-19）的起源问题，再次与这位前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长发生交锋；与此同时，通过国会调查公开的福奇个人笔记和日记等新材料，也为政治指责提供了新的“弹药”。参议院听证会迅速演变成又一轮党派对抗，双方都忙于相互攻讦以博取政治得分，却无意真正阐明这场现代史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灾难之一的真相。
我对围绕这一事件上演的美国政治闹剧兴趣寥寥，我真正关心的是更为重大的问题。新冠疫情在全球造成了估计2800万例超额死亡，摧毁了数亿人的生活，并造成了数以万亿美元计的经济损失。然而，事发至今已过去六年多，在探寻病毒真实起源方面，进展却少得惊人。
任何关心如何预防下一场大流行病的人，都应对这种失败感到不安。遗憾的是，美国国内的辩论方向偏离了重点，打错了仗。
关于SARS-CoV-2（引发新冠疫情的病毒）的起源，主要有两种假说。第一种假说是病毒自然产生并自然传播到了人群中；第二种假说是病毒从实验室泄漏。但即便在第二种假说中，也包含两种截然不同、却常被混为一谈的可能性。一种可能是，某种自然存在的病毒在实验室被采集、储存或研究时意外泄漏——历史上已有先例：2004年，SARS冠状病毒就曾从中国疾控中心（位于北京）运营的实验室泄漏。另一种可能是，病毒源于实验室的人为操作（包括“功能获得性”研究），随后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
这些区别至关重要。
即便科学家最终证实SARS-CoV-2起源于自然界，也无法排除实验室事故的可能性。因为自然界存在的病毒同样可能从实验室泄漏。相比之下，如果确凿证据表明该病毒系人工改造而成，那么“实验室泄漏”就不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将成为唯一合理的解释——因为自然界不会产生实验室设计出的病毒。
这就涉及到了美国在这一事件中的角色。在福奇（Fauci）的领导下，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是否曾通过“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提供资金，并最终资助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与“功能获得性研究”（gain-of-function research）相关的项目？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且未来证据确凿地表明新冠病毒源自该实验室泄漏的人造病毒，那么包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及其领导层在内的美国机构，将不可避免地承担部分责任。
由于中国拒绝合作，美国极难确切断定该病毒是否在武汉经过人工改造。然而，查明美国机构是否资助或参与了涉及“功能获得性研究”（gain-of-function research）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自身。为何时隔六年多，这一问题仍悬而未决？
这正是美国本应彻底且透明地开展的调查。
然而，周三举行的听证会似乎并非旨在解决这些实质性问题，而是演变成了新一轮党派之争与人身攻击的战场。如果国会真心希望推进新冠病毒溯源工作，就应当对NIAID与“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及武汉病毒研究所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可信的彻查。此类调查不仅能厘清美国的责任，还可能发掘出指向疫情真正源头的关键证据。
更重要的是，美国应当主导一场国际政治与科学行动，迫使北京方面开展真正的合作。
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就违背了国际公共卫生合作的精神与义务。当局压制吹哨医生，钳制记者，审查科学家，销毁或限制查阅早期数据，拒绝允许独立查阅关键记录，下线在线数据库，并严密管控调查的每一个环节。每一次实质性调查都遭遇了北京设置的政治障碍。
借用美国法庭上的一个比喻，北京实际上已经数百次行使了“第五修正案权利”（即拒绝自证其罪的权利）。当然，讽刺的是，第五修正案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宪法权利，而北京却将其转变为了一种执政理念。
纵观整个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最令人震惊的或许是国际社会最终表现出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
2021年初所谓的世卫组织-中国联合调查，与其说是一次调查，不如说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外交秀。该调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结论——即通过进口冷冻食品传播的可能性大于实验室泄漏——若非事关数百万人的生命，简直令人贻笑大方。这份报告很快便成了政治束缚凌驾于科学探究之上的典型例证。起初，各国政府要求给出答案，国际组织表达关切，科学家呼吁保持透明。然而，这些声音逐渐消退了。
美国国会基本上不再关注此事，历届美国政府也转移了工作重心，科研机构将目光投向了其他领域。世界卫生组织虽持续索取信息，却缺乏实质性的施压手段。联合国大会、各类疫情相关国际会议、七国集团（G7）、二十国集团（G20）、北约、欧盟以及众多多边论坛，都悄然任由这一议题淡出视野。新冠病毒的溯源问题仿佛成了全球范围内一桩被遗忘的“冷案”。
人们甚至会产生一种印象：国际社会似乎集体给予了北京某种“特赦”，就像拜登总统给予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的那种宽免一样。最令人费解的问题并非中国是否阻挠了调查——因为阻挠事实显而易见——真正的谜团在于，为何世界各方最终竟接受了这种阻挠行为。
有一个被忽视的事实值得引起更多关注。
据美联社报道，2020年1月初，在疫情爆发态势显现后不久，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便下令就新冠病毒（COVID）的起源开展全国性的科学动员。北京方面迅速调动庞大的国家资源调查该病毒，同时收紧了对疫情相关信息的政治管控。在此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席军事病毒学家陈薇少将在武汉的疫情应对及涉及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工作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习近平当时的紧迫感完全可以理解。在那一刻，世界上恐怕没有人比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更有动力去探寻真相。在弄清病毒来源之前，习近平无法确定中国是否面临着另一种生物威胁，军事实验室是否发生了灾难性事故，地方官员是否隐瞒了关键信息，或者其政府的政治生存最终是否取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每一天的不确定性，都意味着多一天的战略焦虑。
如今，六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鉴于习近平拥有高度集中的权力、探寻真相的强烈动机、中国庞大的国家资源，以及中国在病毒学和生物技术领域世界一流的能力，若认为他对新冠病毒起源的了解并不远超世界其他地区，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然而，知晓真相并不等同于公布真相。如果真相危及中国共产党的稳定或合法性，那么掩盖真相便成了政治上的当务之急。
如果这一分析成立，那么新冠病毒的起源问题就不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从根本上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
如果兰德·保罗（Rand Paul）参议员以及每一位真正致力于揭示真相的美国领导人确实想要答案，那么他们的目标就不应仅仅是在有线电视新闻节目中与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争论胜出。美国已经耗费数年时间，陷入了充满表演性质、党派色彩浓厚且极具个人恩怨色彩的争斗之中；这些争斗虽能博取新闻头条，却无助于增进人们对事实的了解。
真正的挑战在于建立持久的国内与国际政治意愿，将新冠病毒起源的透明度问题作为对华关系中一项长期优先事项。这意味着要协调民主盟友，将溯源透明度纳入更广泛的外交接触之中，坚持要求获取证据，支持独立的科学调查，保护研究人员免受政治恐吓，并拒绝让这一问题仅仅因为变得“不便”而悄然淡出视野。简而言之，别再对北京网开一面了。而且，尽管应当尊重宪法传统，但现在是时候不再允许中国共产党“援引第五修正案”（即行使保持沉默权）来逃避追责了。
这场百年一遇大流行的受害者理应得到比华盛顿政客间又一轮口水战更好的对待；他们理应知道真相。
杨建利博士是“国家利益中心”（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的杰出访问学者，也是《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