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学教授尼古拉斯‧埃普利的新书认为，微小的联系行为能够建立起自由社会赖以生存的信任和善意
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教授尼古拉斯‧埃普利（Nicholas Epley）的著作《多一点社交：微小的选择如何带来意想不到的幸福、健康与人际联结》（A Little More Social: How Small Choices Create Unexpected Happiness, Health, and Connection，2026）可以帮助修复我们破败的公民社会结构，该书以一个关于帽子的故事开篇。
在通勤列车上，埃普利看到一位戴着优雅红帽的女士坐在他旁边最后一个空位上。周围的乘客都低着头，默默地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一片宁静之地。这时，埃普利对着那位女士说道：“我喜欢你的帽子。”她顿时眼前一亮。接下来的三十分钟里，他们聊起了家庭、工作，以及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常常选择忽略彼此。”
埃普利悖论（Epley’s paradox）很简单：我们是“社会性动物，我们的幸福、健康和成功都取决于”其他人，然而我们却常常不愿以积极的方式与他们建立联系。
埃普利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告诉我们，我们对他人如何回应我们社交努力的“过于悲观的预期”会阻碍我们“为他人做好事”，并在这个过程中阻碍“我们自己做好事”。
埃普利并非要求我们当中那些不善交际的人去开招待车或进行无休止的闲聊。他希望我们注意到那些阻碍我们为建设更文明的社会做出贡献的习惯性反应。
内向者可能会担心埃普利是在要求他们变成外向者。但是埃普利非常重视社交焦虑（social anxiety），他引用临床研究强调，治愈方法不是安慰（reassurance），而是暴露疗法（exposure）。
“焦虑的人不会通过思考来让自己感觉好一些；他们会通过感受来让自己思考得更好。”他说道。
《多一点社交》第一部分过分强调了外向性格的益处，导致其论述略显薄弱。正如18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指出的那样，内向（introversion）和外向（extroversion）并非绝对，而埃普利的最佳建议也并不需要外向。所以，内向者们，请继续阅读。
读了这本书之后，我想起了当年乘坐美国西南航空（Southwest）航班的那些年。每周的飞行让我成了“贵宾”（A-list），一位经常乘坐同一航线的女士常常站在我旁边排队。起初，她只是一张熟悉的面孔。后来我们开始聊天，最终，我们坐在了一起。这位排队的陌生人，原来是一位工作繁忙的空中交通管制员，童年时期还饱受孤儿之苦。埃普利的实验解释了为什么这段记忆如此深刻：打破日常沉默的一次小小的交流，就将通勤变成了一次意义非凡的互动。
其它形式的邂逅则更为短暂：比如在机场电梯里，对一位正忙着照看孩子、搬运行李的年轻妈妈说句暖心的话，一句不经意的赞美，或是与某个我们平时可能熟视无睹的人共度几分钟。虽然大多数互动不会发展成为友谊，但是每一次互动都在削弱那种“最好不要打扰陌生人”的固有观念。这些都是构建高度信任社会的小小举措。
在美国当代传记作家乔恩‧米查姆（Jon Meacham）所著的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传记中，他记述了杰斐逊与好友玛格丽特‧史密斯（Margaret Smith，1778-1844）的初次会面。这一幕展现了人们从远处想像出的形象往往是谣言、党派和恐惧所投射出的阴影。史密斯夫人所处的联邦党人（Federalist）圈子让她对这位“激进的民主人士”（violent democrat）——“所有阶层和秩序的敌人”（an enemy of all rank and order）——抱有戒心。然而，她发现杰斐逊事实上温和、体贴、平易近人。交谈中，他不再是漫画式的形象，而是真实的人。杰斐逊在结束与玛格丽特及其丈夫塞缪尔‧史密斯（Samuel Smith）的会面时说道：“我是你们的朋友。”
那么，为什么我们如此热衷于，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将潜在的朋友变成敌人呢？
我们常常根据自己对另一个人的想像来决定是否与他们交往。从远处看，陌生人、邻居、对手或公众人物都会变成我们恐惧所塑造的模样。但是埃普利的实验表明，接触通常会修正这种预判：对话让现实取代投射，往往揭示出对方比我们想像的更热情、更友善、更平易近人。
埃普利和他的合作者通过多项实验发现，我们系统性地低估了与他人建立联系带来的愉悦感。他们询问通勤者，如果他们选择独处还是与陌生人攀谈，通勤体验会更好。人们普遍认为独处是令人愉悦的，而与人交谈则是一种小小的考验。然后，他们分别尝试了这两种方式。结果却与预期截然相反：那些被要求与人交流的人通勤体验最为积极，而那些被允许独处的人体验最差。
“主动联系他人不仅仅是积极的”，埃普利写道，“而且是出乎意料地积极。”
虽然我曾经在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类型指标测试（Myers-Briggs scale）中被判定为内向，但几十年前，我克服了内心的抵触情绪，开始与来我家维修的技术人员和工人进行较长时间的交谈，从而领悟了埃普利的道理。我寻找机会与他们交流，了解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正如埃普利的实验所示，结果总是积极的。
表面上看，我和我结识的一些技术人员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其中包括一个身材魁梧、爱好是雪地摩托的男人。但是我们之间共通的人性远比外表所显示的要深刻得多。
在《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1739-1740）中，大卫‧休谟称人是“宇宙中最渴望社会的生物”，然后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
“或许，彻底的孤独是我们所能遭受的最大惩罚。没有陪伴，一切快乐都会黯然失色；一切痛苦都会变得更加残酷，更加难以忍受。”
埃普利认为，我们面对着敞开的冰箱却在挨饿，他提出了解决饥饿问题的可行步骤。
为什么我们总是做出如此严重的误判，而且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反复出错？埃普利观察到，社交决策“并非取决于决策实际会让你感觉如何，而是取决于你认为决策会让你感觉如何。”我们对陌生人、邻居甚至朋友如何看待我们的预测，往往悄无声息地、长期地过于悲观。
“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困惑、反馈不完整的学习环境中。”埃普利说道。
我们无法预见当我们拒绝开启那场对话时，它会如何发展。因此，悲观情绪始终无法消除。
“过于悲观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总是担心别人最糟糕的一面，就意味着你永远没有机会去了解别人最好的一面。”埃普利说道。
埃普利并不认同将社交行为仅仅视为一种情绪，而是将其视为一系列具有道德内涵的选择。该书第三部分探讨了其中的三种道德选择——感恩（gratitude）、善良（kindness）和诚实（honesty）——埃普利发现，在每一种选择中，都存在着同样的恐惧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我们常常因为预感到自己的示好会失败而有所保留，比如拒绝给予赞美、提供帮助，或是拒绝说出朋友需要的真诚话语。但是这种情况其实很少发生。
我曾多次撰写关于感恩的文章，并且几十年前就领悟到内心深处的忘恩负义，因此我发现埃普利关于感恩的章节或许是最有价值的。
当被誉为“美国心理学之父”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收到学生们的感谢信时，他坦白说，他之前的理论中遗漏了一些东西：“人性最深层的原则是渴望被欣赏。”
埃普利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讨论了这种渴望，以及我们不愿在他人身上满足这种渴望的原因。
休谟写道：“在人类所能犯下的所有罪行中，最可怕、最不自然的莫过于忘恩负义。”
一个自由社会的维系既非仅靠国家，也非仅靠市场。它建立在陌生人之间庞大的、未经立法约束的自愿关怀之上：人们愿意信任他人，表达善意，并将邻座的人视为潜在的朋友，而不是像埃普利的同事们所说的那样，视为“连环杀手”（serial killer）。
当我们低估彼此时，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愉快的交往，我们还会摧毁一个致力于自由的民族赖以生存的信任。
本文刊自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智库“美国经济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简称AIER）的出版物《每日经济》（The Daily Economy）。
作者简介：
巴里‧布朗斯坦（Barry Brownstein）是位于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altimore）经济学和领导力荣誉教授。他著有《领导力的内在修养》（The Inner-Work of Leadership，2010）一书，其文章曾发表在《经济教育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和《思想速食》（Intellectual Takeout）等刊物上。
原文：The Case for Talking to Strangers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