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ding/8月28日政治局会议后，上海市甘肃省两地政府一把手的变动，其实藏着一个挺有意思的经济学观察角度。先说现象本身：一边是现有体制内，不少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还在闲着，或者说边缘化了；另一边，新上任的上海市长朱忠明、甘肃省长孔绍逊，都不是中央委员，连候补委员都不是。
要是把整个人事体系当成一个内部劳动力市场来看，这就很典型了，存量资本闲置，增量配置却在破格。
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省部级的晋升路径其实形成了一套挺稳定的非正式规矩：直辖市市长、重要省份省长这个位置，一般得是中央委员，最次也得是候补委员。这条线从来没写进任何法律条文，但它起的作用一点不小。
它首先是个锚，能把交易成本压下去。新制度经济学讲得很清楚，制度的价值就在于消除不确定性。晋升阶梯一旦清晰、可预期，整个官僚系统乃至外部市场都能形成稳定预期，大概什么资历坐什么位置，政策偏好会怎么延续，这些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这种可预期性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资本，能替所有政府、企业、投资者省下大笔的解读成本和谈判成本。
可这个锚一旦被拔掉，预期的方差立刻就炸开了。市场得花更多精力去猜：新的人事逻辑到底是什么？旧的资历信号还作不作数？这笔额外的解读成本，最后还是得由所有市场参与者一起买单。
再往下看，这其实也是晋升锦标赛规则被改写了。周黎安提出的“晋升锦标赛”模型讲得挺到位：地方官员的干劲，很大程度上来自一场规则相对透明的比赛，中央委员身份就是这场比赛里一块公开挂着的记分牌。
现在这块记分牌被绕过去了，激励信号自然就跟着变形，竞赛的重心，从“比谁的治理成绩看得见”，慢慢滑向“争取那种看不见的破格特批”。放到经济学框架里讲，这就是从生产性努力滑向寻租性努力。那些还老老实实按旧规矩、在旧赛道上拼命的人，积极性难免受打击，逆向淘汰的担忧也就冒出来了。
还有一层，是组织信用被重新定价。一个组织能不能长期有效运转，关键看它能不能做出可信的承诺。要是一个组织可以随手打破自己坚持了几十年的非正式规矩，那等于变相告诉所有人：过去许下的承诺，以后未必算数。
这就是经典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组织里的人会本能地把原本该做长期打算的合作博弈，收缩成短期博弈，更愿意见好就收，而不是继续埋头投入。道理很简单，长期投入要靠稳定的规则环境撑着，现在这环境已经说不准了。
当然，换个角度想，组织自己愿意打破这个均衡，肯定也有它的算盘。大致逃不开这么几种：要么是想打破论资排辈，拿外部人选来冲一冲内部盘根错节的利益格局；要么是看中了某个岗位急需的专业能力，财政、金融这类，能力摆在那儿，资历就得往后排；再要么，就是想借一次成本很高的破格，主动放个信号出去，告诉大家旧的评价体系已经过去了，新标准要开始了。新的标准是山头还是忠诚呢？
所以说到底，判断这种破格划不划算，经济学上其实就一条标准：它是个一次性的例外，还是一个新规则的开端？
如果只是为了解决某个具体问题、就此一次的例外，那消耗的制度资本有限，换来的是配置效率的提升，成本是可控的。
但要是这种破格慢慢变成了常态，意味着“中央委员身份”这种用来降低系统不确定性的非正式制度资本，正在被持续折旧，而新的、可预期的均衡又还没立起来，那系统为此要付出的长期交易成本和信任成本，恐怕会远远超过短期人事调整带来的那点收益。
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笃然分析：四十年的不成文规矩被打破，表面看是人事安排，实质上是习近平在告诉整个官僚体系：唯一的晋升标准，是对我个人的忠诚，不是任何可预期的制度规则。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中共过去四十年能维持相对稳定的官僚运作，靠的不是法治，而是一套可预期的潜规则——你按规矩来，规矩保你升。这套潜规则虽然不民主、不透明，但它提供了一种"威权稳定性"，让官员知道怎么玩，让市场知道怎么预期。
习近平现在把这套潜规则打碎了，换成什么？换成他自己说了算。
问题是，"他自己说了算"不是一套规则，而是规则的缺失。当没有任何可预期的标准，官员的理性选择就只有一个——不做事，只表忠心。因为做事有风险，踩错政治红线随时完蛋；表忠心没有下限，总是安全的。
这正是毛泽东时代官僚体系最致命的病症——一个充满忠诚表演、没有人真正做事的系统。经济学上叫"激励扭曲"，政治学上叫"极权末期综合症"。
张又侠案的背景让这次破格更加耐人寻味。在军中大清洗、军委文件无人签字的同时，地方人事也开始绕过既有的制度框架——这不是两件独立的事，而是同一个逻辑的两个面向：习近平正在系统性地拆解所有可能产生独立权力基础的制度结构，用个人忠诚取代一切。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
一个靠忠诚运转的体制，在太平盛世可以维持表面正常；但在经济下行、外部压力、军队清洗同时叠加的危机时刻，这个体制会以惊人的速度失去执行能力——因为没有人愿意在规则不清的情况下做任何真正需要担责的决定。
中共正在进入这个阶段。
王笃然总结：习近平拆掉了四十年的规则，却没有建立新的规则——他建立的只是对自己的恐惧，而恐惧从来不是治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