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之锋、黎智英等人常被扣一顶帽子，叫汉奸。在党媒、小粉红及诸多蓝丝眼中，批评政府就是反中，找外国帮忙便是卖国，一律以“汉奸”呼之。然而细心一想，此话实有语病。首先，中共代表什么“汉文化”呢？马克思不姓马，列宁亦不姓列，被中共奉为圭臬的指导思想，跟中国文化传统八竿子打不着。如果黄、黎等人真的损害了当权者利益，极其量也只能叫“共奸”，而非“汉奸”。
从汉文化角度看，庶民从来没有效忠统治者的义务，以前也只有士大夫才讲“忠君”。统治者仁善，民众自然真心爱戴；若他跟一坨屎没分别，又何必强迫自己像吃屎般拥护？早于《荀子》成书的时代已有格言，表明人民大可作反：“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魏徵也常常以此警惕唐太宗，提醒他必须爱民如子。今天呢？人民反过来被教育要“爱国”——所谓“爱国”，说穿了，即拥护那个以枪杆子及法律巩固自家权力的党。
这样的文化，算是哪门子的“汉”？
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明白：一个劣迹斑斑的政权，根本就没有爱它的道理。所以孟子说暴君失道，人民就翘首盼望仁义之师，“诛其君而吊其民”，“若大旱之望云霓”。在孟子眼中，“外国势力”不一定是敌人，也可以是把人民从水火中拯救出来的义师。今天开口闭口“汉奸”的混蛋，有读过《左传》石碏的故事么？
春秋时代，卫国公子州吁弑君自立，“阻兵而安忍（自恃兵威，安于残忍）”，“未能和其民（不能和洽民心）”，百姓都饱受州吁暴虐。已告老归家的老臣石碏，知道儿子石厚是州吁的党羽，便设计把两人诱到陈国，再派人秘密向陈国求援，让他们拘执州吁和石厚。结果州吁被卫国派人干掉，而石碏则派遣家宰杀了儿子石厚，被《左传》称为“大义灭亲”。
可见在中国古代政治伦理中，“请求外国介入诛灭暴君”不代表卖国，而人民更没有义务去拥护为政不仁的“国内执政党”。把语境移到现代，“谁是汉奸”这问题就变得更有趣了。
中国现在还有皇帝吗？理论上没有，至少官方也不承认有。“忠君”这回事，是再也不存在了。现代社会，正如邹幸彤在狱中一再强调，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如果还有人被斥为“汉奸”的话，那他必然是背叛了人民、出卖了人民利益，而不只是冒犯当权者。可是一介平民黄之锋，又何德何能出卖人民利益呢？呼吁制裁几个港官，姑勿论此举是否众望所归，也是不可能损害人民利益的。
但回顾一下中共党史，画面就截然不同了。1950年代大饥荒期间，民有饥色，野有饿殍，中共却不顾人民死活，继续向苏联出口粮食、偿还贷款；“抗美援朝”期间，为了维持社会主义阵营形象，中共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参战，人民伤亡无数，国内民生资源也更加紧张；今天则有“一带一路”大规模海外投资及援建，而中国自身很多地区却仍然面对教育、医疗和基建不足的问题。
以上政策有其历史背景，或许不能简化成一句“卖国”，但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一个很合理的问题：如果爱国的真正标准，是把本国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那么在黄之锋、中共及其支持者之间，究竟是谁更似“汉奸”，或更有资格做“汉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