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网上有两张照片，第一张我放在下面，“穿旗袍的张爱玲，正紧跟着挑夫狂奔”；第二张照片也有文字：“1952年，深圳，罗湖桥头，草丛中”。作者似乎在营造一种“乘桴浮于海”的情势，可那大概只是小河沟，然而四九至五二年的深圳罗湖桥下，实乃“大陆变色”的楚河汉界，跨过这道鸿沟者，寥寥无几，而张爱玲之傲世孤立，又遭世道讥讽，说她读烂红楼、错嫁男人、弃世遗立，她在当代中国，仅一人而已，此非历史现象，毋宁就是思想史。
穿旗袍的张爱玲，正紧跟着挑夫狂奔
一、阴暗而深刻
一九九五年秋﹐报上刊出张爱玲去世的消息﹐中文媒体议论纷纷﹐有称“孤绝之美”﹑“遗世独立”的﹐也有人说这是“疯狂和天才的临界点”﹐还有人说她“几十年过的非常狭窄﹑阴暗﹐但很深刻”。总之没有人知道这位绝世之才的晚年心境﹐这是最神秘的。
而我却在想﹐对生的淡泊﹐这种境界是迷人的﹐但不靠什么信仰的外力﹐张晚年的孤绝靠什么支撑﹖不信永生与不朽﹐难道是一个女人的独特发现吗﹖人们议论她，独立﹑自主，但不快乐。我则弄不懂：一种对生命的不是绝望﹑不是厌世的看淡﹐对世间不是仇视不是蔑视的冷漠﹐对一个活到七十四岁的人来说﹐时间是怎么被熬掉的﹖我只是觉得难熬得很﹐而她内心再未有过冲动吗﹖最后﹐她一直不走是在等什么呢﹖她难道只活在当年的孤岛上海﹖
她最后一次见胡适在纽约﹐在严冬站在街上看河看怔了﹐“……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时代没有站在这两个纯中国文人的一边。张的封笔﹐可能就始于那年严冬在曼哈顿河畔，而胡适，我们这代人难免低估这个开荒者﹐在中国知识传统上﹐他是他一类的最后生还者，前有古人，但后不见来者。
后来我又读了一本司马新著‘张爱玲与赖雅’﹐读她晚年弃世孤居的景况﹐不寒而栗，她竟为避虱子而在洛杉矶的汽车旅馆辗转住了三年半﹐随身多年的家具只有一只钢制的台灯。
张爱玲其实只在二三十岁时写出好东西﹐后来的世道已不给她创作的条件﹐她还是苦苦挣扎﹐但无用。才华并不决定一切。心和情绪的适应外界占了很大的分量。作为女子她也是最悲剧的﹐爱过的两个男人都不值得﹐而令她付出极巨﹐耗尽生命。她自己却从未写到这一层。
我终于明白她的弃世。这个世道是不值得人对它抱乐观主义﹑希望﹑幻想以及理想的﹐乐观无非是自我安慰﹐而理想基本上是幼稚﹑无知甚而残忍。无力改变外界以保护自己﹐则只有弃世。张的小说是很世俗的﹐弃世使她无法再去临摹人世﹐尤其是对人情之绝望﹐让她那支婉约之笔失去魔力。她的英文写得极好﹐却不能靠英文创作成功﹐或许也是一种与现代社会的格格不入。由此观之﹐文字乃生命之流露﹐源头伤尽或可有伤感文字但也可能绝尽。
二、不动声色写人性之微妙
从普大东亚系葛思德图书馆借了张爱玲的《流言》。她是天生的作家，自称九岁就开始写小说，也是从模仿《隋唐演义》、张资平似的新文艺烂腔、张恨水的鸳鸯蝴蝶派等开始的，还写过一篇章回的《摩登红楼梦》。
她说，小说不是想写就可以写的，“譬如说我现在得到了两篇小说的材料，不但有了故事与人物的轮廓，连对白都齐备，可是背景在内地，所以我暂时不能写。到那里去一趟也没有用，那样的匆匆一瞥等于新闻记者的访问。走马看花固然无用，即使去住两三个月，放眼搜索地方色彩，也无用，因为生活空气的沁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不能先有个存心。文人只须老老实实生活着，然后，如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到的一切写出来。”
她是说的小说不能硬写、靠材料来写，只能写生活里的琐事，如她自己最擅长的恋爱结婚、家庭冲突、生老病死，那不是太专门的，生活里平平常常的人情世故而已。这也是中国传统话本的题材，不过古人有时候是专门去搜集民间传说、口头故事来加工，如冯梦龙之辈。至于张爱玲的技术处理，那是她读古典小说读来的，如把《红楼梦》读得那样烂熟，是把语言和技巧都读出来了，另外，她有一种古典的审美，渗透在文字里。
又借到《海上花列传》的张爱玲国语转译本，她改为《海上花开》与《海上花落》两册。繁琐平庸的晚清狎邪小说，如今去读真是不耐烦，唯有张爱玲的文字还是好，从中可见她流亡美国尝试英文写作失败之余，还是钟情于中国传统小说之技法，竟耗费精力去把这部吴语方言的小说全部翻译出来，出版时附有一篇《译后记》，是很好的文章，对小说技法颇多议论。中国传统小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法，就是在日常的吃喝玩乐之中，不动声色刻划人性的微妙处、幽暗处，《海上花》也只写清末民初一群闲人在上海妓院里如何喝花酒、调情、解闷而已，填写了百年前人生的一个空白。
张爱玲说，《红楼梦》是一个高峰，而高峰成了断隘。但是一百年后倒居然又出了个《海上花》。《海上花》两次悄悄的自生自灭之后，有点什么东西死了。死了什么？她没有说。可能是指那种含蓄，那种在繁琐平庸中不动声色写人性之复杂微妙的技法，而且一定要写得让后人去考据才肯罢休。
又读《儒林外史》，读得极有兴味。书中写出至少清末的世态，下层文人儒士与佛道的关系极密切，穷教书匠大凡是在庙里开馆，靠和尚供奉；第七回讲两个童生乡试出来，就到观音庵摆酒，和尚迎接，先拜佛，再向和尚施礼；庙里也供着中举人的牌位；又写此二人考中后，一个道士便来行骗，作扶乩，二人需设坛、焚香、默祝，任道士沙盘乩笔，算出富贵、穷通、贫贱、寿夭来。这些细节很关键，是故事的衬底。现代中国的此类衬底是什么？
很奇怪，到读《海上花列传》，才读出《儒林外史》的好处，主要是觉得那种文字，更适合男人的味道，不像《海》甚至《红》，乃是男人写女性写得好，女性反而从来没有写出过，只到张爱玲才欣赏得了，于是模仿《红》，成现代文学一个源头之一，反而《儒》的风采失传了。《儒》是老辣、幽默、世故的，刻意不在风月场，而在男人的功名场；中国文化底下，写男人不沾风月方能成全男子气，一沾风月就是污秽不堪，乃至兽性大发。传统小说爱写男女风情，却永远是意淫，永远是男性中心，于是今日你不可能再套用那种技法，那技法只在刻划卿卿我我之中炉火纯青，否则没有味道，不是小说；《儒》则回避了这个泥潭，可以把男人写得丰满一些，不是只在胭脂气里显身段。
三、她写出了中国古典的悲怆落幕
张爱玲不是学者，也没读过什么比较文学，但她的品味，好得并世无两，不仅是第一流的红学家，也是后人不敢望其项背的文学史家。
她说读《海上花》：“我十三四岁第一次看这书，看完了没得看了，才又倒过来看前面的序……此后二十年，直到出国，每隔几年再看一遍《红楼梦》《金瓶梅》，只有《海上花》就我们家从前那一部亚东本，看了《胡适文存》上的《海上花》序去买来的，别处从来没有。”这篇《译后记》洋洋洒洒万言，津津乐道于青楼迷幻的恋情，以及小说技法，又旁及‘红楼梦’，胜似闲笔，却一点不比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逊色，或也可视为对她上一代的五四巨子们文学观作结，更仿佛写了一曲中国古典的悲怆落幕。
对古典小说，她几个字就说透了：“旧小说好的不多，就是几个长篇小说。”“《水浒传》被腰斩，《金瓶梅》是禁书，《红楼梦》没写完，《海上花》没人知道。此外就只有《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是完整普及的。三本书倒有两本是历史神话传说，缺少格雷亨·葛林（Greene）所谓‘通常的人生的回声’，似乎实在太贫乏了点。”她比胡适更看深了一层。胡适欣赏《老残游记》，她则衷情这本《海上花》。
通篇看去，张爱玲真是一个曹雪芹的来世转生，“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诠释“恋爱的定义之一，我想是夸张一个异性与其他一切异性的分别”；“虽然没这么理想，妓女从良至少比良家妇女有自决权。嫁过去虽然家里有正室，不是恋爱结合的，又不同些”；“盲婚的夫妇也有婚后发生爱情的，但是先有性再有爱，缺少紧张悬疑、憧憬与神秘感，就不是恋爱，虽然可能是最珍贵的感情。恋爱只能是早熟的表兄妹，一成年，就只有妓院这脏乱的角落里还许有机会。再就只有聊斋中狐鬼的狂想曲了。直到民初也还是这样。北伐后，婚姻自主、废妾、离婚才有法律上的保障。恋爱婚姻流行了，写妓院的小说忽然过了时，一扫而空，该不是偶然的巧合。”
她读烂了“才子佳人书”，才读出一点诀窍。“本来此书已经够简略的了。《金瓶梅》《红楼梦》一脉相传，尽管长江大河滔滔泊泊，而能放能收，含蓄的地方非常含蓄，以致引起后世许多误解与争论。《海上花》承继了这传统而走极端，是否太隐晦了？没有人嫌李商隐的诗或是英格玛•柏格曼的影片太晦。”
她责备现代人枉负了古典文学描摹的爱情，“‘爸爸，我爱你’，‘孩子，我也爱你’只能是译文。惟有在小说里我们呼天抢地，耳提面命诲人不倦。”“前几年有报刊举行过一次民意测验，对《红楼梦》里印象最深的十件事除了黛玉葬花与凤姐的两段，其他七项都是续书内的！如果说这种民意测验不大靠得住，光从常见的关于《红楼梦》的文字上——有些大概是中文系大学生的论文，拿去发表的——也看得出一般较感兴趣的不外凤姐的淫行与临终冤鬼索命；妙玉走火入魔；二尤——是改良尤三姐；黛玉归天与‘掉包’同时进行，黛玉向紫鹃宣称‘我的身子是清白的’，就像连紫鹃都疑心她与宝玉有染。”
她也有极好的历史感：“抛开《红楼梦》的好处不谈，它是第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长篇小说，而我们是一个爱情荒芜的国家。它空前绝后的成功不会完全与这无关。自从十八世纪末印行以来，它在中国的地位大概全世界没有任何小说可比。”“百廿回《红楼梦》对小说的影响大到无法估计。等到十九世纪末《海上花》出版的时候，阅读趣味早已形成了，唯一的标准是传奇化的情节，写实的细节。迄今就连大陆的伤痕文学也都还是这样，比大陆外更明显，因为多年封闭隔绝，西方的影响消失了。当然，由于压制迫害，作家第一要有胆气，有牺牲精神，写实方面就不能苛求了。只要看上去是在这一类的单位待过，不是完全闭门造车就是了。但也还有无比珍贵的材料，不可磨灭的片段印象，如收工后一个女孩单独蹲在黄昏的旷野里继续操作，周围一圈大山的黑影。但是整个的看来，令人惊异的是一旦摆脱了外来的影响与中共一部分的禁条，露出的本来面目这样稚嫩，仿佛我们没有过去，至少过去没有小说。”
她的时空穿越没人写得出来：“中国文化古老而且有连续性，没中断过，所以渗透得特别深远，连见闻最不广的中国人也都不太天真。独有小说的薪传中断过不止一次。所以这方面我们不是文如其人的。中国人不但谈恋爱‘含情脉脉’，就连亲情友情也都有约制。”“上世纪末叶久已是这样了。微妙的平淡无奇的《海上花》自然使人嘴里谈出鸟来。它第二次出现，正当五四运动进入高潮。认真爱好文艺的人拿它跟西方名著一比，南辕北辙，《海上花》把传统发展到极端，比任何古典小说都更不像西方长篇小说——更散漫，更简略，只有个姓名的人物更多……当时的新文艺，小说另起炉灶，已经是它历史上的第二次中断了。第一次是发展到《红楼梦》是个高峰，而高峰成了断崖。但是一百年后倒居然又出了个《海上花》。《海上花》两次悄悄的自生自灭之后，有点什么东西死了。”
四、张爱玲只身逃亡海外
协和医院割错了一只肾而使梁启超死在五十五岁英年，这个细节难道是薇尔玛•费正清写的传记第一次提到的吗？当时协和医院还给隐瞒下来，错割乃因护士以碘酒标位标错，而手术医生没有double check，这么一丝疏忽便断送了中国呼唤现代的第一支如椽大笔，人生恰如饮冰室主人晚期眷慕佛教所言之无常，而最早进入传统中国的西医及其系统可以秘而不宣的行政技术，真是叫人惊叹！
西医也耽误了任公长子思成摔断的腿，令其一生跛足。任公爱惜教诲乃至操切安顿爱子一切的苦心，在中国暧昧如晦的现代前夜，是何等感人而又辛酸，从安排学业、留洋直至婚姻，他的择媳眼光之犀利亦可谓空前——原来思成醉心建筑学暨中国古建筑样式研究，到底还是受了才女徽因的影响，这也是薇尔玛第一手史料、首次透露？可见林徽因乃第一流人才，喜好艺术如诗歌、戏剧、美术，在宾大以美术学士毕业（虽然读的还是建筑），又去耶鲁读舞台布景，建筑学于她只是次等的兴趣；又可见她与徐志摩之间也是第一等人才的相慕，不必一定是男女之情，她以女流须得先屈服现实，认领梁家婚约，把志摩闪失得离婚后仓皇撵回中国、又跌进下一个“成熟女人”的泥淖中，以为替代，还不能屈服现实，须以“追求自由”之堂皇高调来掩饰，所以现代文学史早期最美的散文，是一个失恋的第一等人才的流涕，不过借了西化“自由”的桂冠而已，胡适等人对他的辩解自然苍白，而任公的道德责难亦流于自私。思成以西洋建筑理论解构中国古建筑样式之谜，完成一桩堪称旷古之业，荣获普林斯顿荣誉博士，又称“大师”于中国大陆，到底不过是匠术，而才女林徽因只留下了几首小诗，和这个世界对她的惊羡，如此而已。
徐志摩“没心没肺”，他想从王赓那里夺爱陆小曼，又怕“军阀”势力威逼，独自逃往欧洲避祸，却又去找张幼仪，还要前妻陪他去看被他抛弃而夭折的儿子彼得之骨骸，还写了一篇散文，父亲做到这一份儿，大概在传统和现代都不可思议。他与幼仪离婚，其实是爱慕林徽因，陆小曼不过他的一个‘红纷知己’，却被“五四”时代赞为追求爱情的传世佳话，真有些可笑。大量知名人士在此事上大事宣染，包括胡适在内，均因徐志摩的诗写得太好。而王赓黯然退出，不以其权势干预此“夺妻之恨”，实乃他是一个西方教育出来的人。王赓被淹没是很彻底的，至今不仅早已被中国人遗忘，想找一点有关他身世的资料也是大海捞针一般。价值破碎下的人格破碎，其所谓“暧昧如晦”，不只是“夹在中间”那么简单，风俗还是旧的，新潮诱人但是也杀人，因为人言可恤，张幼仪就处处忌惮人言，父母公婆甚至弟兄儿子；林徽因“一九三四年硖石车站”，她那篇散文的咏叹，谁又写得出来？她一生仿佛都处在这微妙却残酷的caught in the middle﹙夹在中间﹚，而凌叔华何尝不是？
林徽因此人，真是民初中国一位罕见才女，悲剧性的深刻也是群芳之冠，庶出于林长民之妾，一生为母拖累；爱幕神交于徐志摩，但不愿嫁给他；与思成的感情如何不得而知，但有建筑分心，可是她最杰出的设计“故都的项链”（北京城墙改公园）付之东流，而后她可能伤感而死。她的天赋在艺术的多方面，真正一个绝代佳人，要涵盖了四九后的命运之逆转，才更显悲剧性。
八十年代我接触梁思成题材，对他如此屈服于专制的颟顸很诧异，与他对中国古建筑的醉心不协调，一种性格上的软弱，只有对自己“洗脑”一个向度，丝毫没有反抗，还在反右中入了党，不可思议。从薇尔玛的书中可以看出，这是梁启超对这个儿子早期严厉的压迫式教育的后果，使思成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意识，二十年代在费城留学所受西方之教育对他影响不大。
我曾为梁思成写了一篇《最后的故都》，偶然看到一个资料，说四八年中共围困北平时，曾到清华园找梁思成询问攻城打炮需要避忌哪些古建筑，令梁林极为感动；但江山到手后，大肆毁灭古城，为建天安门广场先拆金水桥前三座门、正阳门牌楼，后为交通又拆东西四牌楼、北海“金鳌玉东”桥，急得梁林直哭。梁林曾饱受日本侵华战争之苦，颠沛流离大西南特别是李庄那九年，对他们是一个彻底的幻灭，所以抗战后对国民党打内战深恶痛绝，其实他们不知道是共产党非打不可；这个时期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一边倒是普遍性的；后来在共产党极权下是更彻底的毁灭，可是没有资料显示他们有过再次的幻灭，梁思成从精神上被征服是明显的，那么林徽因呢？看不到资料。他们那个儿子梁从诫有篇回忆，竟刻意突出母亲“思想改造”的一些资料，尤其是林给梁的两封信说她如何被斯大林所感召，以及如何对自己“改造”，读了令我有一夜竟不能成眠。只有第一次幻灭，此后在更剧烈的精神奴役下连第二次幻灭的能力都没有，这是非常悲剧性的，尤其在林徽因的个案上，她是一个具有叛逆性格而又不极端的极有教养学识的天才，竟也是这种结局，这是我难过的地方。也许她的早死才能解释。同情他们的费正清夫妇则要到八九年天安门屠杀后才有所醒悟，也是一个悲剧。从梁启超到其孙子，真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个缩影。梁从诫对其母之墓碑文革中被毁毫无愤怒。
至于胡适，五四新文化之大纛，鼓吹“全盘西化”，却厌恶基督教之“传教”，难道不是一种“失根”的西化？如此说来，胡适反传统即挖“中国之根”，亦厌恶“西洋之根”，所以他一生盛名，乃是向中国输入了一个“无根的现代化”，难怪日后中国的堕落无底。《胡适日记》中还有他对英美在华教会教育的看法，如1921年某次东兴楼饭局，他认为基督教不过是“迷信”而已，虽然他们很羡慕西方近世文明如医学、学校、贫民窟居留等等，这是民初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宝贵资料。那时有所谓“非基化”运动，当今教会人士皆认为与“五四”思潮有关，看胡适日记果然不错。难道因此也使得中国现代前夜暧昧如晦？
王国维预知而自沉昆明湖、陈寅恪看尽兴亡目失明、张爱玲只身逃亡海外，果然中国后来“亡天下”，成了一个地蛮天荒世界，大知识分子一边倒的阿谀新政权，毛泽东肆无忌惮地侮辱文人、调教干部、戏弄民众，而无人敢出一声，出声的都割掉喉咙，枪毙的还要你付子弹费，由此任他闹饥荒闹文革，以致发生惨绝人寰之“七仙女”被剖腹；“红太阳”民族主义交替凌迟人性，人伦及生态一路崩解至尽头，连达赖喇嘛也逃离西藏高原，西方再此恐惧“黄祸”……
一九九七年春天，我沉浸在民初人物之中，陆续写了王赓、林徽因、徐志摩、赛珍珠等，民初真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
1、诗人：有点李白古风，仙魔而赣大；
2、才媛：冰雪聪明，却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3、建筑师：天才而自卑；
4、哲学家：透彻而圆滑；
5、维新大蠹，却仍然“包办婚姻”；
6、新文化旗手，二重人格；
7、杂文鬼手，自卑而阴暗。
其他如林语堂、郁达夫、冰心、丁玲、沉从文、陈衡哲……
我有时候会纳闷，这样的时代，为什么只会星光一闪就寂灭了？
五、“我是从罗湖桥走出大陆的”
普林斯顿小镇，被一条小街糖葫芦似的贯穿，南端伸出去的签子，接206号小高速，逶迤而去，一路都是参天古木，夏季尤为绿荫深浓。那一带是普镇精华，林木中散落栋栋宅院，让我油然想起王维辋川绝句里的“仄径荫宫槐，幽阴多绿苔”。这个世纪之交的十几年里，我驱车往返那丛林小径不知几何，常常不是伴随着翻腾的思绪，就是悲伤的咀嚼，皆因这是我生命中劫难的一段岁月，而小径之旅每每又是受用不尽的精神陶冶。
大凡是造化的捉弄，一众六四流亡者被那常青藤名校接纳，落脚普镇，我也忝列其间。大家在东亚系弄出一个流亡项目，有一次请历史学家余英时讲讲什么是历史。他说，你们是创造历史的人，写历史则是另一回事情，你须先知道前人说过什么，然后才知道你能说什么。当时在座的，有不少八十年代如雷贯耳的角色，且刚刚逃出一个血腥历史，然而“创造历史的人”竟是写不来历史的，这是后来才知道的。我则非但没有写成什么史，反而跌入一场“离魂历劫”的个人灾难史，流亡项目散了，我却滞留下来又多年。
我孤寂中读了余先生写的陈寅恪身世后，又一次同他谈了近六个小时，旁及人生和学术诸多话题。先生说我：你静心修练几年，会成完全另外一个人。他说，为中国忧虑的人，常常会遭遇大不幸。你要从困境中摆脱出来，跳出来你才更理智清醒，缠在里面不好。要有长期准备了，也许是一辈子没有尽头的，从最坏处着眼，期望不要过高，你才不至总被失望击倒。去同历史上的优秀人物接通心灵，充实自己。陈寅恪四九年后就是在极度的悲苦中只写心史的。我想谈陈寅恪，先生则对我谈了很多粱启超，他说，超越自己的过去不容易，梁启超就是靠接受新知不断超越自己，后来康有为都说“我不如卓如”。
后续几年，我直接就在余太太陈淑平的引领下，从普林斯顿“1915级的优秀生”王赓开始，一路写了张幼仪、徐志摩、陆小曼、林徽因、赛珍珠等一个“五四人物”系列。常常是在美国东岸被暴风雪袭击的那些苦寒日子里，用小纸条贴满书的精彩处，再去图书馆找其他参考书。我的英文也是那时候才读通的，写林徽因时参考一本英文传记，有耶鲁史景迁的一篇序，写得大气磅礴（余在耶鲁任教时，陈淑平是史景迁的中文助手），我翻不出来去请教余先生，他教我如何从意思而不是从词句上翻译这类英文，最后还是他亲自润色的。（后来台湾出版这书中译本时，译者很欣赏我译的这几句，全搬过去了，还付我几百美金。）那时余先生见我沉浸在徐志摩的往事里，竟送了一套徐志摩全集给我，我是颇醉心徐的散文，尤其是写杭州西湖的文字；但是回望上个世纪初的这些巨灵才媛，都是何等了得的人物，却哪一个不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五四人物”练笔，其实是我的一个“书写复苏”，不久我便应杨泽之邀，在时报《人间》副刊写起一年“三老四少”，最后由季季编辑成书《离魂历劫自序》，这个书名就是我向余先生讨来的。这本书写到结尾时，屋后出现郁金香，开得正盛。余先生暮色里悄悄来看过那神奇的花。
余府仍掩映在那丛林中，小径狭窄而坑凹不平。那时余先生还在教书，府上门可罗雀，余太太照料着他的饮食起居，大西洋飓风或暴风雪会刮断树枝电线，掩埋道路，他们一直到退休后还住在那里。
2001春天普大有一场“中国的过去与将来”国际学术会议，其实余先生的荣退典礼，我去听了两天他的弟子们发言，觉得他们是被“余老师”训练得可以做学问了，都是从很小很专门的一点出发去研究，如王梵森谈明清盗版问题，罗志田则谈民初的《山海经》热，罗是唯一从大陆赶来的，变得很俏皮，说余先生在大陆如今已是“一尊偶像”，某人从海外回国捎来一本书到处炫耀：“这本《土与中国文化》最畅销。”
余英时的“士魂商才”，就是中国版的韦伯“新教伦理”，讲的都是一种正派商业精神，中外皆然，我在美国生活感受很深的一点，也是这个东西，美国人人炒股，天上掉馅儿饼的大有人在，豪宅名车却游手好闲的人约十分之一吧？但那十分之九都视其为当然，没有嫉妒两个字，自己依然老老实实赚辛苦钱，一分是一分，我周围都是这样的人，小康而快乐。中国大概要恢复到这种境地，才是正道。
大体来说，市场经济之下，必须经过一个很长的法制形成过程、银行系体完备过程、保险制度完备过程、必要适量的福利制度完备过程等等，才可能把传统的权力交换彻底转换为市场交换，其间无数的社会化细节大概要费百年岁月，才能渐进完成，而且还必须在一个风调雨顺、安定的百年里。由此而见，中国的一切，最终还是归结到不能激进，余英时的历史观在此便尤其显出深刻。
浩瀚的中国典籍，是没有“童子功”就不得入门，也无处问津的，有趣的是，余英时这样的“童子功”教授，全世界也没剩几个了，他从耶鲁走后，那里的中国研究，就只剩下史景汉这个不靠中文也可以一辈子给洋人写中国古典故事的牛津汉了。往下美国学界还会不会产生一个余英时，就希望渺茫，所以西方汉学的危机已是可以看到的了。依我看，美国学界如果懂行，似应在普林斯顿或耶鲁，让余英时这样的硕果仅存者，从中国找几个幼童来，关在校园里，不碰英语，专门办私塾，也许还可以一脉香火传承。
余先生也常说“对中国这个民族失望”。2000年法国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一大早就有电话来采访，我说这是他个人的荣誉，跟中国和中国现代文学无关，台北的杨泽一听就笑起来说“真是怪人怪语”。其实瑞典煞费苦心，还是嘲弄了 中共当局和中国现代文学，余英时说他很高兴这种选择，但也怪我说得太极端。高之获奖，至少是一个常识，即中文人才大量流失，流到中文意义世界之外去了，而中文世界品质下跌，通俗占据主流，阳春白雪已成绝响，种种下里巴人的说书、童话、言情、武侠、连环画汹涌澎湃；相反则是，在中文世界之外，却可养育孤独的中文精华。后来高行健的演说词出来，我立刻传真给余府，余先生随之来电话说“真好，不卑不亢，有自信”，并移用苏东波句，稍改两字赠高：“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今已破天荒”，非常精当。
2006年底余英时获克鲁格奖。余英时的眼光，实非眼下一般中国学人所能比肩者，在于他视此奖为“西方社会如今更平等的看待中国这种古老文化”、“是真正有兴趣脱离‘西方为中心’的思维”，这种虚怀若谷，乃儒家真道，他的感言也是对中国传统的一次重估：第一、中国传统是“转轴时代的原创超越”；第二、在与早期印度佛学和晚近西学的比较中认识中国传统，摈弃“中国中心主义”；第三、中国的“朝代循环”不似西方模式；第四、中西文化、价值的重叠、共识多于对抗。这么高屋建瓴的概括，中国学人中无第二人可为，其支撑不仅在学养，更在心胸气度，即一种态度，从余的身手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失落的更是一种态度。
从这里也可窥见余的学养何以围绕、尊崇两人：陈寅恪和胡适，前者长于印度佛学东渐中土的学识，后者则慧识于晚近西学东渐，此相距两个千年的文明演化，昭示中国传统应对变局、顺应大势，皆依据内在感悟到的人类共通价值，而这也是余英时坚守人权、人道、民主价值的根柢。近六十年中土的变局，则是传统衰微而沉渣泛起，一百余年中土应对变局唯有激进之道，终于是耗尽自我精萃而又未得普世真道，两厢落空，直面此情境，余英时洁身自好，凛然拒斥一切诱惑。他一直讲两个字：“骨气”。
然而，从普大退休的这位讲座教授，后来自愿给自由亚洲电台做“特约评论员”。2011年秋某日，余先生打电话来问，纽约时报称香港歌剧《中山逸仙》在北京的演出突然叫停是何故，我查网上说中共忌讳纪念“辛亥百年”有影射之嫌，急速降温，于是找了有关信息传真过去，他要准备在自由亚洲电台的节目讲讲，接连打了三次电话找不到我，我出去采购了。晚上陈淑平来电话才讲出原委，原来余先生日前与北京《经济观察报》记者马国川访谈《回首辛亥革命》，是近来他极精彩的谈话，国内封杀，却被董桥欣赏而刊登于《苹果日报》。我这才找来阅读，果然把所谓“晚清变革”、“辛亥意义”捋得一清二楚。近十几年，“反‘反传统’”渐成主流话语，进而对“辛亥推翻皇权”作负面诠释、否定孙中山已成时髦，一个替代的说辞，即“西太后亦做了改革”堂而皇之成立，却是欲为中共今日“不改革”辩护。哪知“批判激进主义”的大师，率先肯定“辛亥”、否定“晚清变革”、极言“满洲党”不肯改制才诱发革命，进而肯定革命并非“暴力”，甚至“军阀割据”才有多元空间而生出“五四”，比比皆历史洞见，非“大师”不敢言也。由此便也印证“所有历史皆当今史”，不从当下出发说历史则无异于空谈妄说。余英时满腹经纶，把玩古今于谈笑之间，却不沾一丝迂腐或高深，当今一人而已，学问可以安身立命的境界，大抵如此。
2000年底我有一则日记写道：余英时为文称八九年以来是“天地闭、贤人隐的十年”，此句出自《易经》，他说此话如今只对那些不识时务的知识人才有意义；在早已无“神”的“神州”，知识分子被“先锋队”视为“乱源”，“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陈寅恪1953年的诗句复见于新千禧年伊始之际，这不是“天地闭、贤人隐”又是什么？感恩节前陈淑平告诉我，余先生的表妹张先玲，儿子王楠被子弹打死在天安门广场的一个母亲，要来美国探亲了，他们约在华盛顿见一面。节后余先生来电话：“告诉你一件奇闻，这次见了张先玲才知道，她的妹妹原来是丁关根的太太，也就是说，这个丁关根居然是我的表妹夫，不过我完全记不得张先玲下面还有一个小妹妹，五十多年前我在他们家住过一年，对她还有一点模糊印象，他们桐城张家，出过两个宰相的。这事只告诉你一个人，不能传出去啊。”秋天他从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访问归来，我们在电话上聊起大陆暴富风景，他说他对民主制度在中国，短期内已不做预想，我估计他的失望也包括近来台湾的乱局，那么我问他，难道中共就此稳坐下去了？“我想，大概要等那一代人都走完了才行，就像苏联，恐怕是要七十年的，放心，你是可以看到的，我则看不到了……”他说。
有人从国内，带来一套“余氏老宅”的照片给我，起初我想冲洗出来，寄给普镇余府，出去找到最近一家洗印店，未料那里的设备偏偏坏了，我也没去再找一家。回家跟傅莉商量，她则一再劝阻我：“你去打扰余先生干啥？他已经死了回家的念头。”据捎来照片的人讲，安徽潜山的余氏老宅，现已定名为“余英时故居”，作为当地旅游资源而整修装潢一新，照片可见于故居正堂上高悬“五世同堂、七叶衍祥”匾额，乃乾隆御赐；另有一间屋子上悬挂“余英时主卧室”字样。这就是余先生文墨中常常写到的“潜山县官庄乡”，“在群山环抱之中，既贫困又闭塞，和外面的现代世界是完全隔离的。官庄没有任何现代的设备，如电灯、自来水、汽车，人民过的仍然是原始的农村生活”，“我的八、九年乡居使我相当彻底地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而由生活体验中得来的直觉了解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有很大的帮助。”（《我走过的路》）
余英时从那个山乡走出来，再也没有回头。聊天时他曾跟我说，1978年他曾随美国学术代表团访华，看到的是“城郭如旧人民非”，他发誓不再踏上那块土地。记得1993年秋我们在水牛城出了车祸，余先生余太太搭火车赶来，我把余先生从病房拉到外面，哭着说“我想带傅莉回国去”，他很诧异我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念头：“共产党会那么仁慈吗？”整整二十后，2003年春我父亲癌症病危，中共就拒绝给我回国签证。这个时间长度，显示了一种洞穿力，至今中国人中极少具备它。
“我是从罗湖桥走出大陆的。”有一次也是聊天中余先生说。1950年，他可说是在改朝换代之惨烈变局中，极偶然地逸出中国本土的大崩坏，先香港后美国经西方教育系统训练，成为当今中国人文第一人。
2026-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