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 Famine: Stalin’s War on Ukraine
作者：安爱波邦
原文作者： Anne Applebaum
译者：刘卉立
出版社：猫头鹰新功能介绍
出版日期：2026/09/05
ISBN：9789862628577
目录
｜目次｜
导读乌克兰大饥荒是天灾还是人为造成，是沉默的抗议还是种族灭绝？／周雪舫
前言
第一章乌克兰革命，一九一七年
第二章叛乱，一九一九年
第三章饥荒与停战：一九二○年代
第四章双重危机，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
第五章集体化：农村革命，一九三○年
第六章叛乱，一九三○年
第七章集体化失败，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
第八章饥荒决策，一九三二年：强制征粮、黑名单与边境管制
第九章饥荒决策，一九三二年：乌克兰化政策的终结
第十章饥荒决策，一九三二年：搜粮与搜粮队
第十一章饥饿：春季与夏季，一九三三年
第十二章求生：春季与夏季，一九三三年
第十三章余波
第十四章掩盖真相
第十五章乌克兰大饥荒的历史与记忆
后记重新审视乌克兰问题
注释
参考书目
图片来源
序
序言
警告的迹象十分明显。早从一九三二年初春，乌克兰的农民就开始挨饿。来自苏联各地粮食产区的秘密警察报告和信件——北高加索、伏尔加地区、西伯利亚西部——都提到了儿童因饥饿而身体浮肿；无数家庭靠吃草和橡子维生；农民逃离家园寻找食物。三月，一个医疗委员会发现敖德萨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出现死人曝尸街头的惊骇景象。没有人有力气去埋葬他们。在另一个村庄，地方当局试图向外人隐瞒死亡人数。即使事实就摆在访客眼前，他们也矢口否认。
有些人直接写信给克里姆林宫，要求解释：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有任何一条苏维埃政府的法律规定村民必须挨饿吗？我们这些集体农庄的工人，从一月一日以来没有吃过一片面包……眼看就要饿死，而还有四个月才收割庄稼，我们怎么能建设一个社会主义人民经济呢？我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难道就是为了回来挨饿，眼睁睁看着我们的孩子们饿死吗？
其他人则无法相信苏联政府会负起责任：
每一天，村里都有十到二十个家庭死于饥饿，儿童纷纷出逃，火车站挤满了逃难的村民。乡下已经没有马匹或牲畜了……资产阶级在这里制造了真正的饥荒，这是资本主义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让整个农民阶级与苏联政府对抗。
但资产阶级并未造成饥荒。苏联强迫农民放弃土地、加入集体农庄的灾难性决定，以及将“富农”（较富裕的农民）驱离家园，随之而来的种种混乱——所有这些导致了农村地区濒临饥饿边缘的政策，最终都应归咎于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整个一九三二年春季和夏季，斯大林的许多同事从苏联各地向他发送了紧急信息，描述了这场饥饿危机。乌克兰共产党领导干部尤感绝望，其中几位写了长信给他，恳求他提供援助。
一九三二年夏末，这些领导干部中有许多人仍然相信，只要有所作为，还是可以避免更大的悲剧发生。苏联政府本可以像一九二一年的饥荒一样，寻求国际援助。中央本也可以下令停止谷物出口，或是全面停止强制性的粮食征收政策。政府原本可以向饥荒地区的农民提供援助——尽管政府确实提供了一些援助，但远远不够。
相反地，一九三二年秋天，苏联政治局（苏联共产党的菁英领导层）做出了一系列决策，这些决策不仅扩大并恶化了乌克兰农村的饥荒，同时也阻止农民离开共和国寻找食物。在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在饥饿、恐惧、十年来的仇恨和阴谋言论的驱动下，有组织的警察和党积极分子组成的工作队伍进入农民家中，将所有可食用的东西搜刮一空：马铃薯、甜菜、南瓜、豆类、豌豆、烤炉和橱柜里的任何东西，还有农场牲畜，甚至是宠物。
这场饥荒是一场灾难：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间，整个苏联至少有五百万人死于饥饿。其中超过三百九十万人是乌克兰人。有鉴于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间这场饥荒的严重程度，在当时和后来，在流散世界各地的乌克兰人发行的出版物中将其称为“Holodomor”（乌克兰大饥荒），这个词源于乌克兰语中的饥饿“holod”与灭绝“mor”。
但饥荒只是故事的一半。当农民在乡下死去之际，苏联秘密警察同时展开了对乌克兰知识分子和政治菁英的迫害。随着饥荒蔓延，一场针对乌克兰知识分子、教授、博物馆策展人、作家、艺术家、神父、神学家、公务员和官僚的污蔑和镇压运动也随之展开。任何与短暂存过在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一九一七年六月成立后曾存在数月）有关的人，任何推动乌克兰语或乌克兰历史的人，任何拥有独立文学或艺术生涯的人，都可能面临被公开诋毁、入狱、被送往劳改营或处决的命运。无法忍受目睹的这一切，乌克兰共产党最著名的领导人之一尼古拉‧斯克里普尼克于一九三三年自戕。而他并非孤例。
总之，这两项政策：一九三三年冬春的乌克兰大饥荒，以及随后几个月里对乌克兰知识分子和政治菁英的迫害，导致了乌克兰的苏维埃化，摧毁了乌克兰民族意识，并消弭了乌克兰对苏联统一政策的任何挑战。拉斐尔‧莱姆金，这位首创“种族灭绝”（genocide）一词的波兰裔犹太律师，将当时的乌克兰视为其“种族灭绝”概念的“经典案例”，认为：“这不仅是对个人的毁灭，更是对一种文化和一个民族的毁灭。”自莱姆金提出“种族灭绝”一词后，其定义日趋狭隘，更具法律色彩。同时，“种族灭绝”也成为一个充满争议的试金石，被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以及乌克兰内部不同团体用于政治论述。对于将乌克兰大饥荒定调为“种族灭绝”，以及对莱姆金与乌克兰的渊源和影响，将在本书后记中单独深入探讨。
本书的核心议题主要聚焦于：乌克兰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三四年间究竟经历了什么事？特别是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的秋、冬、春三季，究竟发生了哪些事件？是什么样的连锁事件和心态导致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谁应为这场悲剧负责？这场浩劫是如何与更广泛的乌克兰历史和乌克兰民族运动的历史交织在一起？
同样重要的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乌克兰的苏维埃化并非始于饥荒，也并未随着饥荒而结束。乌克兰知识分子和领导人遭到逮捕，这种情况在整个一九三○年代持续不断。此后五十多年，历任苏联领导人强力打压任何形式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无论是战后的反抗还是一九八○年代不满于苏联的声音，都遭到无情的镇压。在那些年里，苏维埃化经常以俄罗斯化形式出现：乌克兰语的地位被大幅贬低，学校不教授乌克兰历史。
最重要的是，一九三二至三三年间的大饥荒历史刻意被隐瞒，学校被禁止教授这段历史。苏联政府坚决否认在一九三二至三三年间发生过饥荒，甚至不惜销毁地方档案，刻意抹去任何因饥饿死亡的纪录，甚至窜改了已公开的人口普查数据以掩盖真相。只要苏联政权还存在，就无法写出佐证文献充分的相关历史著述，得以完整揭露关于这场大饥荒与伴随而来的残酷镇压的历史。
然而，一九九一年，斯大林最担心的情况终于发生了。乌克兰宣布独立。苏联最终解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乌克兰决定脱离苏联。史上第一个主权独立的乌克兰国家诞生，新一代的乌克兰历史学家、档案馆馆员、记者和出版商随之出现。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九三二至三三年大饥荒的真相现在得以完整揭露。
本书的讨论始于一九一七年，以乌克兰革命和一九三二至三三年间遭镇压而瓦解的乌克兰民族运动拉开序幕，并以探讨当代乌克兰的记忆政治为终章。本书聚焦于乌克兰的饥荒，虽然是苏联大饥荒的一部分，但其成因与特性独树一帜。历史学家安德烈‧格拉齐奥西指出，没有人会将概括“纳粹暴行”的历史与希特勒针对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特定迫害混为一谈。同样的逻辑，本书探讨一九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苏联境内的饥荒——这也导致了高死亡率，尤其是在哈萨克和俄罗斯的一些特定省分——但更多直接聚焦于乌克兰的惨剧。
本书呈现了近二十五年来对乌克兰的学术研究成果。在一九八○年代初，罗伯特‧康奎斯特收集了当时所有关于大饥荒的公开资料，并于一九八六年出版了《悲伤的收获》一书，至今仍被视为研究苏联历史的里程碑之作。但自从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后的三十年里，全国各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口述历史采集工作，收集到了数千份珍贵的第一手口述历史和回忆录。与此同时，基辅的档案馆与莫斯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变得更加开放且容易使用。乌克兰解密档案的比例在欧洲名列前茅。在政府的支持下，学者们纷纷出版了大量文献集，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